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38-天下衙门:道尽古代衙门众生相-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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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月某日，是县君（即县令太太）生辰，更莫将来。”　　　　
　　　　（转引自清人独逸窝退士著《笑笑录》卷3）　　　　
　　　　逢到这类告示，好事者就要在八字砖墙上行锦上添花之举了。比如上述神泉县令的第二张太太生日布告贴出来后，就有人偷偷在上面加了首《鹭鸶诗》云：“飞来疑是鹤，下处却寻鱼。”又如宋人束元嘉当嘉陵知县时，不知为何原因，张榜禁醋，便有人大书四字在告示旁边——“束手无措”。连告示带“添花”，读起来益发有味。（转引自清人独逸窝退士著《笑笑录》卷2）．　　　　
　　　　不用说，这些“添花”，都是趁着夜黑无人时，偷偷贴到墙上去的。县衙门管这叫“谤文”、“谤诗”，斥其诋毁当道，一经发现，便要撕去或覆盖；仅仅因为作者都是无名氏，才无从追查拿办而已。不过，也有些官员，是把“谤文”当补药吃的。如《献徽录》记，明初时任勉当番阳县令，把一些琐碎的民事纠纷委托给乡里有德学、，并且为民众所敬重的长者随时处理，有人对此不满，写了匿名大字报贴在衙门前，任勉知道后说：“这是教育我，千万别毁坏。”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后，它又被作者自行悄悄揭去了。当然，在专制制度被看成天经地义的封建社会里，像任勉这种还算有些民主风度的官员，毕竟是不多的。（转引自《渊鉴类涵》卷116）　　　　
　　　　惟其不多，具有“新闻发布处”和“地方招贴栏”优势的八字墙，就更为“民间议政家”们所看中。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已步入末世的明清时代，这类“作品”几乎成了各地县衙门墙上的“花边文学”，被有心人传抄下来的数量之多，大约可以编一本名符其实的《墙报》。如《坚瓠集》记，康熙初年时，长洲县令彭某赋性贪酷，还发明了一种用纸做成的枷具，让拖欠赋税者戴上，稍有破坏则加责罚。有人贴诗于县墙云：“长邑低区多瘠田，经催粮长役纷然。纸枷扯作白蝴蝶，布棍染成红杜鹃。日落生员敲凳上，夜归皂隶闹门前。人生有产须当卖，一粒何曾到口边。”于是合县传诵，最后竟传到巡抚耳朵里，派人一查，完全是事实，马上让他停职受审。再如《素月楼联语》里，也记有类似之例：有县令王寅为政贪鄙，有人把他名字折开，作了副嵌字联于深夜贴在衙门前——　　　　
　　　　“王好货不论金银铜铁　　　　
　　　　寅属虎全须鸡犬牛羊”　　　　
　　　　鸦片战争以后，许多揭露殖民主义罪行或号召民众奋起抵抗的“揭贴”（即传单），也纷纷贴到了衙门口，八字墙上的景观，也就愈加仪态纷陈。


第一章　卧听萧萧看衙斋二、鼓楼·戒石·皮场庙

　　　　《水浒传》第六十二回里写到：大名府财主卢俊义的管家李固设计将主人陷害，使之入狱，又亲自揣上金子，来贿买押牢节级蔡福，要他将卢俊义在监牢里结果了。蔡福冷笑着说“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你那瞒心昧己勾当，怕我不知！”　　　　
　　　　蔡福嘴里的这块“戒石”，可算是天下官署的镇宅之宝。一千多年中，全国州县衙门口一左一右蹲在那儿的石狮子，形状多不相同，但是一个朝代之间，戒石的模式和上面的内容，却总是一模一样的。要说有什么变换的话，那就是两宋时代的戒石，都立在衙门内的大堂中央，即如蔡福所言，元朝以后则移到了大门和二门之间的甬道中央，还为它盖了个石亭，就叫戒石亭，也管叫圣谕牌坊。这块像石碑一样的玩意儿远不及牌坊那样高，二门打开时，甬道一直通到大堂阶下，坐在大堂上审问案件的县太爷一抬眼，视线恰好与它相对，便看到了镌刻在石碑上的十六个大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是皇帝告诫地方官员不可贪污腐败、虐政害民的“座右铭”，所以叫戒石。　　　　
