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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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流亡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总统”们即将得势。他在《即将上台的下流人》中生动地描述了俄罗斯阴暗的未来，这种预言终于在斯大林时代变成了现实。而《河湾》中“总统大人”的闹剧也再次证实了这样的真理：在自由只是统治者、皇帝、独裁者和暴君的特权一切时代，人们头上都笼罩着“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的怪影。由于掌控着强大的军队以及对民众长期的教育灌输、新闻宣传，总统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他背后的“神光圈”日渐闪亮，他成了比上帝还要荣耀的“人间之神”。总统出版了一本小小的语录，每一页上都印着他的两三条光辉思想。他组建了庞大的“青年卫队”，“青年卫队”的成员们上街游行，挥舞语录，呼喊总统神圣的名字。不久，“青年卫队”又被总统解散，驱赶到乡村里去“传播文明”，但他们却成为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让困窘的乡村雪上加霜。这一情节与“文革”时期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现实情况而言，从掌权以来，蒙博托就一直在模仿“文革”中毛泽东的一系列做法；就抽象的政治哲学而言，要维持“一九八四”的社会结构，就必然需要一个万能的“老大哥”的角色。正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那样：“在这结构的金字塔顶上，是一个老大哥。这位老大哥是全才全能的，所有一切成功、一切成就、一切胜利、一切科学发明、一切学识、一切快乐和一切德行，都是直接在他的领导和鼓舞下才实现的。没有人见过这位老大哥，到处都有他的头像，在电幕听到他的声音，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他是永远不会死的，而且已有许多人怀疑他的生日。这位老大哥是党选择出来作为世界的代表，他的工作是作为爱、恐惧和敬畏的焦点，这种感情对组织比对一个人更难产生。”这个“卡里斯玛”典型乃是某种“次宗教体系”的中心。这种“老大哥”根植入每个人内心的专制主义社会，如果要转向民主社会，必须经过一个极其艰难的“去魅”的过程。　　　　
　　　　在非洲、南美和亚洲大陆，类似于《河湾》中的“总统先生”的独裁者层出不穷，诸多前殖民地国家头上的“一九八四”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所写的《独裁者的葬礼》，堪称《河湾》的姊妹篇。书中的“总统大人”是庄园主出身的佩莱斯，其原型是统治委内瑞拉三十年之久的军事独裁者戈麦斯。佩莱斯崛起于陇亩之中，以残酷的手段和狡诈的智谋打败了所有敌人，摇身一变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漫长的统治生涯中，为了欺骗舆论，他曾多次卸去总统的职务，却牢牢抓住三军总司令的权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军队就是我的生命。”因为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的授予，而是来自于他的枪杆子。　　　　
　　　　佩莱斯将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个“古拉格群岛”。国内发生的一切会无一例外地传到他的耳中，无论是人们通过信件、口头语言、目光和其他各种方法提出的各种请求，还是各种各样的控告、揭发、告密，还有流传于酒吧的流言蜚语，甚至密室中的密谋誓言，最终都会传到这个不时地摇晃着脑袋、半开半闭着眼睛、两只老是不停地摇动着的手总是戴着咖啡色丝织手套的人的耳中。对这一切，他只是听着，有时似乎连听也不听。但过不了多久，他会出其不意地口授一道命令，其内容正是针对着他听到过的那些好像已被他忘怀了的事情。“这个人是什么事也不会忘记的。”《河湾》中的总统也一样精通于玩弄各种手腕：他要处决一个手下，便让官员们一起去看行刑的场面。可是，被处死的那个人就在去观看的人当中，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将被处死，他还以为自己也是去看的。总统用这种方式谋杀了所有人的良心，从此以后他们都成为恐惧的奴隶，也就是总统本人的奴隶。　　　　
