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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赋税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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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抑并兼”上下点功夫，他采取的措施是实行“五均六 ”。
六 就是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盐、铁、酒、山泽、五均赊贷、钱布铜冶等六项事业实行国家统制管理，实行课征，避免落入豪民富贾手中，于国于民不利。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下令推行“六 ”，“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征课的方法：凡采自山林水泽的鸟、兽、鱼、鳌、百虫，畜牧收入，缤妇桑蚕、织纤、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其它方技，商贩贾人开的店铺，小摊及饭馆客店等，都必须把他们的经营业务及营业收入，向所在官府如实呈报，官府在扣除成本后，按其盈利征税，税率为十分之一；如果不如实呈报或隐瞒不报，偷、漏税收的，轻者没收其财产，罚作徭役一年；重者罪至死。征课范围之广，处罚之严，是王莽朝的一大特点。
王莽行“六 ”之法，名为“齐众庶，抑并兼”，而真正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不过，执行结果在限制商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兼并农民等方面，确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六 所涉项目均系人民日用生活必需品，或送往迎来、喜丧必备之物，即使物价昂贵，也不得不买，所以财政收入是有保证的。但是，有的物品如鸟、兽、鱼、螯之类，有的收入如织 补缝等，收入有限，也都在管制范围之内，政府统统课税，等于剥夺了经营者的生计，这样，平衡负担不过是一句空话，反而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弄不好，还有被罚的危险。加以王莽任用的官员多系官商结合的豪族，如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韦等，都是“乘传求利，交错天下”的大商人，他们勾结官府，朋比为奸，多方苛剥百姓。财政收入完不成，府库充实不了，又重罚于民，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加速了新莽王朝的败亡。
第五节 秦汉的工商杂税
秦汉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税收，其中田赋收入又占很大比重。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造成了汉代经济的繁荣，为国家财政提供了丰厚的财源。国家赋税收入品类项目，由汉初的田租、口赋、更赋、关市税、山泽税等几大项，扩大到武帝时期人头税、财产税（收益税）、消费税、专卖收入等很多类，税源之多，税目之广，财政的充实，是秦代以前各代所不能比的。根据史籍记载，秦、汉时期的工商税有缗钱税、车船税、贳税、贳贷税（上属收益税性质），关市税、牲畜税、盐税、铁税、酒税（上属消费税性质）以及山泽税和其他杂税等内容。
一、缗钱税、车船税
缗钱税和车船税，是汉武帝时期开征的一种新税。当时武帝对外用兵，军费开支很大，国家财政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而商人积货逐利，不佐公家之急，汉王朝乃根据“重本抑末”政策，在工商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对商人的缗钱和车船临时征税。这种税的特点，一是为了满足国家某一暂时的需要，属于临时性征收；二是专对搬运商货的车船及商人手中的现钱（缗钱）课阁，虽有税率规定，但带有捐的性质；三是征收的对象是商人（后来发展到所有车船主），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一部分。
（一）缗钱税：对商人手中积存的缗钱及货物所征的税。缗为丝绳，用以贯钱，一千钱一贯，缗钱税就是按贯征税。
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初算缗钱”。凡商人、手工业作坊主、高利贷者、放债取利者及囤积居奇、谋取盈利的人，都是征收的对象。
