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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档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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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街上盖世太保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办公室里，其他的党卫军成员正在等候他们的谋杀任务。海德里希将死亡小分队的负责人一个个叫进去。他吩咐党卫军突击大队长库尔特·吉尔迪希说：“你负责克劳森纳尔一案，你要亲手开枪打死他。事成后你会马上进入国家交通部。”吉尔迪希不认识克劳森纳尔，但他毫不犹豫。他打电话报告已完成任务，又接到命令要将这件事伪装成自杀。当天他还将冲锋队负责人恩斯特从不来梅叫来柏林，然后是冲锋队大队长海纳斯的副官和医疗卫队的负责人韦赖因。吉尔迪希将被捕的人送进了柏林…李希特菲尔德的“亲卫队”兵营，马上将他们枪杀了。虽然号外已经报道了他的死亡，恩斯特还以为这是他的同志们在和他开一个蹩脚的玩笑。直到枪响时他都不相信，死时嘴里还在尖声喊着“打得真准，同志们”。
与此同时，好像想说服自己似的，一天前还唾沫飞溅、大骂这场“世界史上最大的背信弃义”的希特勒，出席了为党内名流和内阁成员组织的一场游园会。应邀参加的有妻子和孩子们。当李希特菲尔德的枪声还在响着，住在附近的军官家庭茫然地离开他们的住宅区时，希特勒出现在他的客人们中间，显得情绪快乐，他聊天，喝茶，抚摸孩子们。希特勒的传记作者约阿希姆·费思特写道：“这一场面具有鲜明的心理学意义：轻易地暴露出了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个不敌邪恶的反面主人公的嘴脸。”可能是出于那种貌似真实的安全感，他在当天下午也下达了杀害那个人的命令，这个星期天希姆莱和戈林一直在催促他下这道命令，他最后无法回避，因为罗姆不是个二流的对手，而是个非干掉不可的民众领袖。
权力斗争第14节：最高法官
得到这个任务的不是“领袖的副手”鲁道夫·霍斯（他一天前还在激动地喊：“元首，将枪杀罗姆的任务交给我吧！”）而是两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可靠的杀手。18点左右，达豪的集中营总指挥台奥多尔·艾克和党卫军小队长米歇尔·李勃特走进斯塔德尔海姆监狱里的罗姆囚室。他们让监狱管理员勒希拉尔将最新版的《民族观察家报》（Voelkischen Beobachter）放在这位犯人的桌上，报纸上以大篇幅报道了发生的事件。报纸里包着：一把手枪，枪里只有一颗子弹。然后这些党卫军成员离开了囚室。
罗姆没有理睬这一明目张胆的自尽要求。枪声没响。那些党卫军成员——这回是小心地，因为他们预料他们的受害人会做出绝望的行为——重新让打开囚室门。艾克和李勃特缓缓地举起他们的枪瞄准摆好姿势的罗姆。“别慌。”艾克低声对他的颤抖的副手说。两颗子弹结束了恩斯特·罗姆的生命。
大屠杀的浪潮继续涌过全国。将现政权的真真假假的敌人干掉，这机会再好不过了。斐迪南·冯·布雷多夫少将在柏林的家中被捕了。一支盖世太保小分队在李希滕贝格附近将他枪杀。71岁的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1923年曾经反对希特勒政变，这成了他的灾难。在达豪他受尽酷刑，后在艾克的命令下被枪杀在司令部的拘留区。他的尸体被尖锄砸碎了，后在达豪沼泽地里被发现。机智的反对派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尔曾鄙称希姆莱是“崇拜者①”；他死在柏林盖世太保的一间地下室里。在西里西亚，党卫军负责人乌多·冯·沃尔希对他下令的屠杀行为失去了控制。他的杀手将冲锋队负责人恩格斯追杀到一座森林里，用一梭子子弹杀死了他。冯·沃尔希的一位随从谋杀了一位前党卫军参谋长，他本人随后也被枪杀了。党卫军区队长埃利希·冯·德姆·巴赫·泽莱乌斯基派两名党卫军成员去杀他的竞争对手、党卫军骑兵队长安东弗赖赫尔·冯·霍贝格·布痕瓦尔德，让人从背后将这位庄园主杀害在他的客厅里。当受害人17岁的儿子冲进来时，一位凶手心安理得地说：“我们刚刚枪杀了你父亲。”
