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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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为孤岛之城。日本人在上海滩横行霸道，还妄图利用一些知名人士为其宣扬殖民思想，于是他们看上了“电影皇帝”。然而，金焰却是个铁骨铮铮的男儿郎，决不做汉奸走狗。他不仅热爱祖国，更加痛恨外国殖民者，他的父亲就是因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才背井离乡，逃到中国的。因此，他严词拒绝了侵略者的无耻要求，却不料激怒了日本人。为躲避日本人的纠缠，夫妻二人在朋友的帮助下最终逃离了上海，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活。这之后他们辗转香港、昆明、桂林、重庆等地。在太平洋战争前，两人合作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反映空军作战的影片《长空万里》。这部电影历时三年之久，来之不易，然而它也几乎成了金焰和王人美在银幕上的最后留念。因为1941年之后，两人因工作关系长期分隔两地——金焰在成都参加了中华剧艺社。而人美则赴昆明加入了大鹏剧社。后来剧社解散了，她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又考入美军总部物资供应处昆明基地，做起了英文打字员——在事业上，他们都找到了自己新的舞台，但情感和思想上的差距却渐渐变得无法逾越。　　最终，在1945年的初夏，就在人美因为工作努力而受到提升的时候，金焰向她提出离婚。几十年之后，在她的回忆录中，她平静地谈起了这段陈年往事：　　“……抗战爆发后，金焰和我缺少共同生活，缺少互相了解。金焰有强烈的爱国心，很想为抗战出力，但是他也认为丈夫应该养活妻子。他不赞成我独自参加大鹏剧社，更反对我冒冒失失报考英文打字员。他不了解我经历流亡生活后的思想变化。烽烟遍地，哀鸿遍野，我怎么能安心当一只家猫？怎么能安心无所事事？我能够做一些工作，做一些自以为对抗战有益的工作，心里才觉得安稳、踏实。但是他不理解我，认为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婚变的过程中没有争吵，也没有眼泪，她平静如常地同意了离婚请求，因为她了解金焰的性格，也能理解他的难处。但在她平静的神态下，仍就能够感觉到她受伤的心。她说就算爱情已经消逝，友谊仍可长存。然而这是真的吗？她豁达开朗的心胸难道这一次没有隐隐作痛吗——不是的，她是流着眼泪离开昆明的，因为在这里她失去了温暖的家庭和她挚爱的丈夫。然而，曾经幸福美满的回忆不会因为不得已的分离而黯淡褪色——金焰一直都是她心目中最完美的男人，即便是在几十年后，这一点也一直没变。


绽放的“野玫瑰”——王人美爱人（3）（图）

王人美和叶浅予。他们相伴终生。　　　　

　　在这之后十年中，人美独自经历了内战爆发、全国解放、土改运动、文艺整风，很多很多重大的历史变革和严酷的生活经历充斥着这个漫长的十年，人美也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走进了哀乐中年。在告别了第一段婚姻整整十年后，人到中年的王人美最终找到了她能够相伴终生的伴侣——著名画家叶浅予。　　两个人都已过了不惑之年，洗尽铅华后的他们在生活崎岖的路上都需要一个相扶相持的伴儿。于是，通过朋友的牵线搭桥，又经过了几个月的交往，41岁的王人美和47岁的叶浅予走到了一起。　　然而，这两个社会名人的家庭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对彼此缺乏了解，他们在结婚之初经常出现矛盾，这其中更多的是因为性情上的差异。叶浅予早年从事漫画创作，富有幽默感；而人美由于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文艺整风，在心理上倾向自闭。久而久之，叶浅予觉得人美太严肃，缺乏生活情趣；人美做事小心谨慎，稳妥周到，叶浅予却不拘小节，大大咧咧，这也让她受不了——两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竟一时找不到共同生活的方式。　　然而，时间还是把他们紧紧地拴在了一起，让他们共同走过了三十多个春秋。争吵——和好——再争吵，一路“吵”过来，他们竟也创造了独特的生活情趣。正如王人美在给叶浅予的一封信中说的那样：　　“……尽管我们之间有点小小别扭，但我从来不耿介于怀，因此我对你不存在什么戒心。希望你也不要对我存什么戒心，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让互相容忍代替互相成各吧！我想。两个都有点小脾气的人凑在一块，是天作之合，来个‘相克相生’，岂不更加丰富了我们的艺术生活？”　　他们之间的感情不会轰轰烈烈，两个人也不会如胶似漆，这是因为他们的年龄，他们的性格。叶浅予更加沉迷于绘画事业，而不是家庭生活，做事洒脱自如是他一贯的作风。而王人美就不得不当起了家庭主妇，事事都要过问操心，不过好在她也乐于扮演这个角色。大不了就是人美发发牢骚，抱怨一通，然后老伴儿打个哈哈就过去了。在旁人看来，老两口的生活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人美的过去再次让她遭到严重诋毁，致使她精神再度失常，入院治疗。（整风运动时曾经因精神分裂而住院。）这些活跃在旧上海的电影明星在当时几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王人美也不会例外。十年浩劫，王人美更是被扣上了“三十年代的黑猫”的罪名，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颠倒黑白。与此同时，叶浅予也因为政治问题而被判入狱七年。虽然二人都遭受了人生的重大挫折，但他们还是坚强地挺过了那段艰难岁月。摆脱了政治风波，久别重逢的夫妻又恢复了过去的平静，直到王人美先一步离开人世。


