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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红颜,我们的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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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素餐”解》，谈历来对《诗经·伐檀》的解释分歧，最后说，有的人明明赞同孟子对诗中“君子”正面评价的意见，但在正统时风下，“却不敢公开表达，与其谔谔，不如诺诺，倒真是学术上的素餐者了。”
《荆轲平议》，说“‘文革’时期，荆轲曾经被骂为小丑，因为当时秦始皇已经成为教主”；到今天，他却没有矫枉过正，而是认为，“侥幸冒险的行为确实不足取。即使出于正义，作为策略，以劫持或暗杀来对付敌人毕竟也非上策”——在比荆轲还要暴烈千百倍、殃及无数无辜者的“正义”行为流行于世界各角落，道德是非的底线已混淆难理的当下，读金老此清醒语更有清凉之感（虽然是旧作）。又联想起张承志们对荆轲及这类人物、行为的歌颂，张承志曾是著名史地学家的弟子，正可与金老作一对照。
《〈闲情赋〉的毁誉》，赞同钱锺书“趣倍其宗”、“事乖本愿”的意见，认为陶渊明此作“形象本身的饱满的活力，却把创作动机架空了”；而“一写到女人，就会唤起美感，以陶公的淡泊宁静尚且如此”。把陶渊明为何会写出与其“本色”、风格不符的这篇作品，分析得很让人信服。这见出他对文学创作心理和规律的掌握与造诣，也见出他心平气和对待古人的平情。
平情，更体现于其对古代现实的和作品中的女性的哀矜，是这类考辨古史之作中最令我瞩目的部分（其他一些文章也有涉及）。他深追封建传统和男权思想影响下，某种写作中的变态性心理，作家既欣赏女性，又常下折磨之笔，其实是自己的发泄、骚动与自我挑弄——从这些批评中，反映出金老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如《徐渭〈杨妃春睡图〉》，即小见大，说历来名教视杨贵妃等为祸水，但一描写则又媚妍风流，是“道德上鞭挞”、“艺术上勾引”；进而指出此乃古代作家普遍的创作心理，“借此取得自渎性的快感”；杨贵妃死后的争抢罗袜故事，是文人挖空心思的起哄，“对死者其实是另一形式的骚扰”。——最后文末此语，说得尤其重，令人一震，很让向来认为“死者为大、不当扰之”的我叫好。而对象是杨贵妃，尤为难得。《两本三百首》中还有一条脚注说到杨贵妃：“她固然有自己的过失，但别人对她的过失更大些。”对潘金莲等他也有相关评述。批评男权之外，他又设身处地，原女性之心迹。甚至对慈禧都能如此，指出其丑恶、过失的同时，在不止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其被扭曲的心理，这就更难得了。金性尧写作、思想中这一“哀妇人”的重点，与周作人有相通之处，此集内有篇《知堂的两本书》，可以参看。
此外，像他编《宋诗三百首》而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见《两本三百首》），让我想起当年钱锺书的相同眼光，益感此老学人本色，令我喜欢。（当然，学术标准乃至正直等风操道德，遇上何草不黄的时节，也自会风吹草偃。金老在本篇中也坦言，即使劫后，他编书仍在“可怜的夹缝中”有“瞻前顾后的拘忌”。《白头青鬓隔存没》、《她才二十八岁》等篇，则忏悔浩劫中曾被迫写过亲友的材料。原非大恶，我们只记取他这份真诚的愧疚就是了。）
悼念女儿的《她才二十八岁》满纸血泪，动人心魄；也是其通过怀人记友而抗议浩劫的最深刻、最鲜明之作。虽然话说得还是他一贯的节制，但今天听来仍足令人震撼，如因为“文革”的悲剧，“使人们一谈到‘政治运动’，很难从应有的善意上去看待”；“也希望那些还有一丝半毫人性的人，重新念念这两句古话（‘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光就这一件事来说（指女儿含冤自杀后，还要被恶言鞭尸，并斥家人也有责任），今天哪怕写上十万篇宣扬人性论的文章，还嫌多么？”——作者《后记》说，此书是八十年代所写文章的选集。也只有在那段日子，人们才会这样大书特书“人”、“人性”。八十年代总令我念念不忘，此其中一端也。
