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在燃烧-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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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群悲剧的“制造者”们，舆论却一直保持着让人羞辱的沉默。某些“包二奶”的男人们，一般都是直到政治或者经济问题“东窗事发”之后，才被揭发出有“包二奶”的恶行来。我仔细一想，原因很简单：大官和大款们都是掌握着“话语权力”的男人。正如正史中不会出现对朱熹的指责一样，在现代的媒体上也难以看到对那些“包二奶”的“成功男人”的批判——除非他已经垮台。　　　　
　　　　与朱熹妖魔化“二奶”的故事如出一辙的“现代版本”，是原四川省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的故事。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被判处死刑的李玉书，曾包养了一个年仅十六岁的情人。这个名叫刘雅丽的女孩，出生于四川省攀枝花市的一个偏僻山村。十五岁的时候，刘来到成都打工，在一家海鲜城当领班。一九九九年四月的一个傍晚，刘雅丽结识了前来海鲜城用餐的李玉书。第二天下午，李玉书打来的传呼，邀请刘雅丽到喜来登酒店吃饭。在酒店的一个包厢里，两人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李玉书谎称自己是新加坡来华经商的商人，并许诺说，他可以帮助刘雅丽赚到很多钱，并帮她开个店。有这样的好事，刘雅丽当然求之不得。当晚，她陪李玉书喝了很多酒，并且任由李的摆布。　　　　
　　　　一九九九年六月，李玉书以刘雅丽的名义在成都丽都花园买下一幢价值六十万元的豪华别墅，两人开始同居。而此时，刘雅丽也知道了李玉书的真实身份，想到自己竟在不经意间傍上了一个高官，心中不由一阵狂喜。身边有了美人做伴，李玉书仿佛找到了再生的感觉。作为成乐高速公路总指挥，每天一下班，他就通过高速公路飞车赶到成都与小情人过夜，天天乐此不疲地往返于两地之间。三个月后，他将刘雅丽的户口从攀枝花迁到成都。他还花一百零七万元在成都百花东路为刘雅丽购买了一处旺铺，开了一家“悠悠茶坊”。另外，他还为刘雅丽买了一辆白色富康车。　　　　
　　　　靠上李玉书这座大山后，刘雅丽就像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然而，她发现李玉书这个大人物的心眼小得连一根丝线也穿不过——即使外出购物，也要事先向打电话请假，说明外出的时间、地点等，回家后再及时销假。李玉书还在卧室里偷偷安装了一台微型摄像机，监视刘雅丽的一举一动。两人的矛盾开始激化，刘雅丽实在无法忍受李玉书的折磨，便哀求他给自己一点起码的自由。然而，李玉书却无耻地提出赔偿二十万元再分手的要求。于是，刘雅丽最后想到了死。两千年五月二十九日凌晨，她匆匆给父母和李玉书写下两封遗书，一边哭喊着，一边掏出安眠药吞进了肚里。随后，她又举起水果刀就向自己的双腕动脉割去。这一幕恰巧被回屋取公文包的李玉书碰到，他慌忙叫司机把刘雅丽送进了医院。二零零一年六月十日，尚在康复之中的刘雅丽就听到了李玉书因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四川省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消息。　　　　
　　　　李玉书被检察院立案侦查后不久，刘雅丽的小车、洋房统统被依法没收了，她只好另外租了一间廉价的房子安身。不久，李玉书的亲戚三天两头找上门来骂她，找她的麻烦，都说是她害了李玉书。无奈之下，刘雅丽不得不凄凉地离开了这座给过她荣华富贵，也给了她无尽痛苦的城市。就在此时，她发现自己竟然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她流落到四川省雅安市，为了能顺利生下孩子，便在市郊的一个小村庄租了一间房子住下。为了省钱，她经常挖些野菜做口粮。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刘雅丽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成都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四川省乐山市原副市长李玉书死刑……”消息还未看完，她早已支撑不住。由于恐惧、惊慌和不安，她一头栽倒在路边，被附近村民送进了医院。这一摔，她永远地失去了腹中的胎儿。　　　　
