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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者调查-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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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企业改制,刘思荣和另外几个人以400万元买下这个服装厂,企业成了民营企业,后来又联合其他13家具有紧密协作关系的企业组建成广东金潮集团有限公司;走上集团化发展道路。    
      刘思荣,1980年2月至今任潮州市城西服装厂厂长、党支部书记,广东金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经济师。从1983年起,连续四届当选为潮州市党代会代表,广东省第八届 、第九届党代会代表,中共十六大代表。    
      ⑤ 邱继宝:从300元到10亿元    
      邱继宝;男;生于1962年7月,大专学历。1986年10月至1992年9月任椒江第二工业缝纫机厂(飞跃集团前身)厂长,现任飞跃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没有不赚钱的产业,只有不赚钱的企业。”邱继宝和他的飞跃集团把这句朴实的话体现得淋漓尽致。从300元起步,经过15年的发展,到成长为资产10亿元的大型现代化民企,邱继宝把几乎消失在城市家庭的缝纫机行业做得红红火火。最重要的是,“飞跃”的出现,结 束了日本缝纫机单向出口中国的历史。    
      曾经被拒广交会,曾经被广交会保安罚站半小时,曾经是小乡镇企业被人看不起,邱继宝没有因此放弃缝纫机行业。为了使自己的产品能打出国门,邱继宝曾赶到了深圳的罗湖口岸 ,花了500元人民币请一个香港老太太代买了一本香港的黄页电话簿,通过电话簿,他与香 港国际经销商展开了信函“外交”,并获悉“飞跃”的产品在中南美洲的一些不发达国家可 能有市场。于是,他背上缝纫机,带着从省外办借来的一位翻译,踏上了去拉美等国的推销 之路。这一去,就趟开了一条路。1989年,“飞跃”在中南美洲地区的销售额达到了创纪录 的2万美元。    
      2002年邱继宝当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人是目前中产阶层参政议政的典型代表。    
      但是对于中产阶层个人参政现象,秦言先生说,“不过,也不能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 政形式的作用估计过高,因为在很多具有这些身份的人看来,‘代表’、‘委员’等的意义 首先是一种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志;其次是一种社会承认,是社会对自己所做事情的肯 定和赞同;然后才是政治参与的途径和舞台。”事实上,一些中产阶层成员能够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虽然一般经过了民主程序,但是,相关部门是否“看中”了他的代表性在其“当选”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现实的参政过程中,他们往往表现出对“选中”自己的组织和个人负责,而不完全对产生自己的社会基础负责。其中,有的人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是通过社会捐助等“贡献”行 为获得的,他们为此花了钱,就要换取所希望的个人利益。换句话说,由于有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的产生带有个人性色彩,所以他们的政治参与带有个人性质,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院外集团”支持的“院内利益集团”。    
      这样往往使得我国中产阶层目前的政治参与自我评价较高,参与动机较弱,参与行为还多 是个人性的。    
      (2)组织政治参与。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中产阶层队伍的不断壮大,与此有关的社会组织也发展起来。    
    


第六部分第168节 中产者群落中

    这些社会组织主要是工商联、私营企业家协会、企业家联谊会等,其他中产者比较多的行业协会,如记协、作协等,也可以成为 是中产者参与政治活动的社会组织。事实上,一些民主党派、团体也为中产阶层群体以组织 名义参与政治提供了舞台。因为有关调查显示,目前在中产阶层高层中,有很多人参 加了这些组织。其中,参加工商联的人数最多,其次是个体劳动者协会和私营企业家协会,再次是企业家联谊会、行业协会等。    
         
