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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赋税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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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泛之役，或称杂差，即无一定名目，临时编签的徭役。一般包括三类内容：（1）兴修水利，如治水、修渠、筑坝等；（2）为中央政府充工役，如修城、建筑宫室、运粮、修边防工事等；（3）为地方政府充杂役，如斫薪、抬柴、喂马等等。
明初的赋役较轻，有利于促进经济的恢复发展。
三、明中期的一条鞭法
明初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使农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自汉、唐以来的第三个鼎盛时期。但是历时不久，就爆发了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明初较为轻简的赋役制度也遭到破坏。统治者为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不得不就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改革。在赋役制度方面是实行一条鞭法。
（一）实行一条鞭法的原因
明自英宗以后，皇帝多深居皇宫，不理朝政，生活日益侈糜，宦官乘机把持朝政，如英宗正统时的王振、宪宗成化时的汪直、武宗正德时的刘瑾等；他们与贵戚、贪官相互勾结，朋比为奸，贪污受贿，抢占民田，甚至殴杀百姓，擅改刑律，致使民怨沸腾。与此同时，土地兼并之风，日甚一日，致使国家课田面积急剧减少，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课田面积不及洪武二十六年课田的一半，而且还在继续减少。加以连年灾荒，人民难以存活，不少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辗转流亡，形成庞大的流民队伍。天顺、成化（公元1457…1487年）三十年间流民达一二百万。国家户口大量减损。永乐年间人戾达二千万，迄孝宗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仅剩九百余万，减少一半有余。
在赋役册籍方面，进入明中期后，因久不登造赋役册籍，加之豪猾奸民为了逃避赋役，又与吏胥里相互勾结，篡改图册，赋役册籍遭到破坏，赋役征收出现了混乱状况。从田赋方面看：土地版籍脱讹，疆界不清，官田变民田，民田负官田之税；产去税存，有田无税的现象十分严重；田赋的征解，弊端百出，粮长征解制度渐趋破坏，致有粮长将自身的赋税令民包纳者；以富欺贫，以强凌弱，佃民百姓倍受苛扰。从徭役方面看：官吏、里胥，上下其手，舍大取小，避强削弱。赋役负担严重不均。
赋役制度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役收入，而国家财政支出却年逐年增加，以致“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为了补充财政亏空，明政府便广开聚敛之门，苟征杂敛不断增加。宣宗宣德时，已经将永不起科的额外垦荒田，依例课税。英宗时，以米麦折银，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拨入皇帝控制的内承运库，原称折粮银，后通称“金花银”，宪宗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折征比例改为一石折银一两，这仍然满足不了国家庞大的开支，于是“其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算税契、折民壮、提偏均役、推广事例兴焉。”世宗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初行田赋加派，在南畿、浙江等州县加派一百二十万两，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在江南征“额外提偏”四十三万五千九百余万两。
明代中后期官府的苛敛、污吏的贪暴、豪强的兼并，已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化，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官吏中一些头脑较清醒的，曾试图改变赋役制度。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应天巡抚欧阳锋在履亩丈田，划定等别的基础上，实行“征一法”，即将一切应征的粮米，皆计亩均输，并以田定每年之役。此后又有细银法、一串铃法等办法实施。神宗万历初年，张成正为首辅，全面整顿军事、政治和经济，在财政主实行一条鞭法。
（二）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
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出任首辅，他认为国家田额减少的原因是“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田额顿减”。为了抑制兼并，均平赋役，他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其扰法者，下诏切责之。”在清丈土地的过程中，户部尚书第学颜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撰会计录以勾稽出纳。又奏列《清丈条例》厘两京、山东、陕西勋戚庄田，清益额、脱漏、诡借诸弊。”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完成了清丈土地的工作，全国实有土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较弘治时增加三百万顷。在丈量的过程中，有些官吏用以小弓丈量等手段虚增田亩数额，致使田额不甚准确。但毕竟清出了一些隐田，这对防止豪民兼并，转嫁赋税起了重要作用。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全面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法，此法在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由御史傅汉臣奏行，嘉靖末，浙江巡抚庞尚鹏行于浙江，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海瑞行于江西，至万历九年通行全国。其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一条鞭法的基本精神是：
1赋役合一：各类徭役，随田赋一并征收。
2正杂统筹：正税与杂税、额办与派办、力差与银差等等，均按田地、丁额均摊。
3官收官解：改粮长征解制为官府统一征收、解运之制，徭役也由官府统一雇募。
4实物征银：各种征派，皆计亩征银。