　　　　我不知道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如何开始她新的人生道路。从李玉书的家人到大众传媒都参与了对她的“妖魔化”，侮辱弱者永远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最让人愤怒的是李玉书的家人，他们居然指责是一个弱女子将他们的市长丈夫、市长爸爸拉下了水，仿佛没有刘雅丽的存在，李玉书就能够保持革命本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简直就是混蛋的逻辑。刘雅丽固然有贪慕虚荣等性格的弱点，但她不是害人者，而是被害者。李玉书的家人们不敢指责李本人的荒淫和腐败，反倒把污水泼向刘雅丽这个可怜的女孩，正说明他们内心有多么的虚弱和阴暗。多年来，他们在大树下享尽荣华富贵，大树倾倒之际，他们倒会寻找替罪羊。　　　　
　　　　其实，这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红颜祸水论”在作怪——反正女性都是没有话语权力的弱者，干脆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她们的身上吧。于是，作为“始作俑者”的男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想反问的是：对于自己的人生悲剧，刘雅丽当然要承担一份的责任——她已经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是，谁有权利将李玉书本人的罪孽全部推托到这样一个弱女子身上呢？　　　　
　　　　从朱熹到李玉书，都是儒家文化酱缸中培养出来的蛆虫。说到底，儒家文化及其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就是一套冷酷的专制制度，就是一套把无耻当光荣的话语方式。朱熹和李玉书，虽然一个是宋代人、一个是当代人，一个是学术大师、一个是地方父母官，但在骨子里两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是玩弄女性的高手，也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们一边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一边编制密密麻麻的礼教之网。在私人生活中，他们对弱女子大施淫威；在公共生活中，他们堂而皇之地说大话和谎言。比起那些“善养浩然之气”的“新儒家”来，朱熹和李玉书才是真正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对女性所持的玩弄、蔑视和仇恨的态度，是他们所寄生的文化和制度所赋予的。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纲目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则，经由汉武帝的赏识和利用，逐步与君主专制的政权合流。此后两千年间，礼教之网织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密，而仁道的真精神则被普遍的恐惧、暴虐、虚伪所消解。在士大夫当中，“伪君子”比比皆是，连“真小人”也难得一见。吃人者的无限贪婪和被吃者的普遍隐忍，构成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大观园。　　　　
　　　　这是中国的大悲哀，这种悲哀在谭嗣同、鲁迅和林昭的身上达到了近乎绝望的极致。他们用生命来抗争这套“吃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格局。对“二奶”的“妖魔化”，正是鲁迅们所深恶痛绝的“吃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怕的是，这种“妖魔化”的运动，直到今天依然在我们传媒与日常生活中实施着、渗透着。在沉默的“被吃者”中，女性占了最大的比例。李玉书不就将刘雅丽当作他的私有财产吗？他对她的所作所为，难道是“爱”吗？在朱熹、李玉书之流的精神世界里，根本就没有“爱”的位置。　　　　
　　　　“狐狸洞”的黑暗，足以让儒家所有冠冕堂皇的典籍都原形毕露。李玉书的残暴，足以让他本人在大会上照本宣科讲述的“以德治国”黯然失色。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无耻者无畏

　　　　不久前，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主持了菲律宾一家鞋类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各大媒体纷纷大幅报道此事。　　　　
　　　　该博物馆位于马尼拉附近的小城马里基纳，这里是菲律宾最著名的制鞋城市，素有“鞋类首都”的美称。当地官员表示，之所以要开设这座博物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座城市在制鞋业中的地位，并吸引国内外的游客来此观光。该博物馆中的展品几乎都有非凡的来历，大多数是菲律宾各界名人的鞋子，包括了菲律宾历任总统曾经穿过的鞋子。当然，马科斯夫人的两百二十双鞋子，则成了其中的“重头戏”。这批鞋子仅仅是伊梅尔达当年所收藏的鞋子的一小部分。一九八六年，当腐败而专制的马科斯政府被愤怒的民众推翻的时候，人们冲进了昔日戒备森严的总统官邸，而马科斯与伊梅尔达夫妇则乘坐直升飞机仓皇逃窜。人们被伊梅尔达房间的豪华装饰惊呆了：在总统夫人的壁橱里，他们发现了一千二百二十双各式各样的、色彩斑斓的鞋子，有的鞋子上面镶嵌着数颗闪闪发光的钻石，其昂贵程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当时，这一奇观被作为马科斯家族穷奢极欲的一个典型事实，在全世界的报章上广泛报道。　　　　
