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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7-驼峰航线-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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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纭！ �
1945年2月16日，这一天是传统的节日——春节。算刚从汀江回来这次，已经连续飞行了四天。上午11点钟，当C…47再次降落到巫家坝机场后，随机报务员王敏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下飞机，来到机航组办理交接手续。想到马上就可以进城休息了，王敏略微感觉轻松一些。
交接手续还没办完，值班派遣员王鹤年走过来，看到好友的表情，王敏意识到肯定是有事儿了。
果然，王鹤年希望王敏再飞一个昆明——汀江往返。
第四部分两个人的“世界”（2）
所有的副驾驶和报务员都派出去了，实在是派不出人了，都在飞，只有让你再飞一趟。105号机，机长安迪生（H。 E。 Anderson）正在吃饭，他一会儿就过来。
既然已经安排了，只好如此。想到城里还有等待着和他一同过春节的几位朋友，王敏不觉有几分歉意。但事已至此，还能怎么样，只好回来再说。
机航组边上是个休息室，趁着等待机长安迪生的时候，王敏就坐在沙发上休息。
墙上，贴着一套如何使用降落伞的挂图，安迪生还没到，实在无所事事的王敏只好看那套挂图打发时间。
还别说，挂了这么久了，进进出出的，从没有认真看看这东西。
记得华人杰曾告诉过我，别看中航飞行员配降落伞，但没有谁真正学过怎样跳伞。
王敏老人证实了这句话。
老人说，的确是这样。整天背着个伞像那么回事似的，但除了那几个空军过来的以外，再没谁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用，原因也很简单，在“驼峰”航线上，跳伞和坠机没什么区别。
正在看着，安迪生过来了。王鹤年对他说，没有副驾驶，只有让你们两个人飞了。
王敏告诉安迪生，自己刚从汀江过来，过来时航线上天气还好，估计现在也不会坏到哪儿去。
老安一听，大大咧咧摆手道，不用副驾驶，有报务员就足够。
两人走到停机坪，正要上机，一个双手插在兜里的美国陆军士兵引起了老安的注意。王敏认得出，这是驻机场的盟军。
安迪生喊住那个人，喂，伙计，愿不愿意跟我们到印度去玩一圈，下午就回来？
也许是休假也许是真的无事，那个在跑道旁正百无聊赖的士兵听到能坐飞机还能去印度，当然“愿意”，连跑带颠地过来了。
安迪生朝着王敏眨眨眼睛：“瞧，‘副驾驶’有了！”三人上了飞机，安迪生让那个自称叫瓦德的士兵坐到了副驾驶位置上，并简要介绍一下，接着就发动飞机。
没有副驾驶，检查飞机状况的事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王敏身上，好在机舱里只装了用小麻袋包装的钨砂，由于钨砂比重大，平铺在机舱地板上，只有薄薄一层，整个机舱显得空空荡荡，像什么都没装一样。
飞机启动、滑行、试车、进入跑道，接通敌我识别器后，104号C…47昂首直上蓝天。
C…47进入航线后，报务员照例要向地面发报，其中一项就是通报机组人员名单。
安迪生示意王敏只报两个人，毕竟，那个瓦德是半道“拉”来的，怎么也不好说。
电报拍发完毕后，安迪生告诉王敏，今天走南线。作为飞行报务，王敏也希望走南线。南线经云南保山、腾冲等地，过高黎贡山后，就可以降低飞行高度，这条航线地势较低、航程较短、地标也较容易辨认，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日本人袭扰，但比过去那个时期还是安全一些。再有一个原因，飞南线可以不用戴氧气面罩，对于报务员来说，带着氧气面罩收发报就如同穿着羽绒服游泳一样难受。
