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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2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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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用C14 同位素测得四个数据为（1）距今6080 年
±110 年；（2）距今5920 年±105 年；（3）距今5855 年±105 年；（4）
距今5600 年±105 年，即不管哪一个数据，半坡遗址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
右。”“半坡遗址是新石器则代仰韶文化的典型”，“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
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划，和器上的花纹判然不同。”虽然刻划的意义至今尚
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它们与殷周青铜器上有一些表示
族徽的刻划文字等等极相类似。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如按此说，中国文明则应算成近6000 年。
中国文字之源始，究竟在何时？最古老的文字产生于什么时代？分别代
表什么含义？至今还尚在百家争鸣中，看来还有待于大量的材料来佐证说明
呢！
（余增德）
私学是不是孔子首创的？
在我国西周以前，“学在官府”，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教育。后来随着
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动，文化教育上也出现了“学术下移”的现象，一些有
识之士以个人身份授徒讲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私学。私学的产
生，对于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把知识带到民间，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那么，这种私人授徒讲学的风气，究竟起于何时，始于何人呢？
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孔子首先开创私人讲
学的风气，是私人讲学的创始人。从目前接触到的材料来看，持这一见解比
较早的恐怕要算章太炎。他在1906 年撰写的《论诸子学》中说：“孔子干七
十二君，已开游说之端。”又说，孔子“变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
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绝千古”。解放后我国出版的一些中国通史著作，
如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尚钺主编《中国
历史纲要》等都认为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与此相同，一些研究中国教育
史的学者也持这一看法。毛礼锐等在1979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中国古代教
育史》中说，孔子“开创‘私学’，建立了儒家学派，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学
术勃兴，开创了道路”。陈景磐在1981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版《孔子的教育思
想》（第二版）中也认为，孔子“首先开私人讲学的风气，是我们私人讲学
的创始人”。许梦瀛在1982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版《孔子教育思想初探》中则
进一步认为，孔子创办的私学，“这样较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无论
在中国或世界历史上，都是具有首创性的”。
如果说上述学者主要是正面阐明观点，那么于盛庭在1979 年第4 期《徐
州师范学院学报》上撰文《关于孔子首创私学的问题》，则针对不同观点作
了具体论证。该文指出，有人认为略早于孔子兴办私学的有周室的老聃，楚
国的老莱子、伯昏无人，郑国的列御寇、邓析；与孔子同时在鲁国讲学的有
少正卯、王骀、柳下惠等，但所依据的材料，除了邓析、少正卯之外，几乎
全出于《庄子》、《列子》等书，而“凡引自《庄子》、《列子》的材料，
如果没有其它确凿的佐证，是不足信为史实的”。关于邓析，该文认为只是
帮人打官司的著名律师，“恐怕还算不上办私学的教育家”；即使说邓析办
起了私学，“也很可能是在孔子之后”。该文还认为，少正卯办私学虽有古
书记载，但也恐有误，不可轻率“认作史实”。文章最后明确指出：“因此，
迄今为止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孔子不是第一个打破学在官府局面的私立
学校的创办者。”
与上述看法不同，学术界还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孔子不是私学的首创
者。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从下面两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首先，从私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看，他们认为春秋时期私人讲学风
气，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适应一定的时代要求而出现的。王越在1957
年第1 期《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论先秦私人讲学之风不始自孔子》一文
说：“这个时代世卿世禄制度的动摇和士阶层的抬头，是私人讲学的社会条
件，‘学在官府’这一文化传统的动摇，是私人讲学的学术条件，而私人讲
学又促进了‘学在官府’这一传统的打破，并促进了各学派之形成。”因此
他问道：是否一定要等到孔子出来，才能开始私人讲学？在孔子以前，或孔
子同时，是否就没有人能够聚徒讲学？林乃燊在1979 年第1 期《北京师院学
报》上著文《关于孔丘的几个问题》，更明确地说，春秋中后期，官府之学
的解体是一个历史趋势。“这种解体，是通过阶级斗争体现出来，不是一个
人就能打破它，也决不是孔丘带头去打破它。”
其次，从具体史料来看，学者们指出，在孔子以前或者孔子同时，已经
有私人讲学。沈灌群在1956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国解放后第一本中国教
育史著作《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中说：“与孔子同时在鲁国办理私学，
并在私学发展中互相竞争的，还有少正卯和王骀等。”王越在1957 年的那篇
论文中也指出，除上述两人外，在孔子以前以及与孔子同时从事私人讲学的
还有壶丘子林、邓析以及常挫、詹何等。林乃燊在前述1979 年论文中更增列
了老聃、老莱子、列御寇、伯昏无人、柳下惠等人，蔡尚思在1982 年上海人
民出版社版《孔子思想体系》一书中作了概括性的论述。他写道：“可以列
入首开风气者名单的，如果把略晚于孔子的墨翟等算在里面，那末已知的便
不下10 人。而在历史记载中被埋没的必然更多。”结论显而易见，学者们认
为，说孔子首创私学“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需要说明的是，他们虽然不同意说孔子首创私学，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孔
