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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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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丘吉尔以往已经显示出对高级职务的责任作出反应的非凡能力，正如他在１９３４年发表的一篇谈首相职责的文章所指出：
“我不相信首相职务会劳累过度这种传奇……古语曰，上帝给人们所需要的力量。按照我自己的经验来看，他要采取措施应付危机带来的挑战，他应该意识到重大问题有赖于地来处理，从人的本性中汲取蕴藏的潜力，使他站在伟大时势的最高峰。”
更令人惊讶的是，１９３８年初，消息传来，丘吉尔将出售恰特韦尔的地产。看来很明显，他是想要引退，住到他已在这块地产上建好的小别墅去。但是对他的意向并没有弄得很清楚，人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也许他缺钱花，或许可能是出于减轻克莱门蒂娜操持家务负担的目的。但不管怎样说，仅仅在三个星期之后，他又收回了这项出售地产的决定，继而宣布他只是想要出售这块地产中的某些边沿部分。因此，在１９３９年战争爆发时，丘吉尔仍是恰特韦尔地产的所有者，尽管他在此后的６年中不常到那里去。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4节 再任海军大臣（1）
９月１日，星期五拂晓，德国开始入侵波兰。当天早晨，英国下达了军队动员令。下午，张伯伦在唐宁街１０号约见丘吉尔。张伯伦请丘吉尔参加由６位大臣组成的小型战时内阁，这６位大臣大多数是分担部务的。张伯伦谈到，他考虑要立即实行各大党派的联合，并且已向自由党和工党领导人发出邀请，但自由党仍在犹豫不定，因为看来工党似乎不大可能接受这项邀请。连对丘吉尔也必须等到这场危机解决时才能正式任命。由于法国政府不想立即宣战部分原因是为了在空袭到来之前争取动员的时间，因而张伯伦就能够利用第二天９月２日的时间，进行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以维持和平。丘吉尔不得不在皮姆利科的寓所里待命，９月２日清早，他写信给张伯伦，指出拟组成战时内阁的６位大臣平均年龄为６４岁，“只差一岁就要领养老金了”他本人也稍大于这一平均年龄，“然而，你如果添上辛克莱４９岁和艾登４２岁，则平均年龄就可以降到５７岁半”。丘吉尔显然希望增添他的两位朋友，以利于与人多势众的张伯伦派相抗衡。
由于丘吉尔在等待任命，他就不能以一个合适的身份在２日晚上进行的下院辩论中发言。很清楚，议会的态度是宣称，履行对波兰的义务，对张伯伦在讲话中只字不提有关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一事极为不满。丘吉尔在那天晚上再次写信给他，要求澄清他的立场：“我似乎觉得，你现在占主导的思想与当时对我说过的‘木已成舟’的想法完全不同”，他在信中还再次提出要求重新考虑战时内阁的人选，在此期间，他在皮姆利科的住所里很不耐烦，不时收听无线电广播。３日星期日上午１１点１５分，他听到张伯伦在广播中十分沮丧地宣布，上午９时向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到１１时已过期限，全国处于战争状态。几乎立即就响起了空袭警报，他和克莱门蒂娜爬上屋顶，观看阻塞气球升向晴朗的天空，他们俩人随即朝着在街道下面１００码深处的防空洞走去，“带了一瓶白兰地，还准备了一些适当的镇静药品”。约１０分钟后，解除了警报，丘吉尔从防空洞出来，朝下院走去，参加中午举行的会议。
在对政府所提出的请求批准宣战动议的辩论中，丘吉尔宣称，他对举国一致对付希特勒侵略挑衅的做法表示满意。张伯伦要求丘吉尔在下院的首相办公室里会晤，张伯伦宣布，他现已决定陆、海军大臣参加战时内阁，因而要让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丘吉尔欣然接受，并捎话给海军部，他要在当天下午６点钟到部视事，也就是说，不等在王宫举行吻手礼就上任，而这一仪式要等两天后才能举行。海军部迅即用电讯通知各舰队，“温斯顿回来了”。其间，丘吉尔与奥利弗斯一起去威斯敏斯特花园公寓吃午饭，他俩打开一瓶香槟酒，丘吉尔提议为“胜利”干杯。午饭后，在按照约定时间去海军部上任之前，丘吉尔像往常一样睡了午觉。
