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在缅甸-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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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日子，支撑着凯莲不倒下的唯一精神力量就是哲明捎来的条子和口信。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她就能得到一点关于哲明的消息，通常是刚从前线下来的抬伤兵的缅人带给她的。她的心跟随他到每一个地方，为他的每一个胜利而喜悦，为他的每一次退败而担忧。她千百次抚摩那张破旧不堪的字条，那是哲明的笔记：“我们就快胜利了，我会回来，等我。”那时，一切伤痛、死亡、刻骨铭心的思念都会结束，她只想作一个平凡而幸福的女人，和所爱的人在一起，膝下儿女欢跳……夜间甜蜜的梦总被夜间血淋林的事实打的粉碎，现实越来越让人不能忍受，充斥每一天的就是无休止的死亡、死亡、死亡。她的手接触过无数冰冷的尸体，她不在心悸，只是感到阵阵的刺痛。死者中有满身创伤的缅甸老兵，还有年轻的中国人，同一个农场的熟面孔，却再也不能睁开眼睛摇摇欲坠。
　　　　谈笑风生。一个人死掉就这样容易吗？这样的死有意义吗？这个问题有时会悄然浮上心头，让她感到阵阵恐惶，曾是那么坚定的“信仰”忽然变的摇摇欲坠。那是多么漫长的两年，战事越来越不利，因知青的加入而掀起的革命高潮被政府军猛烈的反扑压了下去。哲明的消息越来越少，口气也越来越失望，胜利就在眼前的幻想像一个幼稚的梦。野战医院里充满了悲观厌战情绪。许多奄奄一息的伤兵衣不遮体，吃不饱，没有药品，就那样眼睁睁的看着死去。凯莲心中一万次的呼唤：“哲明，让我们一起离开这儿吧！”她那样强烈地渴望哲明拥抱她，带着她逃离噩梦。
　　　　他们终于相见了，凯莲百万次地设想他们重逢的情景，却仍没想到会是这样：当她给一个刚抬下来的重伤员清理伤口，擦掉脸上的血迹和污垢时，面前出现的正是那张日夜思念的脸，她的胸口受到猛烈的一击。心脏也停止了跳动。那凌乱的长发，左颊上一道深阔的丑陋的刀疤，胸腹一片血肉模糊，几根折断的肋骨刺出皮肉，“哲明！”她想撕心裂肺地哭喊，却无泪无声。
　　　　哲明被抬进手术室了，凯莲在一旁机械地把刀递给医生，“吧嗒”一棵带着血迹的弹头落在瓷盘里，她的心里燃起一点希望。可是医生忽然停住了手：“不必再做下去了。”医生冷冷地说。
　　　　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凯莲一人呆呆站着，手里拿着刀剪，一动不动。“这只是一个梦吧？”凯莲忽然想。她走过去推着哲明。“一切都不曾有过，革命、出逃、战争、死亡，使劲伸一下腿就会从梦里醒来，然后发现自己不过是在罂粟花丛里打了一个瞌睡。”她的手触到哲明的皮肤，像石像冰，噩梦到达了顶点也不会如此真实，她止不住浑身颤抖，扑倒在哲明身上。两年前，他只有一次握过她的手，而现在，她可以忘情地拥抱他、吻他，他的殷红的血沾满她的手、她的脸、她的全身。“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生，一起死。”哲明被埋在医院后面的坟场，几块砺石粗粗地堆起，第二天人们发现坟上多了一束鲜红的风信子。而夜晚，人们纷纷传说看见一个幽灵般苍白的女人。
　　　　凯莲行踪无定。一次有人看见她独自走进沼泽，泥水没到脖颈也不回头。被救起来以后，她又好几次割破静脉，都没死成。她不明白为什么有时一个生命死去那么简单，有时却那么难。
　　　　她回到了军垦农场，1979年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她又回到了成都。邻里们经常议论这个孤僻古怪苍白悒郁的女人。她至今没有结婚。
　　　　●他的梦中女神，不再纯真……
　　　　农场战士的集体合影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姑娘，她梳着齐齐的短发，在微风中洒脱地飞扬着，明亮的眼睛与甜美的笑餍使年轻而生动的画庞灿然生辉。宽大破旧的军装也掩盖不了她那青春少女的身材。她是那么出众，以至于我情不自禁地问：“她现在在哪里？”然而回答是一片难堪的沉默。