　　　　在整部《河湾》中，总统始终没有正式露面，但他控制着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无论是以“总统的老师”自诩的欧洲人、“非洲问题专家”雷蒙德，还是希望经营一家小商店、发一笔横财的萨姆林，都被总统那海浪般的力量冲离了原来的人生轨迹。更不用说本地的人民了，他们不得不承受比殖民时期更多的压迫和折磨。总统用利益和权力收买了少数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也消除了他们要改变祖国面貌的真诚梦想。昔日单纯的黑人青年费尔迪南读完了书，当上了地区专员，但他并没有“功成名就”的快乐，他哀叹说：“大家都在干等着，在等死，大家内心深处都知道。我们在被人谋杀。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每个人都变得这么狂热。大家都想捞一把就走。但是往哪里走呢？这就是令人疯狂的原因所在。”这样的牢骚他只敢同最亲近的朋友说，从来不敢公开表述。因为，质疑和反抗是不可能的，流露这种端倪的人立刻就会莫名其妙地从世界上消失。总统的力量无所不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河湾》真正的主人公不是萨姆林而是总统先生。对付“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彼特里笔下的独裁者佩莱斯也有一套相似的办法：当佩莱斯发现——“敌人的腔调变了，在前台表演的人也变了。现在他们已不再是那些凶相毕露、口中骂骂咧咧的地方军事首脑，现在他们都是一些手无寸铁却满嘴新名词的学生。”——的时候，他便以慈父的模样出现，苦口婆心地教育青年人：你们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吗？你们了解过去地方军事首脑之间的混战和盗贼蜂起吗？是谁给了你们安定的生活？是我，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想破坏这种安定团结的局面，就是与全体人民为敌；而我只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来将你们消灭。通过这样一套逻辑严密的叙述，“一九八四”成为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它被永恒地定格下来。　　　　
　　　　在“革命”中真正获得“解放”的，其实只是总统和他们少数的亲信们。用“公民”这样的新词去称呼奴隶，丝毫改变不了奴隶的本质；用“共和国”这样的名称去更改国名，丝毫改变不了专制的实质。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总统先生”们，如蒙博托、戈麦斯、博卡萨、庇隆、诺列加、皮诺切特、马科斯、朴正熙、波尔布特、苏哈托、齐奥塞斯库、奥玛尔、萨达姆（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他们既深受国民的“爱戴”，却又是最孤立的“孤家寡人”。他们的帝国既固若金汤，又像纸糊的房子一夜就倾覆了。奈保尔用他那刻薄而忧伤的笔调向我们揭示道：当独裁者攫取了所有的资源和权力的时候，“国家”也就成了一无所有的空壳。独裁者成功地让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包括他自己在内。他本人何尝享有过幸福与安宁？彼特里笔下的独裁者佩莱斯出现在国家的每个地方，国家的每个角落都是“一九八四”——“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与他有关。像在蜘蛛在它的网里一样，只要网的边上的什么地方动一下，他在‘网’的中央也会感到震动。他要是走出家门，整个国家便好像跟在他的后面。即便是那些远在农村的人，也通过一条无形的丝线，通过希望、计划和恐惧，与他接近，与他联系，仿佛处处都有他的存在。他在这儿，也在那儿，也同时存在更远的地方；他存在于他的言论中，也存在于他的不言中；他存在于他做的事情中，也存在于他不做的事情中。”权力成了吞噬所有人的一张网络，殖民者们没有实现的绝对统治却被本民族的独裁者实现了。对于教主一般的“总统先生”们来说，村子里某一村长说的话，也就是他说的话；某一边境地区当局的代理人的存在，也就是他本人的存在。　　　　
　　　　与奈保尔的《河湾》一样，彼特里的《独裁者的葬礼》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纪实”，他对“大人物”的形容并没有丝毫的夸张之处：“小镇上某一醉汉因酗酒而被逮捕，需要得到将军的同意，他的释放也要他佩莱斯的批准。构成最高权力的无数个细小环节中的每个环节都与他相联。尽管他不加干预，不说话，甚至他都不了解，但每项政令都与他有密切的联系。”对于独裁者来说，“收放自如”是运用权力的最高境界。奈保尔也发现，天天宣讲“现代化”和“文明”的总统先生，时时刻刻都握着一把权杖——权杖代表着非洲的传统。由此，总统奇妙地将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对人民实施了行之有效的“集体催眠”。他居住在首都的宫殿中，远离了他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土地，却通过权杖实现了对所有人的遥控统治。对此，彼特里也有一段绝妙的注释：“他的意志毋须表达，便都体现在举国上下每个人的行动中。从农村中招募新兵是他意志的体现，连在政府大厦门口的女乞丐要饭也要取得他的恩准。他的心声通过千万张嘴成为言语，他的不管敌对的还是友好的接触通过千百万只手传向四方。权力便在他的身上，存在于他的皮肤之内，存在于他的声音中，存在于他整个躯体内，这使他拒绝对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外形、他的习惯进行任何改变。”　　　　