在丘吉尔在野的这些年里，他一直关心海军的发展情况，但在他再度出任海军大臣时，仍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当然，他对海军部大楼内自己的办公室是非常熟悉的，对室内的陈设和海图了如指掌，他知道，这些东西会重新布置好。但是他不得不重新结识大批高级军官，而这批人在他上次任海军大臣时，都不过是些海军中级军官。他任命布伦丹·布雷肯为私人政务秘书，正是布雷肯为他推荐了一名军官Ｃ．Ｂ．汤普逊海军中校，在战争期间，这位中校形影不离地跟随着他，汤普逊自１９２６年就担任一项新职——海军部侍从副官。丘吉尔请汤普逊在每周星期二晚上安排一次聚餐会，在聚餐会上可以会见他的参谋部成员、高级外交官以及其他部门的官员。此外，还安排他搬进海军部大楼，像１９１３年一样，占用办公室楼上的一套房间，但这件事拖了一段时间才办成。
在丘吉尔搬进海军部大楼之前，他在莫佩斯大厦的住所款待过他的某些高级同僚。有一次，他正同海军部审计官和第三海务大臣Ｂ．Ａ．弗雷泽海军少将一起进餐，有人进来请他接罗斯福总统给他打来的电话。这个电话大概与“雅典娜”号轮船在宣战当天被鱼雷击沉有关，在这次事件中有不少美国人丧生，这次电话也是与美国总统第一次私人通话和口头交换意见，美国总统与这位“前海军人员”之间大多是用电报联系的，“前海军人员”这是丘吉尔后来对他自己的称呼。丘吉尔这时又正好收到一份英王乔治六世送来的有关英王与英国总统谈话的详细记录，这次谈话是１９３９年春末在纽约州海德公园总统乡间住宅中进行的。从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竭尽所能支持同盟国的事业。
丘吉尔还作出各种安排，以确保海军本部能及时得到情报，在他私人住房的贴邻，就近设立了一间高级作战室，其中挂有多幅地图，所有海军调遣分布情况都标绘在上面，负责进行标绘工作的是一个在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中校军官理查德·皮姆领导下的参谋机构。在劳埃德协助下，商船的运输活动也标在上面。而丘吉尔这时对船只加快装卸速度极感兴趣，应丘吉尔之请，林德曼教授也搬进了海军部大楼，帮助统计工作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建立了一个“统计处”，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曾有过某种先例。林德曼建立的人们称之谓“Ｓ处”逐步得到充实与扩大，他首先请在牛津“教堂城”的同僚罗伊·哈罗德推荐一位学术上有出息的经济学家，哈罗德推荐唐纳德·麦克杜格尔，此人当时是在利兹的一位年轻讲师，事实表明，麦克杜格尔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具有不平凡的阅历。后来林德曼的这一机构继续得到发展，到１９３９年底，他又说服哈罗德本人参加进来。
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是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他是一个性格坚强、少言寡语的人。丘吉尔凭着经验，开始时总是小心翼翼地与他相处，但后来渐渐变得越来越尊重他了。第三海务大臣弗雷泽将军，在丘吉尔主持的第一次部务会议上就将自己的印象记载下来：
当丘吉尔在这间有名的部会议室里再次坐上海军大臣这把交椅时，他思绪万千。第一海务大臣先说了几句对大臣表示欢迎的话。丘吉尔答复说，坐在这把椅子上会再次带来某种特权与荣誉，但还有许多困难在前头，有待我们共同去克服。他以审视的目光挨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扫了一眼，然后补充说，他以后会亲自接见我们这些人。宣布闭会时他说，“先生们，请你们尽心尽力吧。”