　　　　以后逐渐从农场老人的口中得知，她叫林一鸣，是二连三班的团支部书记。1968年底和大批赴缅知青一起越过了国境，从此再也没见过她。几年以后有消息传来她因叛逃通敌被打死了，然而谁也没有见到她的尸体，以后再也无音讯，只剩下残存的记忆：她是一个非常美丽勤奋，充满革命热情的姑娘。
　　　　我无迹可循，只好作罢。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的故事竟意外地得到了继续，那是在北京，我们采访到一个当年的知青陈梁，他显然很不愿意重提往事显出烦躁的情绪，于是我说出一大串他所在连队知青的名字，其中就有林一鸣。
　　　　他的神情忽然起了一种微妙的变化，似乎某根脆弱的神经被扯痛了，重新扯回到20年前那些梦一般的往事里，他不愿回忆，可是又显然无法抗拒。
　　　　他终于说话了，而且滔滔不绝地近乎神经质，完全不容我插嘴。下面就是他所说的关于林一鸣的故事：“一鸣是我这一生始终无法忘记的一个女人。当然还有那个年代，那次战争和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我经常尝试着去遗忘，可是做不到，我已经有20年没有听到有人提起她的名字了，想不到今天我仍然会这么控制不住自己。
　　　　我和一鸣是一起从北京去云南的，那一年我20岁，她18岁。她的个性非常要强，用那时的话来说，是非常革命，她自愿要去最艰苦的云南，还动员我一起去。她当时那激动劲儿，说起“艰苦”、“革命”、“理想”这些词眼睛发亮，我完全被她的激情点燃了，也完全被她的美丽和风采吸引住了，于是我们一起写了血书，她用小刀狠狠在手指上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我非常心疼地望着她，她对我坦然一笑，显出一种为理想而牺牲的幸福，这种神情以后我曾多次看到，永远也忘不了。
　　　　到边境以后，情形比我们想的要艰难的多，白天是毒日头底下十个小时的农活儿，晚上还受热带雨林里毒蚊子的侵袭，有一次一鸣不知中了什么毒，全身都肿了，我劝她歇一天别去干活了，她表现得非常突出，干活不要命，对人又特别好，所以不久就当上了我们班上的支部书记。
　　　　后来就是那些躁动不安的夜晚，那时没人睡的着觉，大家被集密的枪声刺激得极为兴奋，有人开始偷偷跑了，留下纸条、留下话，滚烫的字句宣泄着年轻的理想。有一天，一鸣来找我，劈头就问：“你想不想走？”我知道以她的个性她是早已决定了才来问我的，而我的回答并不能影响她的决定，我说：“我们一起走吧，也好有个照应。”她忽然兴奋地握住我的手，那是第一次我们的手握在一起，虽然几年来我们的感情已经很深，可是在我心中她像一位圣洁的女神，无限美好纯净，又是那个革命至上的年代，我们始终保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苦恋。那夜她在月光下美的不可思议，在亚热带丛林与枪声的背景下，她又像一位坚强的战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呀！我怦然心动，暗暗发誓永远不分离。
　　　　我们就那样迈出了人生的重要一步，从此一生的命运完全改变。
　　　　进入缅共后，我们很快就分开了。当时跑出来的女知青比较少，大多被分在后方医院护理伤员或搞后勤，而我们男知青直接编入连队，参加战斗。那么多知青一下子跑来，情形很混乱，我们仓促分开后，彼此完全音信不通，根本不知对方到了哪里，虽然都在同一个战区，有时就相隔几里地，可是见面的机会很少。那时候仗打的很激烈，我第一次握住真枪经历枪林弹雨，又新鲜又激动，自豪得根本无法入睡，每逢这时我就想到一鸣，我从没那样思念过她，渴慕过她，我想把内心所有的思念和感情都倾诉给她。
　　　　也许真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在我最想她的时候，她忽然像从天而降一样出现在我面前，那是我们分开一个月之后。那几天没有战事，忽然有人叫我说营地后面有个人找我，我诧异地走出去，觉得眼前一亮，竟然是一鸣，她穿着一件破旧的缅族少女的衣服，脸很瘦，眼睛又黑又深，她似乎变了很多，但我说不出，只是觉得她更美了。
　　　　我情不自禁地跑上去拥抱她，她瘦削的肩在我的臂弯里柔弱地颤抖。我拉住她，许多话语无伦次地脱口而出，我要把这些天发生的事都告诉她，让她分享我成为一个真正战士的自豪和光荣。她静静地听，静静地微笑，眼里有一种很奇怪的神情，可惜我当时毫无察觉。