飞机在保山上空时，王敏再次向地面拍发了位置报告。驾驶舱内，安迪生打开了自动驾驶仪，飞机在自动飞行。他和瓦德不时地交谈。也许是实在太疲倦了，也许是外面的天气好，让人没有紧迫感，也许是因为机舱里还开着暖气，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也许是发动机单调地“嗡嗡”叫着本身就是催眠剂，王敏脱掉了飞行服，昏昏欲睡起来……“着火了、着火了……快……”也不知过了多久，昏睡中的王敏被猛地推醒，他抬头看去，机舱里浓烟滚滚，安迪生、那个“副驾驶”瓦德都跑到了货舱。
王敏一下子清醒过来，此时驾驶舱里的浓烟从地板和正副驾驶座之间源源冒出，连仪表盘都看不清了。王敏从通讯座位上站起来，也跟到了后舱。此时，安迪生、“副驾驶”瓦德正往自己身上穿伞包并向货舱门走去。王敏也迅速在舱上取下伞包抓在手里，此时，他想到外面一定会很冷，于是马上放下伞包去取飞行服，等到他穿上飞行服再回到货舱时，安迪生、瓦德已经不见了踪影——他们已经跳了下去。
老人说，航空公司是有明文规定的，客机一律不配降落伞，只有货机才配降落伞，但同时又规定，机长（正驾驶）必须最后一个离机。当时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是要跳出去再说。幸亏是刚才看了那个挂图，否则还真不知这伞怎么跳。站到冒着黑烟、向下坠的飞机舱门前，这是生平第一次跳伞，此时脑海里全是刚看到的那份挂图：右手握住开伞拉把，左手抓住舱门框、蹲下，左手再一推舱门框，人马上就来到空中，并向下俯冲。按照挂图上所说，在心中默数10个数，然后开伞……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出舱的，但离开飞机后，强烈的气流把飞行帽给吹跑了，完全打断了王敏离机后的思路，他竟忘了默数那10个数，等转过神来，第一次跳伞、又是书呆子气十足的他竟忘了应该从几开始数。
第四部分两个人的“世界”（3）
那架冒烟的飞机不停地在身体上下左右交替出现——是自己的身体在空中不断地旋转，感觉到飞机“变”得“小”了，他知道已经远离了飞机，再转下去头就昏了，想开伞都来不及，再没有犹豫，也不管什么10个“数”了，王敏下意识地拉动开伞绳。
时间好像是凝固了，思维好像也停止了，一切知觉好像都不存在，耳边除了巨大的风声，好像整个世界都失去了一样。
突然，一股强大的冲击力猛地把身体往上拉——糟糕，一定是开伞太早撞到机尾上了，伞被飞机给挂住了，王敏本能地向上看—— 一顶洁白、巨大的降落伞在头顶盛开着。
再看那架飞机，依旧是拉着长长的黑烟，在王敏的左上方平稳地、似乎无声地向前……来不及再想什么，脚下的大地越来越近，茂密的森林、流淌的小河快速跃入眼帘，马上再想起飞前看的那幅挂图：集拢伞绳、收起双腿、护住头部……越来越近的树枝……“哗”，整个身体踏进大树中，在数不清的折断声中，第一次跳伞的王敏竟毫发未伤地落到了地面。在深山老林里辗转反复，才在缅甸乡民层层护送下，经过两个多星期，来到了密之那机场。
在密之那机场，王敏碰到了一位远征军少尉，他不停地打听国内的消息，后来才知道，少尉已经出国三年了。
少尉告诉王敏，远征军和英军、美军（主要是以远征军为主）整整把密之那用炮火翻了一个个，才把这座城市拿下来。都拿下来几天了，也没敢相信机场已经空了，
一批没了，再上，再上！
日本人撤走了。
是中国航空公司飞行员最先报告的。少尉告诉王敏。
因为一直是按照机组两个人发的报，飞机坠毁后，中航一直是以两个人失踪向上报送，根本就没想到半路上“捡”到的那个瓦德。而瓦德所在的部队，对于他的“失踪”感觉莫名其妙—— 一个大活人，据说一分钟之前同伴还看到他站在跑道上，一分钟之后，就“倏”地没了。等到再发现他时，竟然是在几百公里的缅甸，谁敢相信这是人做的事情？
后来想，那天是所有的巧合、偶然都撞到了一起——万一飞机上再有一个人，伞却只有三个，怎么办？
回到昆明后，因为失礼，没按章程做事，安迪生多次通过不同途径向王敏道歉，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并想能再和他“飞一回”。王敏一开始是拒绝，时间长了，也觉得人家都这么诚恳了，也不能太卷情面，终于，两个人又再飞了一次。
而这一次，尽善尽美。
飞行员竟然没学过跳伞，这在世界航空史上，是闻所未闻的。
问老人，老人们都说，的确是这样，边飞边摔，补充上来，再去飞，哪有什么时间练习跳那个伞哟！
悲剧也好，喜剧也罢，中国航空公司飞越“驼峰”的勇士们，在默默飞越世界上最难逾越的航线中，用大无畏的勇气，谱写着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篇章！