但此文及另两篇悼念亲人的文字，虽然感人，我却觉得还不能代表金老令我欣赏的文字风格。那些考辩文史之作，内容和文体的要求使他未能放开，略嫌过于质朴；最后这组悼亡，则换了一副更现代风格的抒情笔墨；而中间写近、现代文人诸篇，两不偏过，恰好将“古”“今”两者的材料丰富和情分深挚结合起来。所以我之前喜欢其“近文”的看法还是对的。他形容扬之水和周作人晚年写鲁迅，都用了“笔锋常带情感”这一说法（恰巧同时因折价而购、同是该辑“书趣文丛”中的朱健《潇园随笔》，有篇《旧书的情怀》提到，梁启超曾自诩“笔尖常带感情”），这“常带”二字正是当中的尺度拿捏所在也。
最佳的体现是其中怀念亡友的文字（不限于七言诗题的几篇，还包括《忆苏青》等）。尤其写挚友金祖同的《故人坟树立秋风》，有时忽然会插一段记事外的感慨，突兀中正见真情；有时则至于讷讷，但平常的话也说得极好，如关于金祖同送他的一把刀，“我并没有将它当作纪念品的意思，但那把刀确实是祖同的”，言止而犹有深情在纸外。当然，以金老的学养（他是文林宿老了，民国时即以“文载道”笔名写文章、编《鲁迅风》等杂志），其文常益以文言诗词，更耐咀嚼，此篇中“九秋风露，万顷烟波，正是已凉天气未寒时，四顾苍茫，音容宛在”几句，我正好是在秋凉中读之（读此书中经白露、中秋、秋分），就不觉深有同情。一九四四年八月八日周作人作《文载道〈文抄〉序》，评之谓：“读文情俱胜的随笔本是愉快，在这类文字中常有的一种惆怅我也仿佛能够感到，又别是一样淡淡的喜悦，可以说是寂寞的不寂寞之感，此亦很有意思的一种缘分也。”正道出金性尧文风的动人处。于今自是更老到了，且以阅世经历入文，尤具一份沧桑意味。
或谓我是过于重视文风了。其实“怎样写”与“写什么”并不是分割、排斥的两个方面，我所喜欢的好文字，正要有好内容为支撑；对金老（还有其他一些人）文笔的赞美，并不会降低他们学者的价值。金老忆怀友好之篇，寄情之外，也为我们留下了好些名士学人的姿容风度，就是珍贵的史料。但我这里要举的是另一篇，记扬之水的《三更灯火五更鸡》（他近年另还有几篇评述扬之水新著的文章，我在《悠扬之水，载来源头的诗意》中曾略作引述），也正好回应我和他“缘分”之起始了。
文中说到，他曾约扬之水写那种一度风行的宋词鉴赏文，“我估计她不会感到兴趣，结果不出所料”——从金老提供的这一细节，使我似乎也有“不出所料”、“得悉相契”的快意；盖我亦是不喜欢那类拆碎七宝楼台的鉴赏文章，以我对扬之水的欣赏敬佩，她的拒绝当然令我欣快。而金老形容扬之水的文章，“处处给人以聪明感，使人想起张爱玲”，则可谓独具只眼，至少我是未曾想到，也首次见到这种比较。（又《忆苏青》顺笔写张爱玲，亲接的印象与评论，虽数语亦颇有价值。）至于说她的毛笔和钢笔字“如出两人之手”，更颇使我意外，不禁心痒，希望有机会能见识见识（注）。扬之水是书痴，金性尧此文有一妙语，说“书没有亏待她，她也没有辜负书”，实在是很好的概括与评定。文中另还有一句更妙的话，他认为郑板桥“凡人读书，原拿不定发达……科名不来，学问在我，原不是折本的买卖”的说法，“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格言，还是有令人会心处”——不看作格言才会心，实亦通透语。这也就是我前面提过的，金老文章随兴散漫中旁生的令人眼前一亮的枝节了。所以读此文又是一番欢喜。
金秋时节读金性尧，如金风送爽般令人畅快。这“金风”带点凛然刚劲，但更是惆怅苍凉的，因而书与秋天自有一份相宜。回味欣悦之余，说句老套话吧：只期望金老继续多写这些近现代人事之文，并重印让知堂都有“淡淡的喜悦”的旧作，给我等再带来些“寂寞的不寂寞之感”……
二〇〇二年九—一〇月
（注：扬之水曾为张中行《留梦集》手书各篇小题，与我所见其钢笔字是同一娟秀风格，不知是金老见过其另一类法书，还是我外行愚钝、看不出别趣来。）
第三部分 书林散叶第28节 日记里外的赵景深