　　　　根据清人赵翼的考证，在衙门里立戒石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当时是把处置枉法官吏的刑律“儆于有位”，大概就是书写在官员的座位旁吧。《文心雕龙》上说扬雄写过卿、尹、州、牧箴25篇，这就更具体了。《北史》记何妥为《龙州刺史箴》，勒于州门外，是为确定搞成一通石碑形制的开始。但是戒石走向普及全国而且内容统一的历史，恐怕是从唐朝玄宗时才开始的。唐玄宗有《赐诸州刺史题座右》五言古诗一首，总共20句100个字，中心意思是视民如子，当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官。五代时，后蜀国主盂昶又重新写了一遍戒石辞，改成四言体的韵文，凡24句。宋朝建立后，宋太宗赵光义嫌24句太多，从里面抽出4句16个字，此便为蔡福所引证之由来。到宋徽宗时，这16个字又统一换成黄庭坚的书法。假如现在谁还能找出一块来，倒是双料文物了。（赵翼《陔余丛考》卷27）　　　　
　　　　两宋之后，戒石上的文字基本上稳定下来，只是所立位置从大堂上搬了家，朝前移至堂前甬道上，原因是妨碍行走。不过明人郎瑛所著《七修类稿》中又说，当时浙中官衙里的戒石上镌刻着另外十六个字——　　　　
　　　　“天有昭鉴，国有明法。　　　　
　　　　尔畏尔谨，以中刑罚。”　　　　
　　　　戒石的另一变化是：原先石碑北向上刻16个字专给老爷瞧，南向上也刻有三个大字专给百姓看的，这就是后来飞到衙门匾额上的“公生明”；到了清朝时，“公生明”三字变成了“圣谕”两字，或许是清朝皇帝认为这16个字讲得很好，他再来讲一遍，便成为他的“圣谕”了。戒石亭又叫圣谕牌坊的来历，似也缘于这个原故。　　　　
　　　　体现“廉政”要求的戒石历史有这么长久，而且天下州县衙门里都有一块，可是无论汉唐五代，还是宋元明清，官场的腐败、吏治的堕落，也从来没有断绝过。看来形式主义真是官僚主义的好兄弟。到于它被人从大堂上搬到甬道上去，依笔者看来，也有个小小讲究：原来县衙的大门（亦称头门），确实是“八字朝南开”且长开不闭的，但是二门（亦称仪门）却时常关锁。虽说“上天难欺”是吓吓人的，但做贼心虚，看看总是心有余悸的，如今把它关在二门外，坐在堂上行舞弊敲诈之事的老爷便可以眼不见为净了。《瓮牖闲评》记，曾有人于　　　　
　　　　戒石铭每句下各添一句，云——　　　　
　　　　“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　　　　
　　　　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　　　　
　　　　矢口？”　　　　
　　　　真是绝妙的讽刺。　　　　
　　　　堪与戒石亭媲美的“廉政”摆设，是有明一代之制的“皮场庙”。我们看沈榜所著《宛署杂记》中，这样描写宛平县衙门的前面一部分，“堂前为露台，为甬道，为戒石亭，为仪门。其外，东为土地祠，西为狱，又前为大门”。可知大门和二门中间之一侧，还有个土地祠。干吗要把土地祠造在衙门内呢？原来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发明。这位叫花子出身的皇帝，曾在民间目睹元末吏治的腐败，所以开国之后，就以倡导廉政为巩固政权的急务。他告谕群臣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尸但是“天高皇帝远”，他—个人顾不了天下州县，于是请上天和土地一起帮着监督。“上天难欺”，已写在了戒石上，这会儿再令全国“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赵翼《廿二史杂记》卷33）按他手订的惩贪法律，凡贪污额达60两银子以上的官员，一律枭首示众，还要享受剥皮之刑，剥皮的场所，就放在这个县衙里的土地祠内，所以土地祠又名曰“皮场庙”。贪官的人皮被剥下后，还要继续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赵翼《廿二史杂记》卷33）这等人皮模特儿的摆设，无论是听起来还是亲眼看见，都怪吓人的。可惜到了后采便流于形式。《明史·海瑞传》记，万历十三年（1585）正月，海瑞以72岁高龄出任南京右佥都御史，劲头十足地给皇帝上疏，引证太祖剥皮故事，极劝明神宗恢复对贪官污吏的酷刑，“时议非之”。由此可见，皮场庙的作用早已消失，不仅土地老爷赋闲，那会儿防腐药水还没发明，那些人皮模特儿想必也腐烂而火化了。为发财而当官者十之八九，大家能不讨厌海老头子唠唠叨叨吗？　　　　