丘吉尔认为，总的来说，英国海军的实力是不容置疑的。到目前为止，德国还是惟一的敌国，而希特勒并未把海军建设放在优先地位，建造多艘大型舰只终究要花费几年的功夫，而不是几个月所能办到的。尽管英国的优势仍在军舰方面，这是事实，但这些军舰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在此之前建造的。丘吉尔到任后，视察了英国沿海各基地的舰队。９月１４日，星期四晚上，他北上视察本土舰队，陪同前往的有他的老朋友、自由党领导人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他在凯恩内斯拥有多处产业；此外还有布伦丹·布雷肯和汤普逊中校。丘吉尔成为本土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查尔斯·福布斯爵士的上宾，他的旗舰是“纳尔逊”号战列舰，停泊在斯卡帕湾的福洛，丘吉尔就在“纳尔逊”号上视察了该舰队其余部分的部署情况；它们大部分隐蔽在苏格兰西北沿海的埃韦湾。２５年前，即１９１４年，他也曾到埃韦进行了与此相类似的视察。他被引见给各位军官，对这种经历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严格的军纪，优良的作风，威武的姿态，以及礼仪上的惯例，这一切都没有变。但完全不同的一代穿上了军装，走上了岗位。惟有战舰绝大部分还是我在任期间建造的，没有一艘是新的。
他阐述了为保护舰队免遭潜艇和飞机袭击而需要采取更好的预防措施。丘吉尔在１８日至１９日晚乘火车返回伦敦；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到尤斯顿车站迎接他时，不得不向他报告说，“无畏”号航空母舰在布里斯托尔海峡遭鱼雷击沉，舰上约５００名官兵丧生，几乎占全舰乘员的一半。
丘吉尔立即作出决定，允许新闻界报道这一沉船事件，但丘吉尔感到，他有必要将最初几周的海战情况及早通报下院。９月２６日，他提出一份报告，说明了建立商船护航制度、武装商船以便进行自卫，以及实际击沉德国潜艇的情况。他声言已经击沉了六七艘潜艇，但应该说这是一个夸大的数字，因为在９月份实际只击沉了两艘。但这份报告使下院感到满意还有其它的原因，即报告使用了极其明确和有力的措词，并显示出信心，丘吉尔把反德国潜艇的这场斗争看作是“一场残酷的、大规模的和艰苦的搜索与驱逐战、伏击与计谋战，以及科学与航海技术战”。反对党领导人热烈欢迎这篇演说，艾德礼声称这是一篇“坚定有力的声明”；辛克莱说这是一篇“罕见有力的演说，是一位战斗的大臣发表的一篇战斗演说，这篇演说对处于战争时期的这个国家的议会和人民来说，是一剂强有力的和合乎时宜的滋补药”。很明显，报告中所说到的大量情况可以让反对党领导人看看这场战争到底是如何打的。
１０月中旬，良好的公共关系愈加显示出它的价值。有一艘德国潜艇成功地穿越了斯卡帕湾的防线，击沉了抛锚停泊在那里的“皇家橡树号”战舰，丘吉尔公开承认这是“明显利用了专业技术和果敢精神”的结果。约有７８６名军官和士兵，包括舰队司令在内，随着战舰的沉没而阵亡。丘吉尔作为一名新任海军大臣得以逃避这场灾难的个人责任。对他有妒忌心的掌玺大臣霍尔说，丘吉尔靠“贿赂亚历山大”而做到了这一点。确实，丘吉尔与这位工党在海军事务方面的发言人存在良好关系。１１月初，丘吉尔对下院说：
我不打算进行目的在于将责任转嫁于他人的司法调查。这样的过程将会给下述人员背上额外的负担，即那些在海上和陆上进行紧张而殊死战斗的人。这场战斗，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并不是完全不成功的。
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支持他的说法：
在我看来，我确信全部海军将士都同意这种意见，即如果这位高贵的先生在战前几个月就任海军大臣的话，也就不会发生我们任何一个海港处于无准备状态这样的问题。
但霍尔在给驻华盛顿的大使洛西恩的信中说：
温斯顿经历了一次斯卡帕湾事件的海上风暴，他就通过这件事相当顺利地在这时成了战斗英雄。我不禁感到不寒而栗，心想如果海军大臣是另外一个人，而丘吉尔处在反对派位置上，那又会怎样呢。
霍尔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从对内政策委员会几位级别较低的大臣中发现的那种看法，他在日记中把这几位大臣说成是“易激怒的人”，因为他们“未能进入内阁，怨恨那些得到信用的在职大臣，例如丘吉尔能在海军问题上为所欲为，而他们却由于各种限制和规定而被踢来赐去”。
但是，对这位海军大臣来说，日子也并不那么好过。那时，海军不得不进一步和更普遍地面临的问题，是对付各种形式精巧的德国磁性水雷。敷设在海上的水雷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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