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牛群-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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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头儿匿名投诉信，报纸署名“知情人”、“一群众”，网上代号“蒙城人”……俩月来算了算也得有十几个无名氏讲柳林的黄牛大市场根本没牛。有参观的了，有检查的了，有录像的了，县里有关部门会提前电告，镇里的头儿开始忙活，出钱租牛，凑数儿应景儿。　　　　
　　　　这还了得！查！　　　　
　　　　怎么查？怎么查能查到真实情况？　　　　
　　　　我想起了皇上微服私访。　　　　
　　　　又一想不行。别看皇上穿老百姓衣裳到民间，能查点儿真东西。我不行，因为那阵儿没电视，要是那阵儿有皇宫电视台，在全国各州府郡县落地多好，那肯定天天播皇上上朝下朝，跟宰相谈心，深入三宫六院，体贴嫔妃生活。那举国上下黎民百姓哪还有不认识皇上的？大伙儿要认识皇上了，他还想微服私访？走哪儿他都在明处。他查不到民间的真东西，民间倒能查他点儿真东西。　皇上多明白呀，他知道这厉害关系。他只求权大，不求脸儿熟，“脸儿熟”不方便哪！为什么封建社会千年，改朝换代，换皇上跟走马灯儿似的，他宁肯让你把他政权推翻了，也绝不允许发展电视！道理就在这里。　　　　
　　　　我就不行了。我是只求脸儿熟，不求权大。得，就我这心态，就是给我搁在封建社会，我也当不了皇上，就适合当戏子，充其量是个全国著名戏子。你看前几天上有些朋友昵称我“戏子”、“戏子”的，那都是知音哪。我们共同的口号：“我是戏子我怕谁！”　　　　
　　　　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戏子戴上官帽子，便更像戏子。　　　　
　　　　此乃自画像。　　　　
　　　　扯远了。话说我们进入柳林“黄牛大市场”，好家伙！几百头牛，近千个人，你来我往，熙熙攘攘。　　　　
　　　　本地的车，省城的车，周边的车，外省的车，场面壮观得很。　　　　
　　　　我一下车，“呼啦”全围上来了。　这边“牛县长”，那边“牛哥儿”，乐哈哈地笑成一片。　　　　
　　　　我问：“哪头牛最大呀？”　　　　
　　　　一位老汉自告奋勇：“跟我来。”　　　　
　　　　我一看这老汉，好玩儿：左手夹着三根儿烟（食指中指之间、中指无名指之间、无名指小拇指之间各夹一根儿），右手夹着三根儿烟，左耳夹着一根儿烟，右耳夹着一根儿烟……他这什么打扮？　　　　
　　　　人家告诉我：这叫“行嘴儿”，是买牛卖牛的中间人，所有的牛交易都得通过他。他两边儿说和，最后成交，挣两边儿的钱。　　　　
　　　　他也是靠一张“嘴儿”，跟我差不多，都是嘴把式。　　　　
　　　　“行嘴儿”指给我一头牛，个儿是不小。　　　　
　　　　“多少钱？”我问。　　　　
　　　　“五千多块吧。”老汉说。　　　　
　　　　“这么贵？”　　　　
　　　　“一会儿就拉走了。现在这牛好卖呀！”　老汉得意之色溢于言表。看他夹这么多烟卷儿，估计成交了不少。我忽然发现，他所有的烟卷儿全冲一个方向支棱着，我想起了“卡秋莎”（原苏式火箭炮）。　　　　
　　　　“什么牛最好卖？”　　　　
　　　　“优良品种呗。这叫西门塔尔，这品种就好，价钱再贵，好卖。”　　　　
　　　　我问旁边一个小伙子：“你那是什么牛？”　　　　
　　　　“就是当地牛。”　　　　
　　　　“你那牛好卖吗？”　　　　
　　　　“比他那还好卖！有时一次能卖好几头。”　　　　
　　　　“那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小伙子想了半天：“牛长得太慢了！”　　　　
　　　　这回是他把我逗乐了。　　　　
　　　　这当中也有不少告状的：“牛县长，这收费又涨价了！”　　　　
　　　　“牛县长，他这收费不能天天涨啊！”　　　　
　　　　弄得市场管理人员一个劲儿冲大伙儿挤眉弄眼儿，那意思是“等牛县长走了，咱们好说”。　　　　　
　　　　我说：“这事儿你们之间商量、协调。我相信肯定能解决好。确实解决不了，你们直接给我写信。好，祝大家都发财！”　　　　
　　　　说完，我冲俩秘书一努嘴儿：“撤！”　　　　
　　　　NIU行动，宣告结束。　　　　
　　　　返回的路上，我的心里很不平静。　　　　
　　　　我没问这里的牛群和车是不是镇里出钱租的，不忍心，也没这个必要。　　　　
