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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大师大结局-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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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宓趁机跳下蹲位,快步溜下楼去。二使者听到急速的脚步声,情知不妙,叫声:“糟糕!”抓过衣服,便飞似的追下楼来。吴宓知道自己跑不过他们,急中生智,闪身躲进了楼梯间。宾馆大门半掩,过厅灯火通明,值班侍者伏在案上,正迷迷糊糊地打着盹儿。    
      二人气喘吁吁追下楼来,却不见半点动静,他们忙推醒侍者,急急地问道:“喂,见到一位老先生出去吗?”侍者揉揉眼:“唔,唔,好像有位老先生出门去了。”    
      二人快步出门,侍者继续瞌睡。吴宓屏住呼吸,悄悄出了宾馆大门。马路上空空荡荡,朝左望得到七星岗,朝右可眺及临江路口。吴宓定了定神,不见那追来的二人,想必他们已奔进了对门苇家院坝的小街。他们在那里寻觅不着,会很快折回来的。该往何处去?所幸,左边一个路灯电线杆两边斜钉了满堂广告牌,直抵墙壁,构成了小小的三角隐蔽处。吴宓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猫着腰钻了进去。刚刚站定,他便见那二人从对面巷子里出来了。他们站在马路中间,四处张望了一会儿,气咻咻地一跺脚,判断吴宓是朝临江门或武库街去了,便分别朝这两个地方奔去。    
      见他们走远了,吴宓这才长舒一口气,迅速从广告牌后面钻出来,快步穿过马路,溜进了苇家院坝。他从未来过这里,浑然不知东西。好容易等到天明,街巷上有了行人,他问明路后,便沿上清寺出了城,找到一家偏僻的旅馆,老板见他憔悴苍老,身着褪色破旧的蓝布长衫,又无行李,不肯收住。吴宓困顿万状,再无力上街奔走。情急间,他写好一个纸条,许以酬谢,差人送往重庆美丰银行的董事长康心之处,二人本是好友,康心之这才差人把他接了出去。    
      藏匿几日后,重庆迎来了解放,吴宓方才安然返回西师。吴宓,字雨僧,1894年8月生于陕西径阳一个门阀世家。其嗣父吴仲旗曾任陕西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凉州副都统,辞官后赋闲沪上。吴宓幼年丧母,过继给嗣父后,在上海长大成人,1910年,吴宓考上清华学校。两年后,清廷倒台,吴宓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进了哈佛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日后中国顶尖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二人因出身经历、志趣爱好相同,成为莫逆之交。在哈佛大学,吴宓的两位导师是著名的法国文学教授白壁德和文学评论家穆尔。他师从二人,深受影响,在古典文学、诗歌、佛学等众多领域造诣甚深。归国后,怀藏“白壁德主义”的他以学贯中西、坚决捍卫传统国学而知名,并逐渐形成了新的派别———“学衡派”。    
      由于学衡派力持旧学,反对新学,无形中便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兄弟和胡适为敌,几番热闹的论战下来,便被打得鼻青脸肿,尤其是鲁迅的妙文《估“学衡”》风行于世后,吴宓连同“学衡派”便成了笑柄,时人多贬低他们。    
      吴宓学成归国后,即与陈寅恪等被聘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在其教帜下,莘莘学子后来闻名于世的不少,为世人熟悉的便有钱钟书、王力、傅斯年、季羡林等。傅斯年去了台湾,而其他诸君,自上世纪80年代始,因文化断代,又复为治学的中流砥柱,从这种角度看,“学衡派”大获全胜于无形之中,足见吴宓的影响。    
      刚刚作古的、已是学界泰斗的钱钟书便是吴宓的高足。殊为遗憾的是,二人似乎在解放后便不曾交往。    
      1941年,吴宓流寓昆明,执教西南联大。钱钟书从法国留学归来,他赴昆明,找到了恩师吴宓。早年,出身无锡名门望族的钱钟书,在清华大学求学时,因父亲和吴宓私交甚浓,延请吴宓关照。吴宓便让钱钟书在清华园旁听,并亲自辅导了一年有余的外语,钱钟书学业有了长进后,考入外语系,再后来,留学去了法国。应该说,钱钟书学有所成,成为学贯中西的顶尖级学者,得益于吴宓的某些帮助。    