　　　　被新政府赦免的伊梅尔达，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菲律宾。尽管已经衰老不堪，她依然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对着这批早已经被收归国有的心爱的鞋子，伊梅尔达的心中是什么滋味呢？是骄傲、是恋眷，还是追悔与悲哀？出乎意外的是，这位模特出身的前任“国母”在博物馆的开幕式上，居然得意非凡地说：“这家博物馆的落成，也体现了菲律宾的文化精神。菲律宾人是不会接受丑陋的，他们总是能将坏的再生为好的。”　　　　
　　　　这番话真个是“无耻者无畏”。伊梅尔达自以为自己相貌美丽，就能够“代表”菲律宾的国家形象。殊不知，她才是菲律宾举国上下最丑陋的一个家伙。在我看来，相貌平凡的阿基诺夫人不知道要比她美丽多少倍——她们有着天壤之别的精神境界。马科斯时代，伊梅尔达与丈夫一起鲸吞了数十亿美元的国家财富，过着能够与阿拉伯王室相媲美的奢侈生活。他们毫不脸红地声称，他们家庭的财富来自于二战期间日军在菲律宾埋藏的一笔财宝，属于“个人的合法收入”。这是一个连三岁的小孩也不会相信的天方夜谭。（即使属实，那也是当年日军搜刮的菲律宾人民的财富，理所当然应收归国有）对此，我不得不感叹：这一对独裁者夫妇居然弱智得只能编造出这样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理由来，真可谓“自作孽、不可活”。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伊梅尔达这个前模特穿着数千美元一双的时尚皮鞋的时候，菲律宾却有数百万老百姓在饥寒交迫中哀号。军警的皮靴践踏着他们的头颅，官吏们像吸血鬼一样附着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赤脚奔走在泥水和石块之间，他们哪里能够奢望欣赏到总统夫人脚上的鞋有多“美”呢？第一夫人知不知道，她脚上随便穿的一双鞋子，就可以供几百个菲律宾穷人生活一年有余？她的所谓的“美丽”，正是建立在人民苦难生活的基础上。她还有什么资格到处炫耀这种“美丽”呢？《圣经》中说：“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却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诗篇》三十七章十六节）恶人的不义之财是不可能持久的。　　　　
　　　　十几年过去了，马科斯已经客死异乡，伊梅尔达在度过漫长的流亡生涯之后，终于回到祖国。归国以后，她依旧十分活跃，频频露面于政商各界。她没有忏悔、没有反省、没有歉意，又施施然地回来大言不惭地“重新参政”了。她在老脸上重新抹上厚厚的脂粉，恬不知耻地登场亮相。伊梅尔达左右开弓，拿出了两个颇有诱惑力的武器来：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女权主义，再加上她以金钱作后盾，让许多健忘的民众重新成为她的崇拜者。这是伊梅尔达的胜利，也是菲律宾人民的悲哀。　　　　
　　　　伊梅尔达回国后畅谈爱国主义，宣扬民粹主义思潮，正如她在鞋类博物馆上的讲话，大肆谈论“菲律宾文化”，迷惑了不少的人。然而，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在《似曾相识蝶归来》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善于造势的铁蝴蝶大洒金钱，营造极尽梦幻之能事的豪华场面，让选民载歌载舞，沉迷在那片刻的喜悦，忘却现实中的痛苦和不公平。这是伊梅尔达式的民粹主义，用钞票来燃烧的梦境像集体的催眠，让老百姓喝完一杯又一杯的魔幻佳酿。他们不愿意再想起她的三千双鞋子，也不愿意再想起谁杀了阿基诺。即使是那三千双鞋子，也被转化为民粹的诉求。她强调这些鞋子大多是菲国制造，是爱国厂商送给她的礼物。她要穿出这一双又一双的菲律宾的骄傲，踏上国家成功的轨迹。”所以，伊梅尔达又坦然地出席鞋类博物馆的开馆仪式了，当地的一些老百姓却把她的光临当作振兴地方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对这个昔日的独裁帮凶顶礼膜拜。难怪邱立本先生感叹地说：“这就是伊梅尔达的修辞政治。在菲律宾奇特的政治文化中，铁蝴蝶并没有在政治风雨中锈蚀。她飞进民粹万岁的国度，也要飞进那些迷茫民众的心坎里。似曾相识蝶归来，伊梅尔达永远是菲律宾政治迷宫中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