缗钱税的征收方法，首先由财产所有者根据自己的财物积存数额据实上报，官府经过查验，按率征税。对交易额（折钱）或贷款额，税率按缗钱计算，每二千钱一算（一百二十钱），税率为6％；手工业生产者和金属冶炼者，其用来买卖或储积待卖的物品，都要折算成钱，每四千钱一算，税率为3％；凡隐匿物品不估价陈报，或陈报数与实有数不相符的，除没收其缗钱财物外，还要罚犯税令者到边境服一年徭役。
（二）车船税：对车、船所有者征收的税。此税始于西汉武帝年间，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初算商车”。征收的对象为商人和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以外的其他车、船所有者。凡商贾的轺车（由一匹马驾驶的轻便车）每辆二算；其他人有轺车者，每车一算；如属官吏、三老、北边骑士，其占有的车不征税。五丈以上的船征一算。
汉武帝的缗钱令，首先针对当时的商人和手工业主，对他们所有的钱、物征税，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又扩大了征收范围，凡豪家及中产之家的财产，包括缗钱商货、车、船、田宅、牲畜、及至奴婢等，均在征税范围，需要一一评定，汇总征税。这种做法，必须遭到豪富巨商的抵制；或以多报少，或匿而不报，不愿分财以应国家之需。其实，汉武帝早已估计到这个问题，颁布税法时，即有罚则规定。所以，当豪富巨商争相匿财时，汉武帝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颁布告缗令，并任命杨可主持告缗工作，鼓励大家揭发检举偷、漏税之人；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还出赏格，对告缗者赏给查出财的之半。其结果，“杨可靠缗遍天下”，中层以上之前大抵皆被告，国家因此而得到大批财物。抄没来的财物上亿，罚没的奴婢千多万，没收充作公田的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宅亦相应没收。不过，算缗、告缗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因为商贾中产以上大多数都被告受罚，以至于破产，造成商民讲究吃喝的多了，从事蓄积的少了；同时，从事车船运输贸易者也少了，导致商品供应紧张，物价上涨。总之，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从长远看，势必影响国家收入的增长。
二、贳贷税
指对出贷金钱或粮食所得利息所课的税，相当后代的利息税。
在汉代，商人势力很大，他们凭借冶铁煮盐，或巧取豪夺，积累了大量金钱，然后把这些钱出借，以获取很高的利息。为典型的高利贷者。
汉代的高利贷利息很高。高利贷者有时乘天灾税苛之际，收取加倍的利息，借一百还二百。由于利息率高，剥削残酷，所以，不少受高利贷剥削的人，陷入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的困境。
汉代的工商业兼高利贷者，通过苛刻的债息，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不少列侯封君，有时也不得不向他们借债。由于借债者多，利息很高，很多高利贷者转瞬之间成了亿万富翁，如《史记》上记载的无盐氏、宁成等都属于这种人。
汉代统治者对高利贷也作过一些限制，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统治。据记载，旁光侯刘殷、陵乡侯刘新，都因“取息过律（率）”受到法律制裁。至于官储规定放债利息的最高限额是多少，史无记载。
除了限制放债利率外，官府还对高利贷的利息收入课税，这就是贳贷税。贳贷税的税率，在缗钱令以前，不得而知。但在缗钱令发布后，则要对其本金课以百分之六的税（二千钱一算），据此推算，缗线令前的税率不会超过百分之六。
由于高利贷能致巨富，在汉代，一些王公贵族也参与放债取息活动，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权，不向公家纳税。汉王朝对偷、漏税款的行为大力打击，偷、漏税款的即使是王侯之家，也要论罪。元鼎六年，旁光侯就因放高利贷不交税，利息又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受到法律制裁，只是后来遇赦才免除刑罚。
三、牲畜税
这是对牲畜所课的税。汉初，对牲畜并不征税。汉武帝时，因对外用兵，师旅之费不可胜计，国家财政开支不足，所以，在实行盐铁酒专卖，铸造货币的同时，也对牲畜征税。
牲畜税征课的对象，《西域传》上说包括六畜，即马、牛、羊、鸡、犬、豕。对马的征课，主要是因为武帝多次同匈奴作战，战马损失很大，有时一次战役要死伤十余万匹，为了补充战马的不足，曾鼓励或强制官、民养马，大量繁殖牲畜，后为发展到对官、民马匹的强制征收。
