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在缅甸-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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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上，战火和阴谋从未停止过，各派政治势力拼杀角逐…克钦独立军与缅共的明挣暗斗，政府势力的兴风作浪，学生军的争权夺利……异常热闹。然而这些热闹的厮杀似乎并没有让这片土地“热”起来，阴森森的夜寒从人的脊背透入心脾。
　　　　1990年我经人介绍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商人，我们谈的很投机。谈话间我发现他对缅北一带的斗争所知甚多，这勾起了我的好奇，便一再要求他讲得详细些。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天一夜。听完他的讲述，我才想起来问他为什么对这些事格外关注。我记得他当时淡淡一笑，沉默了很久才说，他哥哥曾是这些杀戮的参与者，甚至是策动者。
　　　　“他的尸体就掩埋在那儿，那是他早就交代过了的。那儿埋着很多人…他的部下，他的朋友，他的仇人，还有那些年轻的学生们。”“简直是各派势力的大集合。”我喃喃地说。
　　　　“可在我看来那只是些夭折的生命。”他说。
　　　　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幅尸横遍野的图景，一些素不相识、毫无干系的人就这样互为仇敌，双双在刀枪中丧生！“天晓得！……”我只低呼一声，他便用平静的声音盖住我的：“他们身不由己。”我想我交代的够多的了，况且无论怎样拖延，也不能避免下面的叙述。
　　　　●学生军的大清洗
　　　　1992年2月12日下午，15名学生作为被指控的“政府间谍”将在克钦邦的芭蕉寨附近被处决。执行处决的一方是与政府军作战的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军。芭蕉寨这个阴冷的地方是克钦独立军的临时总部，执行处决的地方距此不远，是学生军的营地。
　　　　将被处决的15名学生，被用从中国境内买来的尼龙绳捆着双手，脚上拖着近30公斤重的云南户散打的铁链，脸上毫无表情。
　　　　四年前，他们曾同这些处决他们的人一起参加几万人逃离大城市到边境的反政府民主运动，今天他们却被命令卧在地上，作为“间谍”等待处决，并且处决他们的竟是几年前一同逃离校园的大学同学，而不是他们与之作战的政府军，此时此刻是何等悲壮！此时此刻是何等茫然！此时此刻，空地上鸦雀无声，只有学生们穿的粗布军装在西风的吹拂下微微鼓动。
　　　　1988年，缅甸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几万学生离开校园，在政府军的镇压中，一部分学生逃到缅北克钦邦大山中，想凭其易守难攻的地势对政府军进行报复，在克钦族独立军的帮助下，他们接受军事训练，购置大量武器，学生军与克钦独立军…缅北最大的少数民族反叛组织（KIA）联合起来。
　　　　在沿泰缅边境由卡伦族和孟族反叛组织控制的南部地区还有更大的出逃学生联盟。1988年10月，几千人的学生和民主活动分子在靠近三塔峡和泰国梅松城对面的山中开始安营扎寨。当时他们的心情是愉快的，夜晚大伙围着篝火歌唱民主歌曲，聆听令人激动豪情万丈的演讲，为武装斗争反抗仰光的国家法律和秩序恢复委员会作准备。
　　　　在靠近泰国边境的一个学生营地中，一个叫米米的19岁的学生这样告诉我：“我来自仰光大学，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战斗到底。仰光政权许诺给人民以民主和大选，可又枪杀了那么多的学生，并在仰光逮捕了很多我们的战友。我们只有自己武装自己并打回去，我并不怕死。”在边境上，40年代很多传奇的抗日故事还在传诵着。目前出现了很多的“昂山”…那位领导缅甸人民摆脱英国50年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英雄，他曾梦想建立一支属于人民的为自由而战的军队。但是，对于像昂山的女儿昂山素秀在1988年8月仰光的民主运动中所说的为进行“第二次独立而斗争，”学生“昂山”们却缺少足够的经验和凝聚力，学生军沿缅泰、中缅边境四分五裂，苦苦支撑。