　　　　对于奥威尔来说，“一九八四”是他想象中的未来，只有部分是现实——他所观察到的斯大林帝国的现实；对于奈保尔和彼特里来说，“一九八四”以及“总统先生”在非洲和南美都正在变成历史——幸运的是，这些地方已经开始了民主化的“第三波”；然而，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着活生生的“一九八四”和“总统先生”——如何改变如同《指环王》中所说的“世界的中心正变得黑暗”的状况，是我们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三卷·光如何灼痛自己白鸽，从轮椅上飞起

　　　　——评陶涵《蒋经国传》　　　　
　　　　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外交官陶涵，曾经先后任职于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美国外交机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及亚洲问题专家。他为了写作《蒋经国传》，访问了与传主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数百人，并引用了莫斯科及美国国家档案馆迄今未公开的资料，发掘出不少以前鲜为人知的秘史。然而，我欣赏《蒋经国传》这部作品，不仅仅在于它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诸多如同莎翁戏剧一般动人心弦的历史细节，更在于作者具备了一种局外人的宏观视野，将蒋经国波澜起伏、“盖棺”而无法“定论”的一生放置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乃至东西两大阵营冷战的国际格局之下来观照，让后来者时而有豁然开朗之感，时而有一身冷汗之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的状况，根本脱离不开像蒋经国这样的重要人物们的思想与行为。他们在历史关口的某些抉择，直接影响了历史的发展方向。　　　　
　　　　蒋经国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人物。直到今天，海峡两岸乃至东亚、欧美、俄罗斯等地，依然存在着对他的各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恶魔，还是慈父？”依旧是个问题。我也不愿意脱口而出地论断蒋经国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更愿意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政坛上，为什么会出现蒋经国这样一个人物？他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现实政治以及国际环境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复杂联系和冲突？他对台湾政治制度的顺利转型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种由蒋经国主导的正面的推动作用与党外人士的抗争是如何整合起来的？《蒋经国传》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一本蒋经国的传记，它在相当程度上回答了我的以上的这些问题，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的评论：“无论从史学或政治学的观点看，《蒋经国传》都是极其精辟的。”　　　　
　　　　被丢弃的双胞胎　　　　
　　　　我很喜欢探究政治人物的私人生活，并不是我有“窥阴癖”，而是我认为从一个政治家怎样对待他的家人上，就可以透视出他会怎样对待他的人民。　　　　
　　　　在蒋经国的私人生活中，最为玄妙的是他与两个非婚生子章孝慈、章孝严的关系。　　　　
　　　　抗战后期，蒋经国在赣州与年轻美丽的女秘书章亚若发生恋情。章亚若怀孕后被送到桂林，不久产下一对双胞胎。蒋经国要求双胞胎跟从母姓，也就意味着孩子不会被当着蒋家的成员来对待。章亚若是一个解放女性，不愿意过隐姓埋名的日子，在桂林开始跟一名美国人学习英文。半年之后，章亚若突然因为腹部绞痛而暴死。章家怀疑有人下毒手，背后一定有主谋，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当年担任赣州《正气日报》编辑、与蒋氏有密切来往的漆高儒回忆说，他曾经听蒋的副手、特务主管黄中美说过，章亚若在桂林自称是蒋经国夫人，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