7月2日，希特勒的一道命令结束了“第三帝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屠杀。柏林和慕尼黑的绝大多数资料都被销毁了；直到战后在审判泽普·迪德里希、米歇尔·利勃特、库尔特·吉尔迪希和乌多·冯·沃尔希时才重新追述了这些事件，统计了死者。今天有案可查的被害者为85名，但这只不过是真实的受害人数的一个依据罢了。
这下又恢复死一般的宁静了。报刊登载了希特勒的辩护，他——被头戴钢盔的党卫军成员包围在中间——在克洛歌剧院里向国会宣称：“此刻我是德意志民族的最高法官。”使发生的谋杀合法化的法律只有一句话：“1934年7月1日和2日为打败出卖国家的进攻而采取的措施是国家的紧急自卫，是合法的。”党卫军被宣布为独立的组织，作案人获得晋升。为他们的谋杀奖给他们一把荣誉之剑，因为他们充分证明了什么是忠诚。
在误杀音乐评论家威利·施密特后一天，他的棺材被交给了他的家人，但不允许打开棺材。6月30日的受害者的家庭成员谁也不可以再看死者一眼。大多数尸体被火化了——只有骨灰掩饰着党卫军造成的死亡是多么惨无人道。鲁道夫·霍斯为将施密特和同名的冲锋队领导人搞混表示道歉——但没有忘记指出，施密特是“为一桩伟大的事业”而死的。
怎么可能将他搞混呢？
在他死前没几天，仿佛有预感驱使着他似的，施密特写了一封忧郁的信：
生命流逝，它潺潺流淌，快乐地流逝，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夜又一夜……是的，它是这样的。无法反抗，法律是铁面无情的。由于它是如此地无情，因此我们害怕了。我是害怕了。别说这是胆小和贪生。这只是对几个时辰幸福的渴望。
当施密特在达豪面对着他的凶手的枪口时，谁也不清楚他对死亡的恐惧。“他正好和这些穿黑色制服的男人所代表的东西相反。”他女儿蕾娜特·魏斯科夫今天说道，“他认为生命是神圣的，而他们轻视它。他根本不是他们以为的那个人，但他们无所谓。他们对这不感兴趣。他们对一个人的生命不感兴趣。”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军现在暴露出它的真实本性来了。它不仅是一场权力斗争的赢家，它也在这一天为黑色的恐怖统治奠定了基石。还有好几年，党卫军对外都还表现得是“第三帝国”的正派的、更好的一面。
“邪恶的化妆舞会”——迪特里希·邦赫费尔认为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统治的组织原则。在早期几年里党卫军证明了它是伪装的大师。魏玛的沃尔夫冈·赫尔德回忆说：“他们去剧院，让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感动得直流泪。”直到美军士兵强迫他和其他多为党内同志的魏玛市民一起进入刚解放的布痕瓦尔德的死亡集中营时，这个黑色骑士团的面具才在赫尔德面前揭开了——但已经很晚了。“他们是食肉动物。他们穿着讲究，文质彬彬。但他们随时会带来死亡——他们觉得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尽力压抑着伤痛的蕾纳特·魏斯科夫问道：“同后来发生的对数百万人的屠杀相比，我们的个人命运又算得了什么呢？”答案可能是：1934年的这些屠杀和多年之后的世纪大屠杀一样都符合党卫军的反常伦理，由“忠诚”、“尽职” 和”绝对服从”组成的幻想。在他于1943年举行的波森演讲中，海因里希·希姆莱自己比较道：“执行下达的命令，将违反命令的同志抵在墙上射死……这会让每个人都不寒而栗，但每个人都明白，如果命令他必须这么做的话，他下回还会这么做。我现在指的是疏散犹太人和灭绝犹太民族。”
希姆莱的妄想第15节：希姆莱的历史
如此看来，施密特和1934年6月30日的其他受害者的命运也是未来的一个序曲。
