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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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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敌人现在把空袭的办法采取夜袭的形式,因此在满月时是有危险的。对伦敦和其它城市的“闪击战”,或称为夜间空袭战,这样,从9月7日开始,“不列颠之战”就持续不断。将矛头指向伦敦,事实上是敌人犯了战略性错误,因为这就忽略了摧毁设在这座城市前方的皇家空军兵站和雷达设施的任务。当然,夜间空袭会使平民百姓的士气受到挫伤,给地方当局的工作带来麻烦。但事实上,这不是一场“闪击战”或夜袭战,而是一场摧毁民众抵抗意志的长期消耗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敌人不利的是,人们逐渐习惯了这种空袭,而且能想出各种有效措施来对付任何一种直接的袭击。丘吉尔10月8日在下院的讲话中认为,值得强调的是,按照目前的破坏率,要过10年才能将半个伦敦摧毁,“当然,在此之后,破坏会逐渐减弱”。    
    与此同时,当老百姓的家园被毁时,对他们所遭受的实际人生损失还不能低估。丘吉尔对某些受到伤亡的场合进行了视察,有一次在9月初,他迅速赶到伦敦港船坞的一个出事现场,当他看到伤亡的悲惨场面和人们对他发自内心的热情时,他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伊斯梅后来写道:    
       他们哭喊道,“好心的老温尼,我们想,你是会来看我们的,我们能够经受得住,给他们狠狠地回击。”丘吉尔失声痛哭。当我使劲让他穿过人群时,我听到一位老年妇女说,“你看,他真关心我们,他哭了。”他镇定了一下情绪,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码头走了。    
    部分是由于8月份在马加特有了初步的经验,因而当丘吉尔看到一家小饭馆因遭空袭而给业主带来不幸时,战时内阁就作出安排,制订出一项对空袭受难者慷慨补助的计划。另外,正是丘吉尔本人坚持,把伦敦地下铁道的某些地段,作为防止空袭的掩蔽部。同时他还认为,由于汽笛一响,人们就要躲起来,造成工厂和机关很大的混乱,于是他指令在警报体制上采取第二步措施,即设立屋顶对空瞭望员,或他所称的“杰姆乌鸦”紧急警报制度。他还说服下院,采取适应新形势的会议制度,规定在天黑时开碰头会,而事先不再发通知。白厅无疑是一个较重要的目标,10月中旬有一天,在丘吉尔告诉唐宁街10号厨房工作人员要注意躲避后仅几分钟,一枚炸弹就落在财政部办公楼院内,厨房窗户上的厚玻璃被震得粉碎。    
    尽管空袭引起的破坏并不像战前所想象的那样厉害,但也是很严重的,致使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感情上产生巨大影响。丘吉尔已经预料到这一点,约瑟夫·肯尼迪大使向他报告说,罗斯福总统在5月间相信,“假如英国一些有名的地区遭到轰炸,美国将要参战。”丘吉尔也让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洛西恩勋爵得出这样的印象,总统应意识到危险所在,如果德国入侵英国取得成功,英国舰队则将成为“某一吉斯林式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罗斯福尚未立即作出美国参战的决定,但他还是明确表示给予同情。6月10日,他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宣称,意大利的参战意味着“在他的邻居的后背捅刀子”。他保证,美国一方面要援助盟国,同时也要重整自己国家的军备。6月19日,他任命了两位新的政府部长,这两个人均属共和党,都以对盟国的事业持同情态度而著称,一位是弗兰克·诺克斯上校,任海军部长;另一位是经验丰富的亨利·史汀生,任陆军部长。史汀生是为数很少的杰出军事领导人之一,年龄稍大于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担任过内阁部长。    
    丘吉尔以“前海军人员”名义与罗斯福通信,保持个人联系,而且十分密切,他曾就袭击法国舰队一事与总统进行过磋商,并取得他的同意。早在5月中旬,他请求罗斯福向英国提供40艘到50艘老式驱逐舰,以补充英国的海军。到7月末,他重又提出了这一要求,并着重指出:“总统先生,我怀着崇高的敬意向您说明,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上,这是目前当务之急的一件事。”    