绽放的“野玫瑰”——王人美晚年时光（图）

　　“我不懂什么表演艺术，也不喜欢拿腔拿调地说话，装腔作势地表演。我在镜头面前就像日常生活那样去说话、去表演。”　　这就是王人美眼中自己的表演风格。她从没专门学过表演艺术，只是用自己的真性情塑造角色。无论是《野玫瑰》中的小凤，《渔光曲》中的小猫，还是《风云儿女》中的阿凤，她都处理得朴实自然。正因为她没有学过表演，所以才没有留下丝毫雕琢的痕迹，让人耳目一新。　　三十年代成为王人美演艺事业的黄金时代，《渔光曲》的轰动让她一夜之间家喻户晓，此后她陆续接拍了《小天使》、《黄海大盗》、《长恨歌》、《壮志凌云》等影片，名噪一时。最初，她很满意自己的演出效果，也为自己看似辉煌的事业而高兴。然而，直到1938年她参加拍摄吴永刚编导的《离恨天》时，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演技竟是这么粗糙。在片中她一人分饰母女两角。两代人的装束自然有很大差别，但是，除这些之外，“银幕上没有杂技班的母女两代，只有化妆不同的王人美。”这让她十分沮丧，也让她恍然大悟——现在观众们对她的形象十分喜欢，是因为她的自然和野性。但是没有深厚的演技做支撑，一成不变早晚会被人厌倦抛弃。在别人看来，她是自然天成的出水芙蓉，可她明白自己还是个门外汉。她深知自己的自然是混沌未开的真实，而不是高超演技的升华。演技的不足也成为她后半生努力弥补的缺憾。　　的确，三十年代过后，王人美再也没能为银幕创造出小猫那样经典的人物形象。她努力寻找突破的途径，但却始终一无所获。直到解放之后，她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还成为了北京电影演员剧团中的一员。在那里她学会了做角色笔记，分析人物性格，设计动作表情等等。这些在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专业技巧，对她后来的电影和舞台角色创作大有裨益。然而，解放后的人美更多地将自己奉献给了话剧舞台，也许她是在替自己还愿——舞台是她的开始，也应该是她的结束。　　1956年底她参加了巴金经典话剧《家》的演出。在剧中，当时已经42岁的王人美扮演了17岁的少女瑞珏。对她来说这无疑是个严峻挑战，她毕竟已是不惑之年，虽然热情活泼，但如何能演出少女情怀？然而她依然接下了这个颇有难度的角色，并将它视为一个锤炼演技的机会。这之后，她就一直想着瑞珏，从她的出身到她的性格，从她的气质到她的神态。那种久违了的创作激情和愉悦重又降临到她的身上。最终，当她以一个既逆来顺受又充满憧憬的17岁少妇的姿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时，她获得了成功。这样的成功显然没有二十年前来得容易，也没有二十年前来得轰轰烈烈，但却是她最欣慰的收获。因为这时，她终于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个风光的电影明星，更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好演员了。这是她半生都梦寐以求的时刻。　　演出的成功并没有让她懈怠止步，而是进一步激发了她孜孜以求的学习热情。她知道自己的基础差，就参加了电影学院的师资训练班，当起了旁听生，系统地学习电影理论和表演艺术。这时候，她虽然只能在电影中担任配角，有时甚至是只有一两个镜头的小角色，但她都严肃谨慎地对待。可是，在接下来的那个人心惶惶的十年里，她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再没有出现在银幕上。　　进入了80年代，王人美仍然舍不得她的舞台，但是1980年的一场突发的脑血栓，让66岁的王人美坐到了轮椅上。后来虽然康复，但她的身体状况却一直令人担忧，果然，在六年后一次外出时，她不慎摔倒，之后昏迷不醒——就这样混沌不知，“睡”了一年之久。　　1987年4月12日的凌晨，王人美永远地睡去了。诀别了她多彩的人生和心爱的舞台。只有在沙沙作响的老胶片上，她的欢歌笑语还会一如昨日般爽朗、清脆。　　因为年龄的增长，心智的成熟，她不会永远都是那个自然野性的小丫头，但银幕上的野猫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心里。电影银幕上的光辉岁月像流星划过，美丽短暂，却足让人目睹最璀璨的绚烂。


