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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在燃烧-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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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服腐败”是校园腐败中最明显的一个案例。许多中小学生都拥有五六套名目繁多的“校服”，大半都是样式陈旧、质量低劣的产品。包括校服在内的一系列学生用品的采购，缺乏一套严密的规则和透明的制度，校长或者经办官员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黑箱操作自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校服腐败”不仅仅养肥了一大批硕鼠，而且直接影响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我在《温州日报》上看到这样的一则消息：当寒流袭来、气温急剧下降的时候，校方依然强迫学生们必须穿着“整齐”的校服。报纸上还有一张照片：在操场上，孩子们都冻得哆哆嗦嗦的，恨不得把脖子都缩到衣领里面去。他们不敢在校服外边罩上一件羽绒服，因为“害怕老师批评”。其实，校方的目的不过是想让孩子们时时刻刻都穿着校服，早点穿坏了一套，然后继续定购新的，为他们提供又一次贪污腐败的机会。但是，为了获得贪污腐败的机会，而必须让孩子们冻得嘴唇发乌、皮肤冰冷。这已然成为一种可怕的专制和无耻的戕害。
“校服腐败”仅仅是教育腐败的一个微小的侧面，其他类似的诸如“教材腐败”、“参考书腐败”、“基本建设腐败”等等，像白蚁一样蛀空了教育界的躯壳和灵魂。校园腐败都是从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开始的，殊不知涓涓细流能够汇集成汪洋大海。在数目上，校园腐败尽管无法与银行、税务、海关、工商、建设、政法等行业的腐败相比，但它还有更加恶劣的一面，就是对人心的败坏。如今，大中小学的校长和主管基建、后勤的官员们，日渐成为腐败分子队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许多为人师表的人物认为，孩子的钱是最好赚的，但是他们想过没有，赚完了孩子的钱，失去了孩子的心，最后教育就会完全丧失它的功效。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没有童年的“名模”
年仅十四岁、正在上初三的成都女孩张思思，最近获得了世界精英模特大赛中国区亚军。
一时间，她成为大小媒体追逐的对象。记者们在专访中形容说：“虽然张思思年龄最小，但她在舞台上的风采却不容小觑，无论是身材还是在走台步时的感觉都丝毫不逊色于其他专业模特，给人的感觉她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名模胚子。”
我在报纸上看到张思思的照片，正如记者的描述，她不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而俨然是一名美艳妖媚的成年女性。后来，我又从电视上看到了她的更为真切的镜头：她的表情经过特殊的训练，一举一动都恰到好处；她的时装更是光彩照人，显然是寻常女子不敢穿、也不能穿的“极品”。忽然之间，我有一种时间和年龄颠倒的感觉，好像在柔和的春天里感受到夏天刺目的灼热。
是的，张思思一夜之间就成名了，一条辉煌的明星之路已经在她的脚下徐徐展开。对于巨大的名誉和荣耀，她并没有洋洋得意乃至于“忘形”，而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迫的心态。她没有韩寒式的张狂放肆和胡言乱语，说话极有分寸。但是，从五光十色的舞台上走下来，她的心还能够回到昔日宁静的课堂吗？我很是为她担忧。记者故意询问了她一个极其刁钻的问题：“现在你一定是学校里的名人了，你的同学对你有什么看法？”张思思不假思索、侃侃而谈：“其实在两年前，我的同学、朋友中就有人建议我去当模特，后来他们知道我在学模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我想大家都为我感到高兴吧。”我一面欣赏她的这种平静和缓的心态，一面又觉得她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成熟到如此地步（可以跟外交部发言人相媲美了），也不一定是件好事。
在我看来，童年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所憧憬的童年，是浸润在安徒生童话和《一千零一夜》里的童年，是在游戏和玩耍中的童年，也是沐浴在爱和阳光中的童年。童年像玉石一样纯洁无瑕，也像花朵一样芳香四溢。童年时代的孩子不应当在脸上化着浓妆，也不应当挤出虚假的笑容面对众多的镜头。童年时代的孩子不应当穿着成人的时装，也不应当骄傲地被记者包围在中央。每天都有梦幻，每天都有秘密，心灵的世界独立于现实的世界之外，那段岁月是无价之宝。
张思思固然获得了同龄人难以拥有的金钱和名誉，却也失去了某些也许是更加重要的东西——童心、童趣和童真。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孩子的早熟，使我感到悲哀。尤其是孩子的眼睛的早熟，更使我感到悲哀。当我看到孩子的一副疲倦的眼神时，感到惊讶，而看到他们苍老的眼神时，则感到恐惧。我喜欢看到老人像孩子，害怕看到孩子像老人。”同样，我不喜欢年仅十四岁的张思思脸上充斥着的职业的微笑和演艺圈里特有的风尘气息。她告诉记者，模特圈子里也有很多她不喜欢的东西，但是那是圈子里的规矩，她会慢慢适应的。小小年纪就洞悉了“适者生存”的道理，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们的传统文化欣赏“少年老成”，而今天的商业巨手则开始伸向了孩子。张思思究竟是一个幸运儿，还是一个牺牲品？现在作出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我发现她的眸子里已经沾染上了一丝丝“待价而沽”的狡猾，早没有了其他孩子眼睛的透彻和明亮。那双眼睛让我一下子就从同学中把她认了出来，她跟同龄人完全就是两种气质和神态。《圣经》中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这个孩子将面临一条怎样的人生道路呢？
