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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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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不仅在内阁里,而且在公众中参加辩论。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颇为费力地告诫丘吉尔,在他出访欧洲大陆时,不要像他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谈论外交政策问题。但格雷不能阻止他在英国国内发表演说,评论英德关系。1908年8月,丘吉尔在斯旺西宣称:
尽管报纸和伦敦出版界可能会狂呼乱叫,但这两个大国的人民却不知道为何而战,打仗的代价又是什么,以及会在何处进行战斗。
这话有力地表明,英国所关心的范围是德国在欧洲放手行动,而这根本不是格雷政策的意向所在。格雷很恼火,把他的某些言论斥之为谬见,甚至“把他在竞选演说中谈到的外交政策问题斥之为不受欢迎之词”。丘吉尔给丹迪市自由党总部的主席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那些被无畏舰吓破了胆的人”,并声称,“尽管我们在各地都能看到邪恶势力蠢蠢欲动,然而,欧洲和平的根基将逐年扎得更加广泛和牢固。”正如《泰晤士报》一篇社论中所指出的,丘吉尔的这封信显然是对自由党政府内部之争的一个打击,他试图使自己的同僚而不是政治对手信服。但是,事态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内阁大多数阁员普遍持有的观点最终使他败下阵来。
事情轮到了劳合·乔治身上,他作为财政大臣,提出了增加海军经费和社会改革拨款的财政计划,并特别提出养老金不应具有捐助的性质。他的计划立即引起有权势的人的惊恐,因为这项计划涉及到对财产、特别是对地产征收新税的问题。但是,劳合·乔治的财政计划起到了使自由党重新获得生机的作用,尽管也遭到了某些批评,这些批评大多数均来自支持自由党的富有者,但却使该党主要力量恢复了团结,因为这个党在重整军备的形势下,内部已处于分崩离析的地步。所得税由每英镑抽一先令增加到一先令二便士;遗产税增加了一倍;新增了一项附加税,不过税额较为适中,最高税率为每英镑抽税一先令九便士。然而在这项计划中,争论最激烈的是规定对未开发土地征收新税及提高土地价格的条款。最后一项则是建立发展基金,用于诸如植树造林或修建道路等财政项目,这可为周期性萧条期间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这与丘吉尔在1908年3月向阿斯奎斯提出的计划相一致。同年10月,他在丹迪市发表的演说中,则将此项计划阐述得更加具体清楚了,他认为,必需设立“平衡机构”来调节劳力市场,“恰像你在弹风琴时,手脚协调一致才能使节奏流畅”。
保守党对劳合·乔治的财政预算表示强烈的对立情绪。下院反对党在春末和夏天的会期中,逐条批驳了这个内容详尽的财政计划,丘吉尔不得不在辩论中对此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5月,丘吉尔发表措词强烈的演说,赞成将地产与其他财产区分开来,对其征收特别税。他的主张大概对苏格兰的自由党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那里的大地产主特别有势力。他强调指出,土地所有权不言而喻意味着对土地的垄断权,而对大多数其他的财产形式而言,则不可能具有与此相应的直接权利。另外,地产在无需所有者采取任何行动的情况下,就可以提高价格,而铁路或其他实业财产的价格则不能相应地得到提高。
但保守党人对此项预算的愤懑情绪仍然不能平息下来。11月,他们依仗在上院的多数地位,使这一预算流产了。自由党人认为这是一种违宪的行为,并提出,要取得某种公正的解决,议会两院达成长期的协议,规定上院不能否决拨款议案。保守党决定动用上院否决权,也是一个策略上的错误:这将使自由党在大选中辩论有关宪政问题时处于有利地位,并且可以利用“贵族反对平民”这一口号将其支持者汇集在自己周围。丘吉尔还亲自担任一个被称之为“预算联盟”的竞选团体的主席,从而建立起一条强有力的阵线,嘲弄那些反对这项措施而遭受损失的贵族。在事实上,丘吉尔的态度是半心半意的,他对财政大臣这一计划的许多实际内容是不怎么热心支持的。所以劳合·乔治在私下抱怨说,“温斯顿差不多对这一预算的每一条款都持反对意见,除了有关婴儿的条款之外,因为他希望自己很快就要当爸爸了”。这里指的是劳合·乔治的财政预算中有关儿童津贴金免征所得税这一条款,是经丘吉尔提议而加以规定的。丘吉尔把来自他的富有亲戚们的各种埋怨之词都向财政大臣一一加以转达。在他的亲戚中,有诸如马尔巴罗公爵和艾弗·格斯特,因为预算中某些特别规定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这并不是说,他不会看到这样的事实,即国家必须以某种方式增加收入,而对富人直接征税,较之对穷人强加种种的财政负担,是一种更为公平的增加收入的好方法。
在上院对这一预算否决之后,如何使国家在竞选中免遭分裂,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兰开夏郡和柴郡,1906年曾急剧地转向自由党怀抱,现在则必须设法使它们不致摇摆到保守党的营垒。在自由党领导人看来,这项任务非丘吉尔莫属。不久,丘吉尔果然在曼彻斯特和西北部其他几个城市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说。像通常一样,他极其精心地准备自己的演说稿,其中涉及有关兰开夏贸易的详细数字是从商务部商业局的档案材料中得到的,他还就此同某些国家进行了对比。12月2日,他在普雷斯顿开始了竞选活动,这里的自由党候选人是约翰·戈斯特爵士,是他父亲在“第四党”中的老同事。丘吉尔说道,“贸易保护制度,对兰开夏说来,不仅是有害的,而且还是致命的,他们所发明的任何关税,没有不沉重打击棉纺织业的”。