子是春秋时代招收学生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位私学大师。诚如蔡尚思所说：
“如果说孔子办私学的影响，超过了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则是应该承认的，
因为它是事实。”（见《孔子思想体系》）
由上所述可以看到，说孔子首创私学，早就有之；不赞同孔子首创私学
的，又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孰是孰非，确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谜。
（金林祥）
诸子起源真相是什么？
先秦诸子的起源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争论最大且最久的问题之一。从战
国的庄周、东汉的班固，到近代章炳麟、胡适、侯外庐等，前后两千年，学
者众说纷坛，各执一端。
揭开中国学术史序幕的开山祖师庄周在《天下》篇首创“六经说”。主
张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先秦学
术思想之源，诸子百家是流，诸子是在继承六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一家之言
的。他说：六经之“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庄周的“六经说”对后来学术界影响很大，学者多宗之。刘勰在《文心
雕龙·诸子》中认为诸子“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
尽管诸子之中反对儒家者大有人在，把他们一概视为儒家经典的“枝条”并
不确切，但他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点出六经与诸子确有某些继承关系，不能不
说有可取之处。
但也有人不以为然，首先出来反对庄周之说并提出新解的是西汉淮南王
刘安。他和他的宾客们编著的《淮南子·要略》主张“政治说”，以为诸子
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将诸子学术思想的产生与特定的社会生活
条件、特定的政治需要以及诸子们的动机联系起来。当然，这种意见早在刘
安之前已露端倪。《孟子·腾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杨朱、墨翟三言盈天下。”讲的也是社会环境对学术思想所发生的制约作用，
只是表述而不如刘安系统罢了。
刘安的“政治说”虽然独具特色，但长期以来学者绝少赞同，到了“五
四”前夕，只有胡适才真正服膺刘安之说为真知灼见，“已足摧破九流出于
王官之陋说矣。”
所谓“王官说”是东汉班固提出来的。《汉书·艺文志》详述诸子渊源
皆出于王官。举例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班固的意见引起后
人激烈反对，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主要为此而作，他批评班固“皆附
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批
评班固“强作解事”，“尤属穿凿附会”。然而，批评归批评，赞成者也不
乏其人，最早宣布同意班固观点的是《隋书·经籍志》。
到了唐代，从经学史的角度观察，出现了对儒家经典全面怀疑的“经学
变革”时代，但在文学史上，则出现了号召向儒家经典学习的“古文运动”。
这两个运动表面上好像很矛盾，其实不然，因为主张向儒家经典学习，实质
上是将“诸经”降格到“诸子”地位，视经典“其要在于高广壮厚，词正而
理顺”（柳宗元语），仅为散文的范本而已。所以，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
柳宗元都从散文发展的角度主张诸子散文是渊源于六经的。显然这是对庄
周、刘勰观点的发挥。
清代以来，研究诸子起源的学者颇多，然而分歧仍然很大。章学诚毕生
致力于学术原委的探讨，得出“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后世文学，
必溯源于六艺”的结论，在根本点上仍属于庄周一派。汪中、龚自珍、章炳
麟、刘师培则拥护班固，主张诸子“大抵出于王官”（章炳麟《诸子略说》）。
对此，胡适等人极力反对，祖述刘安，强调政治生活对学术的深刻影响。显
然，胡适派的弱点在于只明诸子思想之所以生，而不明诸子思想之所由生。
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那样：“政治诚足以影响学术，然不过动机之一而已。”
其他的“动机”有哪些？决不是这班学者所能理解的。随着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历史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侯外庐等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
了社会经济的变革是诸子兴起的“主要的物质基础”（《中国思想通史》第
1 卷），一反前人旧说，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经济说”，使诸子起源的研
究迈出关键的一步，注意了以往学者所不能理解的经济对意识形态的最终支
配作用。
但是，正如恩格斯提示的那样，“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
诸子学术的发生除经济、政治的影响之外，必定是基于先前的思想资料。
这些资料是什么？当代学者对此进行了重新考察。姜亮夫《屈原赋校注》
说：“殷商遗墨，两周典质，质直为文，此诸子散文之所由兴。”无疑是说
诸子思想是对先前一切文化遗产的继承。
可惜的是这种说法失之过泛。救弊者矫在过正，又分别提出诸子出于道
家、礼教、黄帝、《尚书》诸说。当然也都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那么，诸子起源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看来尚需学者们共同努力，“上
下而求索”。
（勇木）
最早的“类书”是哪一部？
类书，严密地说，就是广泛摘抄群籍，分门别类地编辑而成的工具书。
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等，直到
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这些书不仅可供旧时学人
查阅各种资料，能起今天“百科全书”的作用，而且所摘录的古书多半已经
亡佚，所以在现代更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可是，类书的起源在什么时候，是哪一部书，却还是文献学家争论未定
的问题。一般认为，类书起源于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所敕编的《皇览》。《三
国志·魏志·文帝纪》：“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
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皇览，就是“皇
王省览”的意思。后来唐太宗因为书籍太多，难于遍读，遂命萧德言等撰集
《群书治安》，也是这种办法，只是体例有所不同。所以宋代王应麟《玉海》
卷五十四说：“类事之书，始于《皇览》。”可惜这部书早已亡佚，到了唐
代，只存何承天、徐爱两家的抄本；宋代则连这两种抄本也都散失。后来虽
有辑本，更是少得可怜。
正因为这部书早已亡佚，后人未能见到，所以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衢本）卷十四说：“齐、梁间士大夫之俗，喜征事以为其学浅深之候，梁
武帝与沈约征票事是也。类书之起，当在是时。”将类书的起源推迟到六朝，
这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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