　　　　丛林不是校园中的林荫，大都在城市长大的学生们的一腔热情在这里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从城市和中心平原到由游击队控制的边境地区，长久而危险的翻山越岭使很多人患上了眼疾和性病，身体渐渐恶化。皮肤病和营养不良症简直是普通的头疼脑热，一些说不上名的怪病连连出现。还有很多人到了山区不久便死于痢疾。
　　　　获取食物成了一项沿着边境的山脉苦苦挣扎的日常事务，不久，学生们开始吃蛇、蜥蜴、狗等动物，后来，凡是可入口的东西都被拿来吃，于是有人因误食一些果子而中毒。
　　　　到1988年底，几百名学生军战士通过各种途径纷纷回到大城市…仰光、毛毯棉、东吁、东芝、曼德勒，一些人流落到泰国，流落到泰的学生中有1000人向联合国最高难民事务委员会提出作为政治难民的申请。
　　　　这些学生依然是几个月前离校时一身豪气的学生，吗？据说很多男学生只好到泰国边境小城镇上的建筑工地、洗衣店、车站找点零活聊一糊口，女学生更惨，很多人只好在妓院接客……
　　　　这些都是我在瑞丽的一个夜总会里认识的缅甸姑娘告诉我的，她叫莫欣，来自缅甸的第二大城市曼德勒。
　　　　在和莫欣三个晚上的交谈中，我知道她心中的伤口是永远无法愈合了。起初，我们用云南方言交谈，她困难很大，后来发现她英语说得很好，我们就改用英语，她甚至可以纠正我的发音。她生怕被山里人发现而不敢出门，因为抓回去后必死无疑。她说我是一个最好的人，一个与她谈得最深的中国人，希望我帮助她进入中国的大学继续读书，甚至表示将她的一切都交给我。可惜我办不到，其中的问题太复杂。她是被毁了，她还患有性病。我很为她惋惜和悲伤。
　　　　“山里条件非常苦。”见我若有所悟地点头，她微带嘲讽地笑了笑，“你无法想象到底有多苦。”然后她轻描淡写地给我讲了上面的那些事。
　　　　“回家的路被政府军封锁了，我只好先到中国找个落脚的地方，在那儿每天干陪人的活。”我想我能够理解她的淡漠，那是因为她心里的伤口久而难愈的缘故。一个经历了那样沧桑动荡的人，很难有什么东西在她眼里染上感情色彩。
　　　　可我依然试图唤起她的某些感觉，我想起前不久听到的消息：在芭蕉寨附近的学生军营地处决了15名“政府军间谍”，学生军在自相残杀。
　　　　我把这消息讲给莫欣听，“……被处死的15个人当中，有一个叫吞奥吉的，是全缅学生民主阵线北部主席。以前我还见过他一次……”“我认识吞奥吉，他以前是国立曼德勒理工大学的学生，我们来自同一个城市。”莫欣说着，语调平缓，并顺手给自己斟了一杯葡萄酒。
　　　　“他被斩首了。”听说当时他们被带到空地的左边，背对着山，背对着他们自己挖的坑…那是他们的归宿。芭蕉寨附近的这个学生军营地住有三、四十人，他们都被要求来观看执行场面。
　　　　第一批五个囚犯被要求面朝泥土趴下，一个年轻学生模样的人拿着一把户撒大刀（重约5公斤），随后走上前去，一刀砍下一个囚犯的头，人头滚落到坑里……，其他十个人全部在傍晚时被杀。
　　　　我又想起吞奥吉，不知他是哪一批被杀掉的……
　　　　我是1991年1月在云南边城芒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府所在地，距中缅边境90公里）遇见吞奥吉的。
　　　　在芒市最繁华的闹市街道一家四川人开的饭馆里，我比预定时间提前一点到，捡了事先预定好的那张桌子坐下。吞奥吉来了，穿一身黑色皮上衣，鼻梁上架一副钢丝边的太阳镜。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当然也是最后的。
　　　　吞奥吉的英语和云南汉话讲得都不错，一道川菜端上来之后他笑着说：“很喜欢中国菜。”跟他来的三个年轻人，看上去都在25岁以下，吞奥吉介绍说其中两个是他的卫士，第三个人是他的主要情报官员。三个人神色慌张，情绪也不稳定，跟在吞奥吉身边，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尤其在吃饭时候，吞奥吉拿起筷子吃了两口之后，那三个人才开始吃饭，这恐怕是缅甸部队中的规矩，让长官先吃以表示尊敬。
　　　　吞奥吉让一个人从包里拿出一大堆彩色照片，并自豪地指着一个腰上挎着一支勃朗宁手枪，穿一件清新橄榄绿军装的男人说道：“喏，这就是我。”照片上的吞奥吉依然带着太阳镜，所以我始终没有见到过他的眼睛。