薄命红颜——上官云珠何氏照相馆中的风景（图）

　　她出生的时候，中国电影还在蹒跚学步，那时的老上海作为中国早期电影的摇篮，竟还没有诞生一部有女人参演的电影。然而时隔二十年，当她婀娜娉婷地走在上海街头的时候，中国电影却已经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她则见证了这场空前绝后的繁荣。不知道她的横空出世是不是她前世的造化，让她在一个将电影明星视为风尘女子的年代，却能作为一个优秀的电影演员赢得那么多人的热爱——抑或是她今生的不幸，使她最终因为那昔日的光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37年的冬天，一个年仅17岁的女子跟着与她结婚刚刚一年的丈夫，带着他们出生不久的儿子和她的家人，以难民的身份来到了上海。他们一大家子紧紧凑成的一团，在庞杂的人群中形成了一个时隐时现的小集体，每个人都小心谨慎地保持着跟身旁家人的紧密关系，以防被强大的人流吞没。在当时，像他们这样一大家子从上海周边逃往上海的难民还有成千上万，使他们趋之若鹜的原因极为简单，刚刚爆发的“八•；一三”事变。他们害怕战火的危及，因此一窝蜂似地投奔来了上海。　　他们坚信，在上海可以过上好的生活，并不图什么大富大贵，但求能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找到一隅的安稳。那时的上海还没有迎来它的“黄金年代”，也就是说还没有开始它的“孤岛”繁荣，但即便如此，它仍旧毫无疑问地成为当时全中国最安逸奢华的所在。　　女子和她的家人搬进了蒲石路的一间小阁楼，把这里作为他们来到上海后的第一个家。面对眼前的简陋粗糙，她很满足的，毕竟她只是个来自江阴的乡下姑娘，能在大上海有个安身之所，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于是，她开始兴高采烈地收拾起她的新家来，仿佛期望着可以在这里住一辈子似的。　　然而她并不知道，她一生之中还会搬很多次家，蒲石路的这间阁楼是其中最最简陋的一处，她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住进一幢连水龙头上都有烤瓷的别墅里，她更不会知道自己还将从一幢简易楼的四层阳台上跳下去。　　当她收拾好房间、丈夫出去找工作、孩子酣然入梦之后，她才想起好好看看这座城市。但是，从蒲石路的那间岌岌可危的阁楼望出去，目光所及之处，尽是跟她所住的陋室差不多的阁楼和亭子间，它们密密麻麻、鳞次栉比，恍如置身于牢笼之中。她只有将头高高抬起，仰到四十五度角的位置时，才能见到一小片相对开阔疏朗些的天空，隐隐约约地还可以听到那来自繁华大道上的遥远的鼎沸人声。　　丈夫曾是个小学教员。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是他的学生。后来，她能够继续成为一名学生，也是因为丈夫的资助。这个地主家的大公子，确实是个善良的人。当他还是十几岁的少年时，就经常抱着她出去玩儿，给她买家里很少买给她的糖果和小玩艺儿。后来，她长大了，出落成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