我不愿意责怪这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她还不足以支配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却对她的父母和老师们默许乃至支持孩子参加模特比赛感到不可思议。尤其是她的父母——难道仅仅为了享受当“名人”父母的荣耀，就值得让女儿付出失去童年的沉重代价吗？张思思参加的模特比赛，是一项带着赤裸裸的商业色彩活动，每个参赛者都得缴纳昂贵的报名费。张思思自己不会有这样的一笔钱，显然是来自于父母的“投资”。父母的“投资”立刻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大概会吸引更多的父母跟从。然而，他们可能不知道，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不能利用未成年人来获取商业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张思思的监护人的她的父母、以及同意她参加比赛的模特公司和大赛组委会，都严重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于这样的违法活动，有关方面不可视而不见。最近，在另外一些模特比赛中，出现了比张思思还要低龄的选手，此种风气还在越演越烈。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到育新花园去看望老师，在电梯间里遇到一对带着一个小女孩的年轻夫妻。时间已经是晚上八点了，这个只有四岁的小女孩嚷着快点回家睡觉。然而，母亲却告诉她说：“宝宝，回家还要弹钢琴呢。”小女孩撒娇地摇摇头。父亲把她抱起来，耐心地哄她说：“好，好，今天晚上弹一点简单的，贝多芬的《欢乐颂》怎么样？”小女孩无奈地点点头，脸上哪里有一点“欢乐”的表情？开电梯的阿姨连声称赞说：“好聪明的闺女，这么小小年纪就会弹钢琴了，长大了一定是个音乐家！”孩子的父母脸上顿时乐开了花。但是，我心里却很怜悯这个四岁的女孩，她的欢乐显然与贝多芬的《欢乐颂》毫无关系。父母牢牢记得孩子的前程，单单却忘记了她还是一个孩子！假如我有一天为人之父，我一定不会像这些口口声声说“为孩子好”的家伙——说到底，他们还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童年被用来换取名誉，那么拥有名誉之后，又用什么来换取童年呢？
欲说还休的“语文”
在中学语文教育逐渐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的今天，一套《新语文》读本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横空出世。这套读本从文化价值、教学理念到编排方式、选文标准都与传统的“语文”课本迥然不同。作为编委之一，我负责西方文学部分内容的编写工作，我希望这套读本能给孩子们提供崭新的文化资源，能帮助他们熟练地运用母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念中学的时候，几乎没有认真听过几节“正统”的语文课。我看重的是个人的审美、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独立和个人的尊严——文学理应承担赋予人类这一切美德的任务。尽管我们的语文教育是那样的糟糕，但我幸运地遇到了几位伯乐式的语文老师，他们发现了我的天赋，并决定对我“网开一面”——特许我上课时阅读自己喜欢的文学书籍，甚至还借了许多书籍给我阅读。八十年代那些思想解放运动中凸现出来的著作，几乎都是在中学时代接触的。而我的语言感觉和思想能力，正是在长期的“随便翻翻”中形成的，跟那套老掉牙的教育部“统编”语文课本毫无关系。语文课堂上的语法分析、划分段落、概括中心思想，在我看来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很多年过去了。我也进入了“作家”的行列，在诸多中学阅读教材和补充读物中也出现了我的文字。有一次，在一本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上，我偶然发现自己的一篇文章被选用来作为“现代文阅读材料”。一开始，我还感到十分荣幸，后来发现文章后面出了十道“阅读题”：诸如划出原文中的一句话来，询问“作者的本意是什么”，下面列有四个备选的答案。我尝试着做了一遍，题目的难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我写文章的时候也没有消耗这么多的智力和精神。好容易答完了题目，我再对照后面的标准答案，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结果十道题全部都做错了！看来，那位出题的语文老师比作为作者的我更了解“作者的本意”！
这就是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乏味的课文、割裂的教学方法、强迫性的死记硬背……使得大部分中学生将语文课看作是最可怕的课程。同时，语文课本中还传播着若干错误的信息和观念，诸如太空中能看见长城、大英博物馆中留下了马克思的脚印等等。假话和谎言充斥着语文课本。因此，很少有学生热爱语文课的，除非他也跟我一样幸运，遇到了有慧眼的语文老师。然而，即使在这种老师教得苦不堪言、学生学得叫苦连天的情况下，还是有不少人拼命地“捍卫”中学语文教学的旧有模式。如果说某些已经习惯旧有教育方式的老师和圈内人士的“保守”还有值得理解之处，那么另一些人士对变革的恐惧就让人感到莫名惊诧了——在复旦大学开过文学课的女作家王安忆，就是这群“无名的恐惧者”之一。王安忆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访谈中说，应试教育是一种通才教育，它没有培养一个作家的义务。她对韩寒这样脱颖而出的少年作家不以为然，“现在的新概念作文完全否定学校的语文教育。在这同时，有些小孩退学不学习，去写小说，得到出版商的炒作以后，他们居然成功了。更加证明了语文教育的不对和落后。事实上暗合了一些孩子的漠视语文的心理。因为整个语文水准的下降，所以他们的教养都很粗鲁。”
韩寒的暴得大名和新概念作家比赛的取向固然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王安忆为什么要奋力支持漏洞百出、僵化陈旧的中学语文教育——这种教育能造就“有教养”的、“不粗鲁”的新一代来吗？王安忆的子女大约也正在接受中学教育，她有没有询问过子女的感受呢？有论者如是质问王安忆说：你在自由宽松的大学课堂谈经论道，却对死板狭隘的中学语文指手画脚；你的学生时代是在动乱岁月中度过的，是丰富的生命阅历让你成为优秀作家，你却对折磨学生的应试教育给予充分肯定，这不正像故意给后人指错道路的向导吗？“于己不欲，勿施于人”，自以为聪明的王安忆女士居然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语文教育呢？一九七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腊诗人奥·埃利蒂斯在谈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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