这种赋税制度手续简便，易于袄地。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土地兼并的速度，对豪猾之民诡避赋役、转嫁赋税也有一定限制作用。而且，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只要有田，就要出役，实行赋役合征，这就限制了官僚的免役权。从而使国家的赋税收入大有增加。万历十年至十五年，太仓积粟得到充实，“公府庾廪，委粟红贯朽，足支九年。”
（三）实行一条鞭法的意义及流弊
一条鞭法的推行，主观上是为了维持明王朝的封建编译，客观上却起到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这项制度是我国赋役史上的一大变革。
首先，一条鞭法将赋与役合并为一，这标志着中国沿袭二千余年的丁、产并行的赋役制度，正在向以物（田）为课税对象的租税制转化，自此，劳役制渐归消失，这是中国赋税史上的重要转折。其次，一条鞭法规定计亩征银，从而大大扩展了货币之征的范围，这对明中期以后货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第三，农民以银代役，使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了；而国家出银雇役，则标志着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日益加强。
封建社会内部的改革，不可能改变那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一条鞭法的推行，尽管曾经一度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其局限性是很大的。这种局限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痼疾，二是一条鞭法自身的弊病。从社会方面看，一条鞭法取缔了勋戚、宦宫的免役特权，于是勋戚、宦官便采取种种手段转嫁、逃避赋税，甚至阻挠一条鞭法的实行，从而限制了一条鞭法的积极作用。从一条鞭法自身而言，这种税法将各种随田起征的赋役合并征收，手续固然简便，但纳税人无从确切知道所纳何税，致使胥吏得以夤缘为奸，洒派增减，弊病百端；一条鞭法计亩征银，虽然是一种进步，但百姓需将粮米换成铜钱，再折成白银，这中间，农民不可避免地受商人的盘剥，而钱、银与粮米的比价经常变动，不论是粮贵钱贱，还是钱贵粮贱；受剥削的总是贫苦百姓，由此必然加重人民的赋税负担；一条鞭法没有彻底废除丁银。“如有丁无粮者，编为下户，仍纳丁银。”这就说明，一条鞭法的赋役合一是不彻底的。此外，一条鞭法虽然推行于全国，但各地实行之时，出入很大，没有一处是尽遵一条鞭法的，所以，“一条鞭法行十余年，规制顿紊。”
四、明后期的田赋加派
明朝田赋的加派最早发生在武宗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十二月，当时乾清宫发生火灾，为复建乾清宫，全国加派田赋一百万两。以后又有嘉靖三十年的加派一百二十万两，嘉靖末的额外提编，仅江南即达四十万两。实行一条鞭法之际，加派稍有收敛，至万历中，加派剧增，如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平宁夏总兵嗦拜叛乱的加派，接着是援朝抗日的加派，然后是镇压播州杨应龙起义的加派，史称“三大征”加派。但当时这种加派尚属临时性的，事毕即止。及至辽东战事兴起，加派迭增，并且成为经常性的“岁额”，自此，人民的赋税负担便成倍增加了。
明朝后期的田赋加派，主要有三种名义，每一种名义之下，又有若干加派数额，累次增加。（一）辽饷加派。辽饷加派是以辽东战事紧急，军饷不足的名义而加派于民的赋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辽东努尔哈赤建后金后，向抚顺进攻，明王朝为加强辽东防御，便仿照援朝抗日加派之例，每亩加派三厘五毫，次年又亩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亩加二厘，三年每亩累加至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两。只有畿及贵州未加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清兵劫掠永平、顺天等府，于是除永平、顺天府未征，畿内其它六府减半征收外，全国普遍亩加三厘。自此，加派之赋，每亩达一钱二厘。总增赋达九百万。
（二）剿饷加派。崇祯时，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各地，明王朝为增加兵饷，镇压农民起义，遂于崇祯十年加派剿饷。剿饷每亩加米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嗣后又亩加一分四厘九丝，先后共加派三百三十万两。 （三）练饷加派。剿饷加派定一年为期，但农民起义的烽火越燃越旺，为增收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饷，又另起名堂继续加派，即练饷加派。崇祯十二年亩加练饷银一分，人加派七百三十余万两。
除上面三项主要加派之外，崇祯八年又有助饷加派，即加官户田赋十分之一，民赋十两以上者亦加十分之一，即按税银加派，每两加一钱。
明朝的田赋加派，是明后期的突出弊病，加派虽出于田，但负税者是广大劳者人民，所以加速了农民的破产，也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崩溃。从加派中得到好处的是官僚和军将，他们利用加派之机，侵吞税课，贪占军饷。结果尽管加派迭增，而军队欠饷累累，民不聊生，军怨沸腾。
五、赋役的蠲免与官户免除赋税制度
太祖时，凡遇水旱灾荒，尽蠲二税；弘治时定全灾免钱分，九分灾免六分，八分灾免五分，以下递减至四分灾，免一分，又只免存留，不免起运，以后为永制。
明朝徭役的减免，除为表示敬老、敬圣和表彰之意而有减免外，其它徭役的减免则不常见。明朝对官吏和士大夫优惠倍至。太祖时，对亡故的官员之家，名三年徭役，朝臣、功臣之家免杂役。英宗时，监生之家免差役二丁，云南土官四品以上，优免十六丁，五品、六品免十二丁，七品免十丁，八品、九品免八丁，杂职免六丁。弘治时，亲王免役二丁，郡王免一丁。明末，县的丞差、知印、吏典等下级官吏可免一丁；教官、监生、举人、生员皆免二丁，而京官一品可免三十丁，二品可免二十四丁。官吏免田赋更多，免田额有达二三千亩者。官吏免役、免税的特权越大，人民的负担越重。
第三节 工商税收
一、盐专卖
太祖朱无璋在称吴王时（公元1367年），即立盐法，实行征税制，令商人贩卖，税率为二十分之一，所得盐税，以充军饷。不久又加倍征税，后听胡深之议，税率复旧。建明之后，实行专卖之制。
（一）盐的产、销制度
明朝盐的产制：制盐民户称灶户，按户计丁，称盐丁；按丁规定产盐定额，也称正盐或正课；正课之外所余之盐，称余盐。明初，为鼓励盐的生产，注意优恤灶户，给灶户划拨草场，以供樵采；可耕之地，许灶户开垦，并免灶户杂役。以后，盐场设立总催官，负责办盐课，督促生产。总催官多刻剥灶户，致使盐丁贫乏，英宗正统时（公元1436…1449年），灶户不甚总催官的剥削，纷纷逃亡，流移转徒，仅松江一地负盐课六十余万引，盐产量大减。
灶户生产的盐包括正盐、余盐，一律缴给官府，称为盐课；灶户纳盐课之后，官府给以工本米：正盐每引四百斤，支工本米一石；余盐每引二百斤，支工本米一石。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工本米折钞发给，但各地折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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