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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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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的退出，对鲍德温说来是一个坏时机，因为在财政政策上的问题使他的领导地位重新面临着威胁。但在这个时候，丘吉尔与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在帝国自由贸易问题上已经不可能有共同目标，这样鲍德温就能躲开对其领导地位的较大威胁，转而对付较小的威胁。１９３１年１月，被监禁的甘地、尼赫鲁父子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以便让他们能够参加圆桌会议，讨论有关印度的问题；几个星期后，欧文与甘地举行了一次会晤，国大党同意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作为交换条件，政府要取消某些限制性措施。丘吉尔对总督与一名刚被释放的犯人之间进行谈判感到吃惊，他在选区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道，“会见甘地先生一事令人惊异，也令人作呕，现在一位犯有煽动罪的中殿法学协会的律师，以东方众所周知的托钵僧身份登场了，半裸着身体，踏上了总督府的台阶。”
此后不久，下院就总督采取的这一行动进行辩论，这给鲍德温提供了一个机会，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他的支持者。这是他发表的最有成效的演说之一。他引用丘吉尔１９２０年发表的有关阿姆利则事件的演说中所说过的话，却没有说明是引用了谁说的话，以此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说倘若没有印度的合作和印度人民的赞同，就不可能统治印度。几天后，在联合印度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的态度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成。
在此期间，鲍德温也被他的重要敌手报业大亨们弄得心事重重。他参与了威斯敏斯特圣·乔治选区的一次关键性的补缺选举。在这里，一位正式的保守党候选人遇到了一名受比弗布鲁克支持的无党派人士的对手。在皇后大厅举行的一次集会上，鲍德温说，“这些报纸的拥有者所瞄准的是权力，掌权而不负责任，就意味着让各种年龄的妓女拥有特权。”“让各种年龄的妓女拥有特权”这句话，是一位保守党领导人在这一时期或任何时候都非比寻常的一句话，这是他的表兄弟拉迪亚德·吉卜林向他提出的建议。这位正式候选人达夫·库珀以相当大的多数票赢得了这场竞争。从此以后，攻击鲍德温领导地位的势头就减弱许多，但比弗布鲁克从此就成为一生的敌人。
鲍德温的地位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有所改善，原因之一是工党政府变得很不稳定，垮台之日似乎已经临近。经济的不景气表明，国家收入正在减少，大量的失业人员需要进行救济，这就增加了政府的经费开支。３月，内阁被迫同意任命一个以乔治·梅爵士为首的委员会，寻求按１９２１年格迪斯委员会设想的方案来缩减公共开支的可能性。７月末，该委员会作出报告说，在目前形势下，国家财政状况正在迅速恶化，从而使下个年度的预算将出现１．２亿英镑的赤字。这种情况的披露严重削弱了英镑的国际地位。８月，英镑的情况继续恶化，工党内阁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准备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来对付预算中出现的赤字，但整个内阁没有接受这些措施，有少数人还特别反对一项减少失业救济金的建议。渡过这场危机的前景有赖于取得纽约的银行家对英镑的支持，这些银行家坚持提出一个条件，即要全盘削减该计划。拉姆齐·麦克唐纳对此未能取得其同僚们的赞同，除了辞职之外，别无其它选择。但是，英王在同鲍德温和自由党副领袖赫伯特·塞缪尔磋商后，敦促麦克唐纳组成一个各党联合的国民政府，以实施不受欢迎的经济措施。