注一：《龙之翼》。
第四部分飞越“驼峰”英雄人物五：华人杰
1999年开始采访“驼峰”航线，第一个结识的就是华人杰。
华人杰是1944年从昆明西南联大被选入中航的，其他同学都做了副驾驶，只有他成了一名报务员。
老人说，第一次正式上机、第一次飞“驼峰”、第一次就遇上了迷航。当时是强降雨，坐在座舱里，外面的雨下得那个大，像瀑布一样，顺着风挡玻璃往下淌。机长叫寇卓恩（R。 W。 Coldern，于1945年驾驶中航77号C…47在驼峰上空失踪。笔者），也是被邦德刚从美国招募来的，对航线、地形都不是很熟悉，那天从汀江出来后就是盲飞，进云后遇到这么大的雨，怎么也飞不出去，发现航向不对了，没见过这架势的机长问副驾驶，副驾是我的同学，和我一样，也是才上天，一问三不知。这下可好了，等于三个“外地人”在暴雨之夜挤在一辆不知开到哪里的破车上，三个人大眼瞪小眼的。
副驾还直抹眼泪，他们两个全看着我——此时罗盘失灵，无线电定位仪也不正常，希望就寄托在我这部电台上了。那种天气，就是电台是好的也不好用，耳机里全是杂乱的电磁波信号。我也慌啊，越慌越紧张，那汗流得，和外面的雨似的。运气啊，实在是运气，我三弄两弄的，竟然和地面联系上了。恰巧有两架飞机已经到达，说了空中这个情况。于是地面让我们做十一度修正，估计他们是大致猜到我们迷航的位置，否则也没有这个胆量“修正”。我们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也不管行不行，就是赌一把，做最后一搏！
那天幸亏虽然是强降雨，但没有强气流，再有，罗盘和定位仪失效，但电台还是好的，否则，今天我就不能坐在这里和你说话了。老人说。
瀑布一样的大雨中，一架C…47艰难地穿行在其间，闪电、雷鸣，不时地在它旁边，不是闪在它的机身上，就是炸在它的蒙皮中……华人杰：“实在是太险了，但也奇怪，飞机一过了云南驿，一切都风平浪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躲过了大雨中的迷航，还有一次到了家门口——巫家坝机场上空，能见度不好，飞机降不下，碰巧电台又坏了……电台坏了，一点“辙”都没有了，又是大雾，盘旋了好一会儿，快没油了，三个人连降落伞都背上了，就要跳了，机长大喊一句：“看到了——”老人说，机长哪怕再晚喊两秒钟，他和副驾驶就都下去了。
华人杰：“幸亏没跳。别看我们来回都背个伞煞有介事的，其实，谁都没专门学过跳伞，跳出去是什么滋味、能不能平安落地，没有一个人敢拍自己胸脯说行！”“真的？”听了老人的话，我大吃一惊！
“你去问问其他的人，看谁学过跳伞。”老人笑着对我说。
老人在中航的时间不长，只有三个多月，就离开了。
问老人，为什么离开，是不是害怕？
华人杰笑了，那个时候，哪有害怕的，是“组织”让他离开的。
对了，想起来。老人在大学里，就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是听从组织安排，华人杰才离开中航，到别的地方战斗。
真正使老人“声名大噪”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美国“飞虎协会”、“驼峰”协会组织过几次二战老兵来中国，作为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的华人杰理所当然地出面接待。
“人家是到当年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地方故地重游，结果却出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老人难过地对我说。
2001年7月3日，我正在老人家中和他闲谈，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老人拿起电话，一阵急促的声音传过来。很是说了一段时间，老人才放下话筒。老人坐在椅子上，沉思很久，对我说，缅甸打来的，一个倒红柚木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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