    8月2日,罗斯福召集了一次内阁会议,讨论了这件事。会议一致同意需要经过立法,并对罗斯福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的共和党对手温德尔·威尔基进行说服工作,要他支持罗斯福的态度;还要求丘吉尔重申,保证不允许英国海军将这些军舰落入德国之手;而美国舆论仍也倾向于同情盟国的事业。9月初,罗斯福终于决定使用他个人的行政权力而不经过立法程序就向英国提供50艘驱逐舰。为此达成一项交易,英国政府愿意将在西印度群岛、百慕大以及纽芬兰的海空基地,租借给美国,为期99年。8月20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说作了概括说明:    
    毫无疑义,这种措施意味着英语世界的两大民主国家,大英帝国和美国,为了相互的共同利益,在它们的某些事务中将彼此结合起来。我个人觉得,瞻望未来,这种措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即便我想制止也制止不了,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么做。就像密西西比河一样,它将滚滚奔流。让它奔流吧!让这势不可挡的温暖的滚滚洪流奔腾向前,一直流向更广阔的原野和更美好的日子。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5节 最光辉的时刻(4)

    结果表明,这50艘驱逐舰对英国海军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实际价值。原来认为,这些舰只会在1940年夏到1941年春期间填补英国海军建设计划的空缺。但由于需要整修,迟至1940年12月底,只有其中的9艘编入海军服役。这项协议在心理上的重要性,是它最重要的因素,它使美国在战争中所承诺的援助英国的义务,达到了在此之前所不能想象的程度。    
    9月底,张伯伦患的癌症已明显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刻。他辞去政府的职务和保守党领袖的位置。丘吉尔任命出色的原文职官员、现任内政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接替张伯伦为枢密大臣,掌管国内事务委员会的工作;赫伯特·莫里森替代安德森成为内政大臣;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和劳工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两人进入战时内阁,从而使战时内阁变为8人。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丘吉尔本人应邀担任了保守党领袖。在此以前几个月,这似乎还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如《泰晤士报》所指出,“时间造就了‘不朽的时势艺术’,从近年来的政治史看,再也没有比预先对各类事件作出的估计更不可靠的了。首相对国家事业明显表现出的朝气和活力,基于他竭尽全力来消除英国军备现存的软弱状态,使形势出现了新的因素,即首相的个人威望惊人地提高。他能通过广播,用其前任未曾使用过的方式向广大公众呼吁。据英国广播公司听众研究部估计,有64%以上的成年人,收听了他在7月14日发表的广播讲话。演讲本身所具有的高质量使人们广泛产生了兴趣。小说家兼诗人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在6月写给她丈夫哈罗德·尼科尔森的信中说:    
    我想,人们之所以被他所使用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词句所打动,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感到,在这些词句背后,有着像一座坚强堡垒那样巨大的力量和决心全力支持着,而决不是字斟句酌、咬文嚼字的缘故。    
    8月初,丘吉尔的深孚众望被《新闻纪事报》公布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所进一步证实。在问到他们是否赞成还是不赞成丘吉尔的领导时,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88%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只有7%的人表示反对,5%的人持怀疑态度。表示赞成的人所占的比例,要远远比张伯伦所获得的高。    
