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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周恩来在9•13事件之后-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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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的这种两难处境，周恩来是最清楚不过了。周恩来能够做的，就是看准毛泽东的意思，积极推动，并加以落实。但这个弯还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反而不利。要等待时机。
1972年8月1日，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传达后，邓小平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在信中揭发和批判了林彪集团的罪行，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再次明确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请求。信中写道：“在去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敬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一林彪飞机坠毁（4）
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批示至少肯定了邓小平的4条历史功绩，即：在中央苏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建国后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虽然没有明确批示让邓小平立即出来工作，但其中深意，周恩来领会到了。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甚为激动。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批示的实质了。批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肯定，在于毛泽东为邓小平的复出再次发出了一枚绿意浓浓的“信号”。
周恩来当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并指示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8月15日，周恩来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工作人员、秘书调回邓小平的身边。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将要复出极为恐慌，百般阻挠。就在周恩来批判极左，为邓小平等一大批干部早日出来而积极工作时，江青一伙却把周恩来此间的言行诬为“修正主义的回潮”、“右倾回潮”。为此，邓小平的复出延误了好几个月。
也就在这段期间，周恩来的小便出现了不正常的红血球。早期膀胱癌的诊断以及自己对身体的感觉，使周恩来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而当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忧虑。1月份，毛泽东因心肌梗塞突然休克，令周恩来大惊一场。邓小平的复出随着越来越现实的谁来接班的问题而益发显得急迫了。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远放在桂林的谭震林，说：“谭震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谭震林曾因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于1967年2月和陈毅、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大闹怀仁堂”，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次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让谭震林回来一事，同时也趁机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随后，周恩来又找纪登奎、汪东兴二人面谈邓小平复出之事。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邓小平一家被安排在京西花园村的一个院子里。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去看望邓小平一家。
1973年3月上旬，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复职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江青、张春桥自然是百般阻挠，以种种借口予以反对。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也毫不客气。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决定。
3月9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毛泽东，并附信报告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便于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
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以便他复出后好开展工作。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周恩来立即批示汪东兴，将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参阅。
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有职还得有权，不能有职无权。
3月28日，周恩来同李先念等人到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这是周恩来与邓小平分别6年多后的第一次见面。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久久没有分开。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希望，全在这一刻通过无声的语言眼神、手势表达出来了。
第二天，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字里行间透出抑制不住的兴奋：“他（邓小平）的精神、身体都好。29、30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来见主席。”
3月29日，周恩来同邓小平一起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经过近7年后的第一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8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一林彪飞机坠毁（5）
同日晚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两天后，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借机传达了政治局会议关于邓小平工作的决定。他说：邓小平同志的身体很好，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他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当中央政治局讨论重大事项时，邓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通过一切合法渠道，重新树立邓小平的威信。
周恩来还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周恩来还抓住一切机会，向外国政要介绍邓小平。他在陪同访华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外地参观时，向特鲁多等人这样介绍邓小平：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4月9日，已经恢复了工作的邓小平偕夫人卓琳一同到玉泉山看望在那里治病的周恩来。关于这次会面，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是这样记载的：
“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父母亲心中说不出的悲伤。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几年之中的风风雨雨、心酸苦辣，岂是言语所能表达。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积蓄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说。’讲完后，他对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接着，他十分郑重地对邓小平夫妇说：‘小平的保健，你们要从吴家选一个人。’吴家，指的是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此时，周恩来要向邓小平交代的，是邓小平在未来的工作中将要面对的险恶的政治处境。此时，周恩来所关心的，是邓小平的保健，既有技术上的保证，又要人选得可靠。重病中的周恩来，这样地关心邓小平，是因为他信任邓小平，是因为他把他的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身上。”
4月12日晚，也就是邓小平去看望周恩来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次招待会，邀请了众多的中外记者．周恩来特意让邓小平也出席这次招待会。这是在政坛沉寂了七年之久的邓小平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
这次活动，也就等于公开向国内外昭示：邓小平已重返政治舞台。
招待会结束后，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走下楼梯的不是各国外交官，而是一向敏感的各国新闻记者。他们都争先恐后地直奔西单的电报大楼，向全世界传播一条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至此，周恩来也稍稍吁了口长气。当年，当邓小平一家将启程赴江西时，周恩来亲自拨通了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电话，指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不能当全劳力，要有人照顾他们。同时，周恩来还否定了江西省革委负责人准备把邓小平一家安置到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的赣南山区的意见，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最好是独门独院的两层楼房，既能出来在院子散步，又要能保证安全。周恩来的这种特殊安排，是否意味着他当时就预料到邓小平必将重返政治舞台，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周恩来的安排无疑是在危急之中将被林彪推向急流险滩的邓小平拉向了一个避风的小港湾，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再度“起航”给予了希望和保证。
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可以考虑让邓重返政治局。江青说：“邓小平要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毛泽东说：“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
曾参加过4月12日盛大招待会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在她后来所著的《邓小平》一书中，对当时同一大厅内的权力对峙场面作了这样的描述：
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指邓）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这位匈牙利记者的洞察力是深刻的。这里，我们无需去揣测当时双方各自丰富的心理内涵，只是有一点是无疑的：江青一伙对邓小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江青那两块阴森森的镜片后面，露出的是一股“别高兴得太早，走着瞧”的凶光。
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无疑，这对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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