近得谷林先生移赠《赵景深日记》一册。这是日记报社“学人日记文丛”之一种，因为不是公开发售的正式出版物，没有版权页，从整理者赵易林的代序《读先父日记》叙述估计，是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二年间编印的。但书做得不坏，小开本，木黄书衣，封面极简单，却也显得素雅。
全书收一九七五年六月、一九七六年七月至一九七七年四月、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八年五月间日记，是这位古小说史、文学史、古代戏曲、民间文学专家、教授留存下来的全部。它们写得规规矩矩，连字数都大多控制在两百字左右。其子代序谓，这是赵景深“做事拘谨而认真”的体现。但我想与写日记的缘起恐怕也不无关系——代序指出，赵景深是在文革后才有记日记的习惯，为的是应红小兵勒令每日交出思想汇报。这样的外力之下，即使后期风向已转，落笔仍是会小心谨慎的。
翻看中，我特别注意一九七六年部分，盖该年有政治社会的划时代意义，想看看一个老知识分子在那种时候生活与思想的状况。政治风云的痕迹是肯定有的了，尤其打倒“四人帮”后，赵景深读政论时评的记载明显增多。这固然说明当时变动之巨大令人瞩目关注，也说明，之前是如何使人避谈国事，即使有相关读报，恐怕也不会在预备检查的日记中作记载。（另外，“四人帮”中，赵景深对张春桥特别注意，多次提到，甚至一九七六年月二十一五日记有着其子抄录张解放后著作目录，估计是早年在上海文坛时与张有过过节所致吧。）
——但，即使在那样大变动的时日，人们还是该怎么活就怎么活的。观赵景深日记，他照常每日关心自己的大便、体温（因为生病，以此自己观察身体），与友人往还，与家人打扑克；而更多的内容则是和书有关：读书，写书，借书（其借出丰富珍藏助人的慷慨，在士林向有口碑，林东海便曾撰文记述过这种《仁者之风》），理书（不时将架藏重新分类摆放，教其子修补破损图书，又令其编出九本藏书目录、闲时翻看）……无日不有，真一纯粹的书斋中人。
那几年赵景深的读与写，主要集中在鲁迅和中国古代小说两方面。历来高压时代，知识分子都要么附从“主流话语”，要么埋首于古籍中搞搞考据，其子代序便说，他是跟上了一九七五年研究鲁迅热的形势；金性尧写的《赵景深与中国小说史》，则特别指出了他的小心翼翼做考证。但，它们倒未尝不正是赵景深本身兴趣所在。他做《中国小说史略》的注释、题解（一九七六年七月一六日、十七日等多处），表现出对鲁迅古小说研究的浓厚兴趣，是其来有自的：三十年代，他纪念鲁迅的文章就已突出这一方面，题曰《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该文中说：“最近我时常翻阅鲁迅的三部书——《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以及《唐宋传奇集》”，简直就是他晚年这些日记中说的话。
当然，“跟上形势”始终是不可避免的。且不说他曾写过“立愿紧跟华主席”的诗上交并抄赠友人（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四日），还替孙女写和修改过类似的诗与作文（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及平时给孙女讲《洪秀全反孔斗争的故事》（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等等；即以其本色行当观之：一九七六年八月三一日记，读罢《忠义璇图》后，他撰文批判，谓此书“删去《水浒》中革命的部分”，“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等事则不删，借以迎合乾隆等皇帝的腐朽糜烂生活，投其所好”云云。这在今日读来令人失笑，当时却是不得不如此或衷心之论。另外，他喜弄昆曲，常与张允和等就此往来，而一九七八年五月一八日则记有：“阴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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