这位“帝国领袖”十分忙碌。1941年10月13日他的工作日历就显示，这个日程安排是多么紧凑——工作领域又是多么不同。在处理完邮件和对9月初去世的母亲希尔达的遗产做了几点指示之后，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2点半指示他的柏林女秘书埃丽卡·洛伦兹给一位叫奥古斯特·迈内的寄花。迈内是“帝国领袖”“私人班子”里的一位在俄罗斯战役中负了伤的下属，他早一天成了父亲。12点半希姆莱亲自打电话询问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身体状况，他这几天生了小病。在希特勒的追随者中，里宾特洛甫属于和希姆莱关系还过得去的人。一年前他被任命为党卫军名誉大队长。14点半又给柏林的女秘书打了一个电话：这次是埃丽卡·洛伦兹本人成了幸运儿，得到了上司的鲜花——还有一只用来装饰房子的“日耳曼化的”驼鹿雕像。一小时后跟女儿古德龙通了一个电话，然后是又同布拉格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他的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下属通了一个电话。帝国的这两位最吓人的人约定尽快再碰头。
16点钟，希特勒的总部“狼穴”通知要进行一次谈话。希姆莱坐在他赴安格堡的“海因里希”专列里，虽然开汽车只有半小时的路程，但只有叫他去时他才会去拜访他的“元首”。打电话的是卡尔·沃尔夫，是希姆莱的等级制度里继海德里希之后的第三把手。和他的上司相反，沃尔夫和党卫军的北欧人理想相当接近，他的任务是和希特勒保持联系，将每天的形势会谈摘要向党卫军头目汇报。这天的消息特别喜人。朝着莫斯科方向挺进了一个星期的中路陆军部队进展神速，苏维埃显然已经开始准备迁移他们的政府了。这对希姆莱显然是个好事。从青年时就折磨他的慢性胃痛，这个秋天也几乎感觉不到了。18点，他要求进行这天安排的最后的公务谈话，来自被占波兰的两位重要部下赶到了：大队长弗里德利希·威廉·克吕格尔；他曾经是柏林垃圾运输队队长，现任克拉考“党卫军和警察局高级领导”；还有奥迪洛·格洛尼克，绰号“地球仪”；是负责卢布林地区的党卫军军官。来自波兰的这两位党卫军地方长官要来商谈计划在他们的辖地进行的“移居措施”。除了预计的让德国农民移居这一带，这后面还隐藏着“渐渐地清洗摄政区”——格洛尼克在准备好的一封文件中用典型的案犯暗语写道。这回，当着二人的面，希姆莱明确命令“地球仪”为这一“清洗”在贝尔泽克修建一座专用营地。这是建设第一座灭绝营的指示。到1942年年底60万人被杀害在贝尔泽克。
白天送鲜花——晚上谈一座屠杀工厂。希姆莱似乎不动声色地掌握了他的部门进行的冷热水交换浴。后世只能摇头。一个人怎么能做出这种行为的？控制着他的大脑的思想多么可怕啊？希姆莱的女儿古德龙记忆中的父亲“特别可爱”——而这同一个人却同时制造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这怎么可能？
同时代人早就觉得这位海因里希·希姆莱是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物。瑞士人卡尔·雅克布·布尔克哈特感到他身上有某种“神秘的东西”；“某种死板的认真，非人道的井井有条，加上一种自动化的因素”。阿尔伯特·施佩尔曾和他默契地协调使用数万集中营囚犯进行V2火箭制造项目，他形容希姆莱是“半是校长，半是乖僻的傻子——一个根本不重要的人物，他以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爬上了高层。”许多遇见过他的人都对他的外表感到失望。“一位相当无足轻重的官员。”瑞典外交官贝纳道特评价道，在1945年战争结束前不久他还在和这位党卫军头目就单独媾和进行没有希望的谈判。希姆莱长年的芬兰按摩师费利克斯·克尔斯滕，他可能有最好的机会认识“第三帝国”的这位大法庭庭长，但他在战后虽然能形容，却无法解释：“这人似乎从没有袒露过心迹。从来没有过一丝坦率。斗争时，希姆莱使用诡计，当他维护他的所谓思想时，他使用伎俩和欺骗。他的方法像一条蛇，胆怯、弱小、错误和凶残无比。希姆莱的思想不属于20世纪。他的性格是中世纪的、封建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邪恶的。”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历史骇人听闻。至今没有一部有关他的全面的符合科学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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