这个问题以及上院企图阻止取得进展的愚蠢行为,都成了他在10天竞选活动中发表演说的话题。他在利物浦发表演说时指出,“那些从不或很少参加上院会议的贵族,在他们的领地上谋划着政府的重大事情,他们都在攻读诸如《王牌取镫指南》赛马场上的赌博和其他的各种蓝皮书,都在思考帝国和埃普索姆赛马场上的问题。”保守党领袖们被丘吉尔的竞选活动搞得焦燥不安。保守党前座议员之一亨利·查普林,在给巴尔弗的秘书桑达斯的信中写道,“温斯顿对工人说来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演说家,在他们动摇不定的时候,他所表演的恶作剧就能起到稳定作用,这是真正重要的因素。”丘吉尔发现,他在兰开夏各个城市期间,他本人走到哪里,寇松勋爵就跟到那里。此人从前是索思波特市的下院议员,近几年当过印度总督,现在是保守党领导人。但寇松不能与丘吉尔相提并论,他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演说家。寇松引用雷纳的一句话,对奥德姆的选民说,“所有文明都是贵族所创造。”丘吉尔听到这话后,开玩笑说:“奥德姆没有一个公爵、侯爵、伯爵或子爵不认为应该向他表示敬意。但是,我们应该更确切地说,供养贵族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艰苦工作。”
首相听取了有关丘吉尔竞选活动的汇报后深受感动,使首相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能发表那么多次演说,而且内容又常常不重复。他甚至将丘吉尔的竞选活动同格拉斯顿在中洛锡安的竞选活动进行了对比,并且请丘吉尔在他自己的选区东法夫发表演说,这里离丹迪市不远。在此期间,丘吉尔匆匆地将他发表的多篇演说按论题次序汇集起来,准备以竞选手册的形式编辑成书出版。书稿很快付印,并赶在1910年1月竞选运动结束时出版,书名为《人民的权利》。
丘吉尔在丹迪市期间,他还必须为保住他不到两年前所赢得的席位而斗争。工党认识到,若他们提出两名而不是一名候选人,则工党议会党团领袖亚历山大·威尔基的席位,就有保不住的危险,于是决定设法让丘吉尔专门与保守党对手角逐。因此,实际上丘吉尔与威尔基作为两名主张“进步”的候选人而结成联盟,共同反对两名保守党人和那位回避不了的禁酒主义者斯克林杰。这次竞选,保守党人在苏格兰未能取得什么进展,因为苏格兰舆论界对上院从不持友善态度。丘吉尔感到,在自己的竞选斗争中还会遇到某些风险,因此在竞选的最后阶段,他不仅在东法夫,还到其他一些地方发表演说,但几乎每天上午,其中包括投票那一天,坚持到卡努斯蒂去打高尔夫球。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兰开夏竞选期间感到精疲力尽,需要进行某种休息,才能切实保证自己下午和晚上发表演说时,具有充沛的精力,获得良好的效果。
第一部 雄心第6节 商务大臣(4)
这次选举结果表明,许多自由党议席丢掉了,但政府尚能在爱尔兰人和工党的支持下生存下来。从整体来说,选民当中有45%的人从自由党一边摆向了保守党。但在苏格兰,从实质上说,尚不存在这种摆动的情况仅占02%,在丹迪市,从最终结果看,尽管选民中出现摇摆的平均值远远不如苏格兰那样低,不过也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只有12%。投票结果,名次如下:
丘吉尔自由党 10,747票 当选
威尔基工党 10,365票 当选
劳埃德保守党 4,552票
格拉斯保守党 4,339票
斯克林杰禁酒主义者 1,512票
丘吉尔的大部分支持者投了威尔基的票,而威尔基的大部分支持者也投了丘吉尔的票,但只投丘吉尔一个人票的共有997张亦即只选一个人,不选两个人,而只投威尔基一人票的只有419张。丘吉尔也表示,他个人对兰开夏郡和柴郡取得的结果也感到大体满意,因为这两个郡未能使保守党恢复到1895年和1900年的力量。他本人在上述地区进行的竞选活动,在阻止选民朝不利于自由党的方向摆动上发挥了某种作用,摆动率只为29%,比全国的平均值低16%。这些地方发生的变化在决定这次选举结果上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选举过后,阿斯奎斯对他的内阁进行了某些变动。他答应了丘吉尔的任职要求。丘吉尔在竞选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使他这一要求的份量更重了。首先阿斯奎斯试图说服丘吉尔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但丘吉尔不喜欢这个职务,请求让他担任海军大臣和内政大臣。当时,内政大臣职位出缺,因为赫伯特·格拉斯顿离任去担任南非总督了。因此,阿斯奎斯同意由丘吉尔担任内政大臣,并任命西德尼·巴克斯顿,一位比丘吉尔年长20岁的人,接任他在商务部的职务。
在内政部,丘吉尔直接关心社会改革的机会少了一些,但他却对失业保险问题继续怀有浓厚的兴趣,并在1911年采取了一项措施,将国民保险法案的第二部分交付下院讨论第一部分是劳合·乔治的疾病保险法案。由于劳合·乔治的议案引起了较大的争论,又由于他作为财政大臣是地位较高的阁员,因此很自然人们认为,劳合·乔治是这一时期采取的重大社会改革措施的主要负责人,这或许是比议会在以往任何时候所采纳的社会改革措施更为重要。确实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强制性保险这一概念是劳合·乔治提出来的。但是在1908年到1911年期间,从整个说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丘吉尔值得给予大大赞扬,因为他推动了整个社会改革运动向前发展,并确保这一运动在颁布养老金法案之后没有中断。
丘吉尔在当内阁大臣之前,就已经开始投身到社会改革中去,在1907年和1908年期间,他力促自己的同僚在行动上加强一致性。按照赫伯特·格拉斯顿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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