      目前,在我国,尽管有号称代表中产阶层阅读口味的报刊杂志出现,但是,专门号称代表中 产阶层的社会组织还没有形成,中产阶层以组织的名义参与政治,是通过他们所参加各种其他社会组织而实现的。    
      在中产者群落中,年轻人参加那些工商联、个协、私协等组织的人数比例很小,他们参加某 个组织的愿望不强烈。一般来说,他们的事业刚刚起步,正处在创业发展阶段,他们既没 有多余的时间和力量参加这些组织的活动,他们的资历也往往还没有达到加入这些组织的 标准。许多年轻的白领们对于参加什么行业协会也兴趣索然,但是,他们对于一些娱乐性的俱乐部、联谊会却感兴趣。在互联网的一项调查中,在被问到“您认为有无必要建立自己的行业公会、联谊会、俱乐部等”时,多数人对行业公会不感兴趣,尽管表示“有必要”建立这样的组织,但是表示自己会参加的只 有116%。相反对那些带有娱乐性质的联演会、俱乐部却兴味盎然,926%的表示如果条件 准许自己会参加。    
      总的来说,年轻的中产者对政治参与表现出来的热情并不高,更没有出现代表性的政治人物 。他们表达自己社会要求、处理与政府关系,最多是在互联网的某个网站“评论”上发出二 三十个字的小帖子。    
      目前,工商联、私有企业家协会对于中产阶层以组织名义参政提供了舞台,并且发挥了较大 的作用。就目前的情况看,它们的职能主要有:    
      一是政府职能的延伸。    
      二是政府与私有企业之间的中介。    
      三是私有企业主的利益代表。    
      在这三种职能当中,国家工商局的官员认为,作为私有企业自律组织的各级私营企业家协会 ,首先是政府对私营企业进行宏观间接调控和监督管理的中间环节,是国家各职能部门对私营企业监督管理的协助、补充和完善。它们的作用主要是协调、沟通、服务,其次才是政治参与。    
      作为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根据《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章程》,工商联的主要任务 是:一是团结工商界,积极发挥民间商会组织的功能作用,促进非公有 制经济健康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贡献力量;二是在工商界与政府之间起沟通的桥梁作用,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反映会员的意见、要求,代表工商界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重大决策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订提出建议并协助贯彻执行;三是为会员和社会提供各种服务,开展工商专业培训和经济咨询,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改进技术装备,组织商品展览和技术交流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活动,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四是促进中外经济、技术和贸易的合作,发展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世界各国工商社团和工商界人士的联系,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协助中外企业家实现互访考察。 基于这样的职能,全国工商联积极参与国家管理和各项民主法制建设。例如,全国工商联曾 经三提“修宪”,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2003年2月2日,《中华工商时报》记者高春颀、杨晓平报道:“修改宪法中对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保护表述不一的条款,体现平等的 原则,明确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非法侵占或破坏正当的个人私有财产,同时增加保护企业、社会团体法人等组织财产权的条款。在宪法中还应明确对企业等组织及个人的财产是否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如果根据公共利益需要实行,应明确实行的条件及给予补偿等内容。”这是在明天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全国工商联提交的《关于修改宪法完善保护私人财产法律制度的建议案》中的主要表述。此份提案中还建议:在宪法做出修改后,根据有关规定对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应条款作进一步修改,在即将出台的民法典和物权法等法律中予以体现;除了立法部门应对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以及配套的制度认真研究并尽快落实外,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也应制定具体的措施,加强对私人财产保护的力度,进一步扭转对私人财产保护不力和利用行政权侵犯私人财产权的情况。    
      据了解,2003年全国人大议程中没有修宪内容,全国工商联继1998、2002年之后,第三次向大会提出了有关保护私人财产的建议案。    
      2004年3月14日,全国人大第十届二次会议通过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其中,备受关注的“保 护私有财产”写入了宪法。    
      实际上,全国工商联的做法就是工商界中产阶层以组织的形式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 目前,我国中产阶层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阶层意识,也没有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政治组织;但是通过个人参与和组织参与的形式,在我国政治协商制度和其他民主方式下,他们在一定程 度上也达到了对于国家大事管理的目的。当然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中产阶层参政议政 的方式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第六部分第169节 重视中产者参政

    4“堵”不如“疏”:重视中产者参政    
      当今,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产阶层已经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崛起。    
      一个阶层的社会影响力,包括政治影响力,取决于它的人数及其组织程度,也取决于它所掌握的为社会所需要的资源。在当前,我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已相当可观。1998年10月中央      
    电视 台报道,中国已经有3亿人步入小康之列,也就是说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中产阶层人数约占全 国人口的25%左右。由此看来,我国的中产者已经是具备了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人口基础。 与此同时,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不足2%的人掌握着80%的储蓄资金,中产阶层的财富占 据着社会财富总量的相当比重。    
      另外,中产阶层是国家税收、交费以及安置劳动力的群体。    
      我国相当一部分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和信息人才都是由中产阶层人士组成。    
      有关权威专家指出,必须重视中产阶层的参政。    
      (1)不恰当的参政。    
      2003年3月26日,《法制日报》一则《买选票花了十二万,为当“村长”疯狂贿选》报道,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最近,记者在山西省霍州市暗访时发现:该市靳壁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中,竟有人通过大量收买选票当选为“村长”,村民为此上访告状,此事至今未能得到查处。村民们气愤地说:“用金钱买选票当选的村长不合法,我们老百姓咋能称心!”当地党员干部向记 者反映:贿选影响很坏。据了解,此类事件在霍州其他村庄也有发生,当地党政领导对此查处不力。    
      羊年春节前,本报不断接到霍州市农村一些村民来信反映,说该县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收买选票贿选问题非常严重。    
      近日,记者来到该市大张镇靳壁村暗访。在该村一小饭店,一位姓杨的女老板说:“今年1月5日晚8时左右,村里有个名叫‘橙子’的人给了我1000元现金,让我收买选票,说按每张50元收。我家7口人有7张选票,连同其他人的共收买了14张用了700元。晚上10点钟,‘橙子’把选票拿走了。”她笑着说:“我没学过法,小纸片片换钱的事咋能不干 ?”据调查,靳壁村共有选民三千多人,去年12月30日该村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村民刘某和王某分别以九百五十余票和五百一十余票当选为候选人。今年1月4日,大张镇政府换届选举领导组有关人员专门召集候选人开会,强调在选举中不许有贿选行为。然而,1月5日中午,候选人刘某被人请去喝酒,一直喝到下午醉倒,次日才清醒。另一名候选人王某的十多名亲友则开始在村里突击收买选票。一位王姓村民说,1月5日11时,村民王某到我家,将我家两张选票买去,给了我一百元。    
      在靳壁村,不少村民向记者反映他们的选票被收买的情况。村民说,收买选票还“走后门”。“走后门”的条件是:“不可靠 ”人家的选票不收;估计选票买够了(能当选)就不收了。    
      记者见到了这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换届选举委员会主任王勤学,他对记者说:“今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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