    在这种情况下,保守党热切期望将自己同丘吉尔的名字与声望联系在一起;至于他本人则可能感到,鉴于以往发生的事情,他宁愿保持独立身份,因为他毕竟只有一部分支持者。另一方面,保守党在下院仍据有相当大的多数,如果丘吉尔拒绝充当领导人,则很有可能将自己放在一个听凭愿意接受这一位置的人摆布的境地,这个人大概就是哈利法克斯。他对哈利法克斯怀有很深的敬意,但在气质上他与哈利法克斯却大相径庭。正是考虑到这些,丘吉尔才同意接受这种领导地位。保守党的会议在威斯敏斯特的卡克斯顿大厅举行,哈利法克斯提名丘吉尔,随后得到一名老资格的后座议员乔治·考托普爵士的附议。据《泰晤士报》报道,在丘吉尔步入会议大厅时,他“受到极大的欢迎,与会者起立,热情鼓掌欢呼”。    
    这时,丘吉尔无疑会得到全国的拥护,不仅如此,这种拥护由于国外、特别是英语国家的共鸣而反过来得到加强。9月,澳大利亚举行了一次普选,两大政党均把自己的事业与丘吉尔的名字联在一起,澳大利亚联合党喊出的口号是“孟席斯同丘吉尔站在一起”、“支持政府就是支持丘吉尔”。孟席斯在这次选举中获胜,但9月末,他给丘吉尔写了一封就“达喀尔事件”表示愤慨的信件,说他的政府事先没有得到通知。    
    达喀尔位于法属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向这里派出一支远征军,其目的在于用奇袭的方式支持戴高乐控制该地,但这次行动未获成功。丘吉尔拒绝对任何细节作公开的解释,他告诉孟席斯,“我确实认为,从我的名字在澳大利亚大选中被利用这一点来看,我们的这些努力亦即丘吉尔政府在澳大利亚博得了人们的称赞。”肯尼迪大使在给美国国务院拍发的电报中,称达喀尔的失利是“对丘吉尔的声望第一次真正的打击”。但持这种看法的人仅占极少数。这件事无疑对选举丘吉尔为保守党领袖一事,没有造成丝毫影响,这次选举在此后不久举行,并且“毫无异议地”一致通过。    
    


第三部 余生第1节 反对党领袖(1)

    丘吉尔在他的《随想与奇遇》一书中,曾描述了他在1915年从海军大臣职位下台时的震动。本书已引用过他的原文:“像海兽由深海上泅,或像潜水员突然上浮,因压力的下降,使我的血管有爆裂的危险。”1945年7月,他经历了类似的痛苦,他没有预料到选举的结果竟会使他丢失首相的职位。几天之内,他有一大堆事务有待清理,但即使这样,在进行这些工作时,他仍感十分难过。在7月27日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艾登注意到他神色沮丧。由于必须迁出唐宁街10号,他在克拉里奇饭店的顶楼住了几天。当议会在8月1日复会时,他有时住在那里,有时住在恰特韦尔。当他随着许多新议员稍晚一点进入议会时,保守党人冲他叫喊:“一个快活的好伙伴”,表示欢迎他。这一示威效果,立刻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保守党的、手摇“红旗”的工党议员的反响下湮没了。这一行为使一些保守党领袖颇不舒服。奥利弗·利特尔顿后来写道“他开始为我们国家感到担忧”。    
    其实他没有必要担忧,欧内斯特·贝文是艾德礼的外交大臣,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是能够保持的。不久,人们就说:“安东尼·艾登是不是长胖了?”但是,在以后的几周内,战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按照原计划,日本可望在对德战争结束后的18个月内投降,但没料到日本突然在8月中旬失败了。部分是因为8月初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的结果。在美军控制下制造的原子弹,是丘吉尔和罗斯福共同发起秘密研究的产物,但是生产由美国独家进行。在同盟国领导人中,对原子弹的使用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异议。每颗原子弹所产生的破坏力与对德累斯顿轰炸3天的效果是相似的,而且对同盟国方面没有什么危险,最多不过是一架轰炸机上的乘员而已。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相信,一旦使用这种可怕的新式武器,其震动就会促使日本领导集团放弃战斗,这样就不必要进攻日本本土。与此同时,日本的崩溃,也许应归功于苏联正在这时8月8日对日宣战。因此,8月15日,丘吉尔以反对党领袖身份,再次跟在议长身后走向圣玛格丽特教堂,参加对日战争胜利的感恩祈祷。    
    他再次成为一个平民百姓,当他面临议会休会时,或在决定干事情之前,首先是度假。他曾在伦敦市中心买了一所住房——肯辛顿海德公园门28号,并立即重新修缮过。在此期间,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租给他一所坐落在北意大利科莫湖的别墅,这屋子战时曾用来作为总司令部。亚历山大还指定两名年轻军官作为丘吉尔的随从副官,这两人原来是丘吉尔第四骠骑兵团的军官。丘吉尔在9月1日带他的女儿莎拉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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