　　　　要真是镇里出钱租的，那开销也太大了。他们哪来那么多的钱贴啊？因为这里的牛市隔一天一次（阴历逢单日），等于两天一集。镇里要照这么没完没了地“贴钱”，那柳林的老百姓早就逃荒要饭去了。　　　　
　　　　当然，假如“无名氏”们的投诉是“真”的话。牛县长在这篇日记中用调侃和“戏言”掩饰了他的“青天”意识。但是，明摆着的“东西”是掩饰不了的，不管怎么说，牛群的这次“微服私访”（虽然他是公众人物，老百姓能认出他来），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对于蒙城是全国第一养牛大县，一直颇有争议。民间甚至流传一首极不好听的“民谣”：“站在阜阳向东看，一溜三个牛皮县。蒙城牛头吹得响，利辛牛尾翘上天，涡阳也是大牛皮，夹在牛腿正中间。”一位经济学家专门从北京到蒙城做过调查，他公正地说：“蒙城的养牛数字肯定有假，但造假是一种普遍现象，不独蒙城。官方报的数字是九十万头，我调查的实际数大概在六十万头左右。都挤掉水分，蒙城还是全国第一养牛大县。”这是几年前的事了，现在蒙城的养牛业又有大的发展。但对于柳林黄牛大市场，非议就不曾断过。说“市场的牛是镇上花钱租来充数的”，“有些拉牛的汽车也是镇上租来做样子的”。对于这样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作为一个挂职副县长，牛群敢于面对现实，进行了“突击检查”，其结果他满意，老百姓满意，我们大家也满意。因为我们不希望“无名氏”们的指责变成现实，老百姓真正富起来，毕竟是件好事。　　　　
　　　　牛群到安徽来做“官”（实际是做事），安徽是“包青天”的家乡。尽管是个小小的“七品”，他却干得有声有色。首先，他是清廉的，不在蒙城拿工资，却为蒙城招商引资。作为一个地方的“父母官”，牛群认为仅有自身的清廉（这一点许多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已经很难做到）是不够的，还应该拨云见日（比如带领群众富起来），让灿烂的阳光照在老百姓的身上，也照在老百姓的心上。老百姓欢迎也喜欢牛群这样的“官”，而他们口中最好的溢美之词也是莫过于“青天”两个字。　　　　
　　　　牛群的“青天”意识恰恰是表现在他在全心全意为蒙城人民办好事的时候，也想最大限度地让蒙城老百姓了解他，从而让全国人民都了解他。《南京晨报》记者一篇不切实际的报道，却忙得他团团转，按照常规，且不说是外省一家小报的记者，就是中央大报，地方官员也未必理你。牛群做到了“例外”，“孙廷海事件”不仅让乡党委、乡政府反复调查，自己深更半夜又跑去核查，他抓住这个新闻“由头”，把文章做得很足。他虽然是半夜出动，却也带着县电视台的记者，对他调查的全程进行了录像，而且做了公开报道。雷锋是做好事不留名，牛群做好事偏偏要“扬名”。雷锋是普通一兵，牛群是“七品县令”，牛群在很大程度上是蒙城的代名词，牛群所做的事，其他县长做了，未必算得了“新闻”，牛县长做了，大报小报都跟着“炒”。“炒”牛群就是炒蒙城，市场经济讲竞争，蒙城的知名度越大越利于竞争。扬名就是大白天下，这大白天下不正是“青天”意识是什么？！　　　　
　　　　牛县长为猪拍照　　　　
　　　　正因为牛群有“青天”意识，他才日夜操劳，为蒙城做了大量好事，其中值得老百姓永远称道的就有三大件：一是尉迟寺遗址第二阶段发掘，倡导并负责筹建尉迟寺遗址博物馆；二是引来巨资建成了牛群中国商贸城；三是办了一所牛群特教学校，资助了一百多个残疾孩子。一件大喜事，一件大好事，一件大善事。这三件事有的前边提到了，有的后边还要写，每一件事都是对蒙城发展的巨大贡献，是注定要写进蒙城历史的。　　　　
　　　　这使我想起了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据说，他在1085年10月间在山东登州当过五天太守。他一到登州就微服私访体察民情，解决了因盐事加重农民负担和在登州屯守水兵的两件大事，使得登州人民能安居乐业。虽然只是五天的太守，但苏轼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两大作为，令百姓敬仰，于是，当地的老百姓便在蓬莱阁建起了苏公祠。　　　　
　　　　牛群在文学上的建树无法和苏轼相比，但苏轼当时的知名度肯定无法和今天的牛群相比，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宣传媒体。一个是历史上的文学家，一个是当今的艺术家，在老百姓眼中，他们都是爱民的清官。苏公祠建在蓬莱阁，“牛公祠”建在蒙城人的心中！　　　　