牲畜税的税率，汉成帝时为百分之二。即不分牛、马、羊，一律按头数折价，每千钱交税二十。至于猪、鸡、狗是否征税，史书上没有记载，翟方进传上也只列举了马、牛、羊三种，据此推测，汉代可能只对马、牛、羊征税。
四、关市税
关市税包括关税和市租三部分。
（一）关税
在汉代，关税属于通过税性质。包括内地关税和国境关税两种。内地关税是指对通过主要关卡的货物的征收；国境关税则是指同匈奴等民族通商贸易所征的税。
秦汉以前，设关的主要目的是检查行旅货物，以纠察违法行为。但是关卡之多，为各国商旅所不便。秦统一全国，为商业交往开通了道路。汉初，为了促进经济的恢复，“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以沟通各地财货，活跃城乡经济。文帝时，把关也撤掉了。景帝四年春，因吴、楚、赵、胶西、济南、淄川等七国联合发动叛乱，又复置诸关，但没有说明收税之责。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才有明文记载，在武关设官收税，不过税率不高，所收的钱，也不列入国家财政，仅供“关吏卒食”，所以财政意义不大。发展到东汉，关税日显重要，征收也较繁苛。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歪上台时下了一个诏文，指出关津加重征税，于商民不便，今后要减轻关津之税，恢复十一税率。可见，东汉末年，关税税率已超过百分之十。至于同匈奴设关贸易，主要是为维护民族关系，是否课税，如何课税，税率高低，有无优免，等等，史籍没有记载。
（二）市租
市租是对市肆商品营业额所征的税，具有营业税性质。
汉代，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走向繁荣。当时重要的城市，除长安是全国的政治政治中心（东汉为洛阳）之外，还有成都、宛、寿春、临淄、邯郸、江陵、吴、合肥等大商业城市；至于中小商业城市，更是遍于全国。西汉有郡国一百零三个，县邑千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东汉郡国、县、邑、侯国计一千二百八十五，这些地方都有市肆或集市，所以，对市肆征税，便成了汉代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市税很早就有征收。汉初，在临淄即征市税，据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这里面可能有夸大之处，不过，也说明当时市税收入是不少的。
市税的纳税人，包括市肆上的有市籍者和流动商贩。由城市中主管市政和部政的市吏或市啬夫定期收纳，或到集市上随时收纳。对那些不遵法纳市租的商人依法律制裁。
汉代的市税收入，属于地方收入，专用于侯国封君的私奉养，归王室收入，不直接列入国家财政范围。
五、山海园林池泽税 是对山、海、江河、湖泊、草原、池塘、园圃、池 等的出产所征收的税。属于皇室财政收入或是封君列侯的私收入。它包括三部分：
（一）山泽税
山泽的出产，一般包括金、银、铜、铁、锡等矿产，珍禽异兽等特产，以及食盐、竹木等类。因为山林土地属于皇帝所有。因此，山林土地的出产物，也应归属于皇室收入。当人民进山采取山林出产后，国家按规定征收山泽税，用以解决封君的奉养之需。
在汉代财政收入中，山泽收入占有一定地位。据记载：吴地有豫章郡铜山，吴王濞则利用汉初放松对山海之禁的机会，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获利很大，因而国用富饶初放松对山海之禁的机会，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获利很大，因而国用富饶
（二）得自江河湖海的收入
得自江河湖海的收入，一般包括鱼、贝、菱、莲、藕、芦苇、花草、果木、菜蔬等产品的收入。此项收入，亦属皇室和封君收入。在西汉，少府置果丞、海丞各一人，主持收税工作。只是到了东汉，才把山泽税改属大农。
对江海池陂的征税，遇上凶荒年成，也有减、免照顾。如元帝即位初，关东大水，百姓饥荒，疫病流行，元帝乃下诏：“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税。”即允许人民在皇室管辖下的江海池陂里捕捞以救灾，对其收入不征税。
六、其它收入
汉代，除了向人民征收财产税、消费税，并通过专卖取得收入外，还让地方贡献和纳酎金。贡献，是指各诸侯王、郡国把他们本地生产的特产，定期或不定期地贡纳给帝王。贡献数量，由各诸侯、封君自定。但除了重灾之年经特许免贡外，每年都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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