　　　　如果说皮场庙只是明朝一代之制的话，那么鼓楼和旗竿之类，则可谓古来衙门的积年通用之规了。鼓楼通常都建筑在县衙大门正前方的街口，其作用是向人们报告时辰。中国古代的传统，是以一方官署掌握本地区标准时间，这也是体现衙门尊严的一个方面。报时的方式一般是每天分早、午、晚三个时辰各擂鼓三通。后来发明了火药，擂鼓之外，还要放炮，炮筒子就安置在鼓楼底下。有的地方是白天擂鼓三回，报早晨、中午、傍晚，夜里放炮三回，报初更、三更和五更；也有些地方，擂过鼓后还要放炮。是否按时击鼓，也是判断一方吏治的标准之一。宋朝时张泳守金陵，有人出公差经过，他问沿路可曾见好官员？那人说，昨天经过萍乡县，虽然没见到知县张希颜一面，但知道他是个好官。所举的依据之一，便是“夜宿邮内，闻更鼓分明，是以知其必善政也”。（魏泰《东轩笔录》）假使同一城池内，还有比县署更高的官署，如府署等，那么放炮报时的职责就用不到县衙门管了。此外，鼓楼还具有报警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它的起源就和报警有关——北齐时，李崇在交州当官，当地的　　　　
　　　　治安状况极坏，于是他设计了在官署前起造鼓楼的措施，一发现盗情，马上擂鼓，通知各方警戒并发兵来援，从此就有了衙门前盖鼓楼的制度（引自《土风录》卷4）。至于旗竿，则是从军营里学来的，仅仅当成一种标示，放炮升旗已是近代的事了。


第一章　卧听萧萧看衙斋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看过《老残游记》这部小说的读者，都该记得老残在齐河县为贾魏氏澄清不白之冤那一段故事，因此又会对齐河县县衙门的构造，留下依稀有点儿轮廓却又含混不清的印象，一会儿仪门、大堂，一会儿厅房、门上，一会儿又是本房、花厅……只听有“候门一入深似海”一说，难道小小一个县衙门内，也有此回折往复、曲径通幽的景致？　　　　
　　　　正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用这句俗话来形容州县衙门的空间状态，真是再确切不过了。　　　　
　　　　我们不妨先从最有象征意义的大堂看起。具体的大堂都各有名称，比如明朝时宛平县的大堂叫节爱堂，清朝时上海县的大堂叫清节堂，但它们除了依排列次序被统称作大堂之外，还照例有个一致性的别号——讼堂。所谓老爷升堂，听讼断案，场面都摆在这个大堂上。古时候计算房屋占地面积的单位，以一列为一楹，大堂的宽度和进深规制，照例是三楹。比照今日尺寸该如何换算，恐怕是一件相当复杂的工作，倒不如省出些笔墨来，描　　　　
　　　　绘几样大堂上的摆设：，　　　　
　　　　大堂的背后是堂帐，犹如现在舞台上挂的“天幕”，不过这幕布后面并非是实实在在的墙壁，而是六扇门，又叫中门，专供县太爷升堂时进出，所以这堂帐上齐门枋，下及于地，从中间上方起呈人字形分挂两边。由中门往前走，堂上又砌起一块石台，比起现在学校里的讲台要高出许多；台上再放一张长形公案和一把靠背椅子，这就是县太爷高高在上的地方了。在明刻小说的插图里，人们还常能见到在中门与公案之间放了一架六扇头的屏风作障蔽之用，但到了清末的写实画报里则少见了，看来也是时异事移，原无一贯之规矩的。比如秦汉时还没有靠背椅子、高台面，正史上也只给后人留下县署前树有桓表（参见《汉书·尹赏传·注》）等零碎记载。　　　　
　　　　公案之上和公案两边可记者，即印包、签筒、笔架、砚台、醒木以及写有“回避”、“肃静”等字样的虎头牌面之类。看过《十五贯》等戏剧的人，对这　　　　
　　　　些应有形象性的记忆。　　　　
　　　　大堂前也有一面大鼓，放在一个高高的木架上，叫作堂鼓；和鼓楼的作用不同，它是用来作“放衙”的。“放衙”，就是宣布县太爷正式开始办公。据《坚瓠集》记，宋太祖赵匡胤曾对县令们下过一道指示，“切勿於黄绸被里放衙！”文彦博登第后，被派到榆次县当知县，县吏新鞔衙鼓一面，文彦博在上面戏题小诗一首，末两句为“如今幸有黄绸被，　　　　
　　　　努出头来道放衙”。（《宋人轶事汇编》卷9）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