　　　　牛群是艺术家，他把“真、善、美”从艺术舞台带到了政治舞台，难能可贵的“牛群现象”所表现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现实，必然永久地激荡在蒙城人民心中！　　　　
　　　　


第二部分第六章·笑星有泪（1）

　　　　公元2001年4月12日。早晨。　　　　
　　　　鲜亮的太阳从涡河湾一跳就是几丈高，阳光洒在蒙城漆园宾馆的院子里，金灿灿的，明媚而又温馨。一只只小鸟在嫩绿的枝条上“唧唧”地亮着嗓子，仿佛在喊“牛群”、“牛群”。　　　　
　　　　牛群刚刚起床，他推开二○一房间南面的窗子，贪婪地呼吸几口新鲜空气，那张为亿万人所熟悉的脸膛上，立刻浮现出像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　　　　
　　　　对于牛群来说，这是普普通通的一日。他走牛蒙城，出任挂职副县长已经一百零五天了。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他曾五上北京、四赴上海、一下海南和成都，他不是忙个人的事，也不是个人在忙，他随行都带着蒙城县政府代表团，所到之处，只有一个目的：招商！招商！招商！　　　　
　　　　为了让蒙城的牛经济尽快牛起来，牛知县像陀螺一样，飞快地转动着，转动着。7点半钟，房间电话铃响了，县委书记孙克杰亲自打来的：“牛哥，早饭吃了吗？”　　　　
　　　　牛群笑道：“哎呀，昨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我刚起床，早饭还没顾上吃呢。”　　　　
　　　　孙书记用关心的口吻说道：“天天这么熬夜怎么能行！你抓紧时间吃早饭，8点钟我去接你，咱们一块下基层搞个调研。”　　　　
　　　　“好的，孙书记，我8　点钟准时在楼下等您。”牛群听说下去搞调研，显得很兴奋，放下电话，便忙着刷牙、洗脸，然后急匆匆地向餐厅走去……　　　　
　　　　8点差5分，孙克杰书记提前来到了漆园宾馆。　　　　
　　　　“牛哥早餐吃了吗？”孙书记一下车便关切地问。　　　　
　　　　牛群点了点头，反问道：“我们今天去哪儿？”　　　　
　　　　孙书记诡秘地笑了笑：“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接着他便岔开话题，“托牛哥的福，咱们黄牛大市场的牛价又长了！”　　　　
　　　　牛群舒心地笑了：“好事儿，咱们是全国第一养牛大县，牛市就应该牛起来，牛市不牛还叫牛市吗？！”　　　　
　　　　孙书记满面春风，显得很得意（他已经在2001年2月中旬当选为亳州市副市长，当时还兼着蒙城县委书记。在我写这部报告文学的时候，他已经死于车祸）。作为“牵牛”书记，孙克杰知道牛群的优势是什么，也知道怎么最大限度地发挥牛群的优势。下乡镇视察也好，去企业调研也好，孙书记总是拉着牛县长一块儿。他让几乎所有的局长和乡、镇长向牛县长汇报工作，并把所有重要文件都批转给牛县长阅处。每到一处，孙书记总是把牛县长推到前面，让他代表县里讲话。就连县、镇、村三级干部大会都让牛县长做动员。牛群才华横溢，激情恣肆，讲话诙谐生动，感染力强，每次作“报告”的效果都很好。说到底，牛群这个县长是个“品牌县长”，他既无人权，也无财权，有的就是知名度。孙书记用的也就是他的知名度。孙书记在干部大会上说：“我们不但要利用牛哥的品牌，还要吃牛肉，喝牛奶，扒牛皮，抽牛筋……”这位县委书记讲的不是笑话，而是实话，在蒙城人的眼里，牛群就是一头浑身是宝的“老黄牛”。　　　　
　　　　牛县长和孙书记正谈着，一辆白色面包车开了过来，下车的是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杨玉萍和县教育委员会主任荀凤鸣。　　　　
　　　　荀凤鸣主任高兴地握着牛群的手说：“今天上午劳驾牛县长到我们……”　　　　
　　　　他的话还没说完，立即被孙书记打断：“牛哥到了地方就知道了，这个包袱现在不能抖。”　　　　
　　　　牛群和几位领导一起上了那辆白色面包车。　　　　
　　　　孙书记拉着牛县长去调研的到底是个什么单位呢？这个包袱不让牛群“抖”，更不能让孙书记去“抖”，我们还是跟着那辆面包车去看一看吧，百闻不如一见！　　　　
　　　　哦！这是一所学校，一所特殊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