      师生间素有往来。当钱钟书确定归国时,吴宓便与西南联大约定,聘他为教授。校方也同意了。系负责人陈福田,在吴宓给钱钟书的信中也附有便函。只是未下确切聘书。谁料,待到钱钟书到了西南联大,校方与他详谈后却变了卦,他们告之吴宓,说钱钟书的学问尚欠火候,暂时还只能聘为副教授。校方易辙,师生二人据此意态怏怏。吴宓失望之余,便劝钱钟书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任教授,并亲笔写了推荐函。钱钟书遂转投湖南。    
      不久,通过学友、日后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推荐又调至广西桂林大学。适逢抗战中期,中日双方处于相持阶段。钱钟书颠簸于战乱中,加之西南一隅群山阻绝,交通不便,几番迁徙,吃了不少苦。待到桂林后,钱钟书谈及自己归国后的谋职感受,唏嘘不已,同时,亦对老师吴宓产生了些怨尤。不想,这类闲聊话题不久便传到了吴宓的耳朵里。钱钟书长途奔波,吃了苦头,抱怨一二,或许可理解。但吴宓一片好心,更何况为师者,耿介书生,不擅长官场交际的性格,众所周知。作为学生,应该体谅。    
      师徒俩却再无机会来消融因并不太复杂的事件所引起的误会。吴宓因校方没有聘用钱钟书,心中有气,过了一段时间,便拂袖而去。先到四川成都的燕京大学,然后又到武汉大学,最后辗转入蜀。    
      钱钟书生活稳定后,完成了后来风行于世的长篇小说《围城》。这本是好事,吴宓特地购得一本,细细读过,以他“比较文学”鼻祖的至尊,大加赞赏。然而,就是这本书,却最终导致了师生间的进一步交恶。    
      那些有索引考据癖的人评论《围城》时,指出书中的所谓“三闾大学”,影射的是西南联大。抗战期间,联大乃由北平的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三所大学内迁组成,经长沙转至昆明。更有人言之凿凿,书中“只按照高松年开的路程走”的高松年,便是指吴宓与陈福田,内中吴宓的影子更嫌多一点。那个方鸿渐,自是作者取的吉祥名字,鸿(洪)福渐至。高松年在书中也不算坏,高高的松树,经年不衰。但若是读了那段有关老科学家的调侃,还有对高松年的抱怨,如“鸿渐等了一个多钟点,不耐烦了,想自己是神经过敏,高松年直接打电报来的,一个这样机关的首领好意思说话不作准么?”至于“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越想越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更被索引人士指出,是钱钟书怏怏意态的真实流露。    
      一时间,各类小报,文人纷纷登台,热炒师生间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吴宓似乎觉得进一步证实了钱钟书的抱怨,心中大为不快。数年后,有人传话给吴宓,称钱钟书评价自己的老师们,出言不逊。他说“吴宓太笨”、“傅斯年太迂”、“叶公超太懒”,所以做不出大学问。须知,这些人都是当时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吴宓虽未作反驳,可心中却狠狠记了钱钟书一笔,师生间全面交恶,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这桩文坛公案在半个世纪后仍未了结,晚年闭门谢客、潜心治学的钱钟书并同其夫人———散文作家杨绛多次在不同场合否认,“我从没有说过吴宓太笨的话”。可惜,时过境迁,吴宓已是墓草久宿,凄然离世多年。    
    


书生本色—吴宓《周易》自测

    《周易》自测,吴宓将自己的人生旅程划为3个28年,辨知谶纬,令人拍案叫绝;土改中因女学生被农民打了光屁股,吴宓义愤中求见邓小平    
      重庆解放后,吴宓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早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根据安排,他被评定为二级教授,正式执教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吴宓对新时代的到来,总的来讲,是充满了欣喜和期冀的。他用《周易》自测,将其生命旅程划为3个28年。    
      第一个28年,从1894年8月出生于陕西径阳到1921年留学归来。这期间,吴宓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就读于哈佛大学。第二个28年,回国就任教授,到1949年政权更替,进入新中国。这期间,他先后主持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学术刊物《学衡》,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重要流派———学衡派的重要人物,许多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皆出自其门下。第三个28年,在新中国作教授28载,寿终于1978年1月17日,享年84岁。    