　　　　其他一些照片，多数拍的是与他一同出逃的学生。肩扛AK47步枪和反坦克火箭筒。都是些宣传照片，没有什么新闻价值。而我更关心克钦邦内最新的情况。可是当试着问他将来的出路和克钦内部各方面的未来发展之后，他的回答漫无边际，让人摸不着头脑。
　　　　接着他递给我一盒磁带：“里面录的都是我们演唱的革命歌曲，请将这个交给BBC英国广播电台和全印度之声广播电台。”我看着这盘磁带，楞住了。该怎么对他说呢！！
　　　　“我想…”我润了润嘴唇，“我想我没有这个权力，同时，我也没有这个能力。”还有一句话咽在肚子里了：我怀疑这些电台是否会有兴趣广播他们的录音。
　　　　接下去我们之间的交谈始终索然无味，我们彼此显得都有些心不在焉。一个半小时以后，他们起身告辞，很快消失在闷热的人群中。
　　　　那时他终究是很风光的，想不到竟落此下场。
　　　　我对莫欣讲了我的感觉，她一直沉默，接下来她咽了一口葡萄酒，淡淡地说：“死在任何时候都会降临到任何人的头上，那时候山里每天都有年轻人死去，相信现在也是。只不过我们那时候是为了与政府作战，眼下他们是为了争权。”在大批同伴返回城市的时候留在山林里的坚定派们，其中有很多是校园里一度活跃的政治活动分子，自然希望在边境上也成为领导人，于是学生军中的权力之争拉开了序幕，他们互相猜忌，拉帮结派，一批独裁者、军阀在民主运动的最初、最坚决的参与者们中间产生了。
　　　　在见到莫欣以后，我在瑞丽又遇见了一些北部全缅学生民主阵线的领导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已经将学生军中的裂痕和冲突公开化了。在瑞丽车站的候车室里，一个学生领导人告诉我：“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间谍网，是仰光政府想对我们士兵进行渗透，同时还想毒死我们的领导人，但我们及时觉察到了他们的阴谋。”我小心地向他提起吞奥吉的名字，他脸上即显出又鄙薄又憎恶的神情。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从兜里拿出一张照片，指着上面的男人说：“喏，这是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我没有听清他后来又说了什么，我的目光完全被那张照片吸引住了，或者不如说，是震慑住了。
　　　　照片上的男人穿着簇新的橄榄绿军装，腰间别着手枪，上身是一件黑色的皮上衣，鼻梁上架一副太阳镜……也许照片本身拍得不够清晰，也许吞奥吉留给我的印象太清楚又太概念化了。总之在那一刹那，我明明看见是吞奥吉在照片上对着我自豪地笑，无论如何，我看不出这两件皮上衣，两副太阳镜之间的任何区别。
　　　　我心里猛地抽搐了一下，一种不详地感觉袭上心头。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念头，即不久后，有人会捏着一张一式一样的照片告诉我这是他们新的领导人。永远的皮上衣，太阳镜，只是有一个不同于吞奥吉，不同于眼下这个领导人的名字。莫欣的话冷冰冰地又在耳边响起来：“死在任何时候都会降临到任何人头上。那时候山里每天都有年轻人死去，只不过……”1991年8月，中国公安人员逮捕了十个年轻的缅籍武装人员，这些人配有手枪和手榴弹。中国政府将这些人驱逐之后，他们即遭到独立军的围攻，后来终于又落入学生军手中。
　　　　不知道经过了怎样的审问，被抓的人“承认”武装偷渡，潜入学生军领导人住地进行暗杀，并揭发了一些“伙同”，11月，在只有800人的学生军中逮捕了近80多人，19个中央委员中有9个人成为戴脚镣的囚犯，有一名学生竟莫名其妙地失踪。
　　　　两个月之后，我在缅甸有机会看到了由全缅学生民主阵线公布的一盘录像带，目睹了被控学生在接受“正义审判”时的情景。
　　　　一排穿着统一制服的年轻人沿着一张很长的大木桌子坐着，目光死板，脸色阴沉，接下去“间谍”们一个一个被带到前面，问一些答案总是非常令人满意的问题。被控者承认其所犯罪行后，其中的一个审判官就在一本厚厚的本上记下“事案”。
　　　　被控学生都承认是缅甸国家军事情报局秘密警察的人马，目的是阴谋反对学生的民主运动，混淆视听，然后毒死学生领导人，每个人的口供都毫无二致。
　　　　我对这种审判并不陌生。70年代末期，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里就曾出现过这样的审讯场面。
　　　　在看似呆板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