丘吉尔一直期待着某些类似这样的进展，７月，他同劳合·乔治和奥斯瓦尔德·莫斯莱讨论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由麦克唐纳和鲍德温联合组成一个替代性联合内阁。但是，主动权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因而这次讨论只能是含糊笼统。然而，就在８月份这一关键时刻，劳合·乔治患了重病，不能参与商量对策的事。麦克唐纳的各党联合国民政府，起初只不过是临时性的办法，却不仅得到了鲍德温和整个保守党的支持，而且在实际上还取得了以塞缪尔和约翰·西蒙为首的所有自由党两大派别的下院议员的支持。丘吉尔并没有被邀请参加新内阁，内阁中除了鲍德温之外只有３个保守党人。但是，正如丘吉尔对埃平选区的选民们所说，“尽管我同他鲍德温在印度问题上公开发生分歧，但我并不抱怨他在这时不邀请我来帮助他。”当下院于９月开会时，他从前座反对派议席挪到位于内阁席位一侧的过道下方的座位上，这表明他不打算对新政府进行任何直接的攻击。但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敦促麦克唐纳应去丘特探望正在病中的劳合·乔治，以商讨如何扩大获得支持的基本力量：“除非在三大政党中有两个党聚集到政府的麾下而给予正式和官方的支持。否则这个政府就不可能有资格显示出具有全国性的权威。”
麦克唐纳真的作出决定到丘特拜访劳合·乔治，大概对他的病后复原得很好感到失望，因为他已经发现，只要这位前首相卧病在床，塞缪尔和西蒙就比较容易对付。劳合·乔治所渴望的仅仅是不要举行大选，这样就有机会在病愈后回到威斯敏斯特，重新收拾自由党的残局。但这已经为时过晚，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塞缪尔在麦克唐纳和鲍德温执意坚持尽早解散议会的情况下作出了让步。此后，劳合·乔治就成了一个没有党派的领袖，孤寂地坐在后座议员席上沉思着。丘吉尔仍相信他的这位从前的同僚定会扮演重要角色，因而明显地支持失败的一方。
与此同时，大选斗争开始了。丘吉尔同他的派别表示支持联合国民政府，但他失望地发现，在他自己的选区里，仍遇到了一名工党候选人和一名塞缪尔派自由党候选人的敌对。幸好这年夏天所发生的事件，至少将比弗布鲁克—罗瑟米尔无党派人士的竞争因素排除了。自由党人Ａ．Ｓ．科敏斯·卡尔是一位有名的土地法律师，也是英国王室法律顾问，他以自由贸易者、印度政策问题上的稳健派人士，以及丘吉尔在１９２５年恢复金本位主张的反对者身份出场来拉取选票。但普遍的舆论站在丘吉尔一边，因而合计起来没有丢掉多少选票。他现在完全放弃了自己从前的自由贸易主张，并告诉选民说，他“永远抛弃”至今还在影响政府的“财政上的科布登主义”。另外，还有一位工党候选人，名叫詹姆士·兰杰，是某公司的秘书，政治上的一名新手，因而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丘吉尔的票数居于多数，而且有大幅度增加，等于１９２４年的两倍。投票结果是：
丘吉尔保守党 ３５９５６票 当选
科敏斯·卡尔自由党 １５６７０票
兰杰工党 ４７１３票
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相类似的变化，但由于有许多候选人退出竞选，因而难以比较。工党方面减少很多，只剩下可怜的４６席。联合国民政府名义上的支持者总数不少于５５４人，但其中４４７人是保守党人。很显然，与丘吉尔的预料恰好相反，鲍德温既以新政府的主人身份出现，又成了他自己所在党内对手的主人。
丘吉尔很自然对这届联合国民政府怀有复杂的感情。他对国内出现的热情高涨的浪潮留有深刻印象，这股浪潮也影响了下院的许多候选人，他们参加了原来由工党控制的选区的选举；但丘吉尔对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不怎么看得起，他在那年年初就把麦克唐纳称作“没有骨气的奇才”。他抱怨说，麦克唐纳在大选期间攻击了他，而在新政府中担任内阁职务的赫伯特·塞缪尔实际上也给丘吉尔的自由党对手送去了支持的信息。因而，丘吉尔感到，在辩论中可以不客气地说话，他对这届政府充其量不过是采取一种“区别对待的宽厚态度”罢了。他强调，迫切需要实行关税改革，并提醒鲍德温，他们俩人在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９年的政府中共事时，鲍德温总是使他留有“憎恶联合”的印象。他告诫保守党领袖，劳合·乔治联合政府在１９２２年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在新的和平时期，并且保守党在下院居于多数的一届联合政府中发生。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1节 在野：卷进印度事务（3）