　　　　过了很久我才记起问她：“你现在好吗？”她不答却说：“陈梁，以后我们不要见面了，忘了我吧。”我几乎遭了当头一棒，完全呆住了，她不看我，只是自顾自地说革命事业，当前，考虑个人感情是不适当的，尤其是战争时期，这种感情上的牵挂对两个人都没有好处，不如分手的好……冷冰冰的语调说着一些陌生的话，这怎么是我的一鸣呢？我知道她的决定通常不可更改，她的瘦弱单薄的身体里蕴藏着惊人的韧性、毅力和坚定，为了她所钟情的革命事业，她可以牺牲一切，难道包括初恋吗？
　　　　我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我有点恨这个扼杀真情的年代，恨这场摧毁爱情的战争，甚至恨她。她只是坦然一笑，又是那种为理想而牺牲的幸福微笑，令我心痛的微笑。
　　　　她说话很算数，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我曾多次在后勤组和医院打听她，很奇怪没有任何人知道有关她的消息，她就像融化在热带雨林的空气中了，渐渐地，我不再找她，试图不去想她，她成了锁入我内心的一处隐痛和青年时代最难忘的回忆。
　　　　再见到她是三年以后，在一种我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的情况下，我们见面了，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就止不住心理发抖，止不住想流泪，止不住20年来痛心疾首的后悔。
　　　　那时侯我受了一点轻伤，从前线上撤下来，住在那边靠近附近的后方营地里。打了三年的仗，我已经是一个老兵了，看惯了生生死死，信仰和理想已成模糊的概念，不停息的战斗成了麻木的惯性，70年代初缅共已经进入低潮，丛林冲弥漫的是悲观厌战的情绪。
　　　　营地里还住着不少缅共的官员和将领，为了调节单调无味的战争生活，他们找来文工团表演节目寻欢作乐，那都是一些年轻的女孩，来自印度、缅甸和中国，这些文工团巡回在各营地之间，除了表演节目，实际上她们还担任类似“慰安妇”的职责。我对这类歌舞不感兴趣，总觉得有点强作欢颜的味道。
　　　　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在那些年轻姑娘中间，我竟然看到了一鸣。
　　　　她变了很多，当她站出来穿着一身红旗袍唱起《我的祖国》时，我以下认出她来，那是一首我们一起唱过无数遍极其钟爱的歌，我认得那嗓音和感情，她脸上涂了很厚的脂粉，在灯光下看来，竟感觉凄艳。然而她依然美丽，虽然脂粉仍遮不住脸上的倦意与憔悴。
　　　　泪水一下子涌上我的眼睛，我茫然不知所措，白知道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只是觉得自己当初似乎做错了很大一件事，可又不知是什么。看到那些很久没见过女人的士兵用野兽一样的眼光玩味她，我简直要疯了，可是一鸣仍然在笑着，对所有人。
　　　　夜深了，疯狂的士兵们涌上台去，像抢猎物一样抢夺那些柔弱的女孩，她们虽然已经习惯于这种情景，并不惊慌失措，只是麻木地等待。有军官来制止混乱的士兵，然后他们自己把那些女孩带走了，一鸣瘦削的肩被一只大手粗鲁地揽了过去。我再也忍不住，用尽全身力气喊了声“一鸣”，她回过头来，那双又深又黑的眼睛空空洞洞，好象根本没看见我，接着转过头，靠在那人肩上，走进屋里。
　　　　灯光的瞬间，我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以前我也听说过曾有一些美丽出众的女知青被送去文工团以抚慰丛林中太寂寞的男人，并对她们说这是革命事业要求她们作出的牺牲。可我决想不到这会落到一鸣头上。其实我本该想到的，她是那么光彩照人。那一瞬间，我忽然全明白了，我太了解一鸣的性格，三年前她要求我忘记她的时候，已经决定作出这种牺牲了，只是当时我并不明白，我以为她为了所谓革命牺牲掉的只是初恋，只是我，可现在我明白她牺牲掉的远比那些珍贵，那时她只是一个19岁的少女啊！她微笑的神情重显在我面前，并且永远铭刻在我的生命中。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一鸣她太傻了，太理想主义了，可那个时代我们谁不是那样呢？
　　　　自那以后，我一直陷在一种深深的痛悔和自责之中，似乎是我把一鸣推到了这步境地。三年战争生活，我不再是当年那个幼稚冲动的男孩子了，理想、信仰不再是那么简单的事。无休止的战争把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