      辨知人生谶纬,细究生命结局,一如现代生物工程中破译出的基因密码一样,吴宓用《周易》对自己人生的准确预测,令人瞠目结舌而又拍案叫绝。    
      解放初他将这个预测告之密友时,那位友人当即问他:“那么您老的第三个28年将在什么环境中生活?”他答道:“尚欠明朗,尚难定夺。”    
      友人以为他是虚妄之谈,直到1978年,吴宓病逝后,世人才不得不佩服这个神秘的预测。    
      1951年夏,西师的一批学生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归来后,吴宓却因一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所执教的外语系有一郭姓女生被农民脱下裤子,打了光屁股。这位女生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思想却很进步,解放前便加入了地下团组织,1950年考入外语系。其父在土改中被斗得死去活来,绝望之下,潜来重庆,到西师找到女儿,准备见上一面,拟投江自尽。    
      这位女生革命得很彻底,她把父亲领到寝室,安慰道:“你躺一会儿,我去给你买两碗面条来吃。”    
      然而,她却径直叫来公安人员,将父亲押送回乡,并参加了父亲的批斗会。台下群众不明就里,群情激昂,将坐在主席台上大义灭亲的女生一并抓下台来,先是强令其跪下,接着,情绪失控,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扒下了她的裤子,等到工作队员将她抢救下来,已是皮开肉绽。工作队随即将女生送回重庆,交还给西师。好在只是皮外伤,痊愈后并无大碍。    
      吴宓闻知后,愤然怒道:“真是岂有此理,有伤风化。女娃子才19岁嘛!”    
      辗转一夜,他次日黎明即起,动身赶往市内,决定斗胆求见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    
      首先,他找到了西南局统战部长程子健,开宗明义道:“我是西师吴宓教授,要求见邓小平书记。”    
      “哦,是吴宓教授!”程子健异常客气,将吴宓迎住,抱歉地说,“小平同志公务缠身,一时半会儿恐难以晤见。您有什么事对我说可不可以?”    
      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当然繁忙。但吴宓来了书生气,把头一摇,坚持道:“这事不属统战部管,我还是面呈邓书记的好!”程子健不急不恼,忙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对吴宓说:“小平同志答应见您。只是这阵子处理一些要紧的公务,烦请老先生等一等,稍缓他就见您。”    
      下午5点半钟,邓小平在程子健的陪同下同吴宓见了面。吴宓一望,邓小平一身黄军装,理了个浅平头,显得干练精神,没有含笑寒暄,但表情亲切。吴宓坐下就说,西师外语系有个女生,大义灭亲,捉拿并押回了逃亡重庆的地主父亲,却反让乡下农民在斗争会上扒光裤打了屁股。    
      吴宓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忽略,斗争会的偏差过大,既违反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又大伤风化。最后,他恳请道:“吴宓所报全系事实,断无捏造中伤之理。烦请邓书记派干员调查,倘有不实,我甘受极严厉之惩处。对我的意见,如有不当,还请邓书记当面教诲!”    
      邓小平面无表情地听完吴宓陈述,他最后说道:“我早知道,吴宓教授是有名的大学者。我相信你。你的意见很正确。你反映得很好,谢谢你反映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会马上处理这事。”说完,他掏出笔记本记下了该女生的姓名和开斗争会的县乡名,又对吴宓说:“很欢迎你爱护我们党,给我们反映情况。以后有什么重要情况,请你随时告诉我们。也可以打个电话给程部长,我们派人去和你联系。”    
      临别时,邓小平步下台阶,紧握住吴宓的手,亲自给统战部长程子健交代说:“请你代替我招待老同志便饭,然后派个车子送他回去。”    
      回到西师,吴宓兴致很高。以往,他只是在报纸上见过邓小平,今亲眼目睹一代伟人风采,并促膝交谈,更坚定了他心中的看法,几天后,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对一位教师朋友说道:“此行不但为学生讨回了公道,还特为邓小平相了面,实不相瞒,此人有管仲、周公之贤,目睹其相,实乃济世之才。30年间,当有斗转星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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