但到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在获得选举胜利之后，已相当稳固了。１２月，丘吉尔动身去美国旅行讲演，这次旅行自秋天以来一直拖延下来。不幸的是，他在纽约被出租汽车撞倒，结果多处受伤，不得不将讲演推迟。直到３月中旬他才回到英国。此后，他又很快专注于新闻撰稿工作和马尔巴罗生平的研究。那时，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恰特韦尔度过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他想要发表意见时，才出席下院会议，而且也没有任何培养新议员的企图。１９３２年５月，有一次他在傍晚走进下院，恰逢就财政法案举行委员会会议，发现他感兴趣的啤酒税问题未经讨论就已通过，这时他站起身来“报告到当时为止的进展情况”，从而拉回了这个话题。反对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随后就对他的这种无礼举动进行了猛烈的谴责：“他霸占了这个议院的一个席位，似乎就有权走进来、发表演说、出去和离开议会，好像都是天经地义，俨然是万能的上帝在说话……除了他自己之外，他从来不听任何人的发言。”兰斯伯里对丘吉尔开炮不仅在工党议员中，而且在政府要员中收到良好效果，似乎下院非常愿意听到丘吉尔受到这种谴责。但他出席下院会议的方式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到了秋季，他又缺席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在参观马尔巴罗当年在巴伐利亚的战场时，染上了副伤寒症。
１９３３年３月，由于在一份白皮书中公布了政府的建议，印度宪政改革问题重新又突出起来。白皮书提出了通过选举成立印度联邦政府的计划，但要在印度各邦中，有半数以上人口众多的邦政府答应予以支持才行。上院和下院的一个联合选举委员会在法案起草前对各项提议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了报告。丘吉尔自然也参加了下院就白皮书问题举行的辩论，虽然像往常一样，他对演说稿进行了精心准备，但当他在演说中指责英国各级官员的提升是以对政府政策是否同情为依据而不是以功劳大小为基础时，有人提出了质问，但他拿不出证据，从而使演说大为逊色。国务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写信告诉总督威林登勋爵说，这是“一次最令人吃惊的失败”。这大概是丘吉尔在策略上的错误，因为他参与了追随其他几位主要反对者，诸如劳合·乔治和亨利·佩奇·克劳福特爵士等人，一致拒绝为联合选举委员会效劳，他们的借口是，该委员会过于偏袒政府。下院提出一项动议，要求从联合选举委员会的３２名委员中去掉６位内阁成员，但以２０９票对１１８票否决。自１９３１年选举以来，在反对政府的投票记录中，这是票数最多的一次，它表明印度问题的反对者正在增强力量。
现在形势变得很明朗，当联合选举委员会开会时，反对者尽最大努力动员国内舆论，特别是动员保守党的院外组织。有两家报纸站在丘吉尔一边，一家是《每日邮报》，另一家是《晨邮报》，丘吉尔完全有能力发动一场与父亲伦道夫勋爵曾发动过的相类似的运动，以迫使党的领导层作出让步。２月，在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举行的会议上，反对者显示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力量，仅以１８９票对１６５票遭到否决。霍尔的副手Ｒ．Ａ．巴特勒随即被委派去组织一个压力集团，作为印度帝国协会相对立的组织起作用。５月，英印联盟成立，与印度帝国协会一样，英印联盟的领导成员中，有许多人是前任官员和其他一些原来侨居印度的英国官员，这些人也在白皮书问题上开展了宣传活动。丘吉尔和他的朋友们作出响应，从他们自己的事业考虑，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名曰印度保卫同盟，该同盟实际上是保守党下院反对派议员组织的印度保卫委员会的进一步发展。印度帝国协会还继续存在，其成员中有些是曾在印度行政部门和印度军队中原来著名的人士，但加入该协会的人不超过２０００人。印度保卫同盟则以发展保守党普通成员为目标，如樱草联盟，就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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