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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高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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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面。跟政府一样，自欺欺人，到处保密其实大家都知道了。潜伏个什么，最后束缚自己别人还都不信。
我们压根不需要韬光养晦，说该说的，做该做的，必须要做必须要补课。当然我们不该到国际嚷嚷，但是该做的就做，对内整合国民去做的话，还是该说的要说，因为毕竟不能光靠着一小撮精英解决问题，不能只做不说，精英做不了这些一定要整合国民来做。我们主要是对内说。现在主要是我们对内说的时候，就有人来给你扣帽子，这个很荒唐。有些话政府说不合适，民间说肯定没问题，如美国一样，这是我们的言论自由，别人管不着。但中国不一样，我们说一点，就说中国威胁论，很荒唐。
（10）坊间有种说法，说“三鹿奶粉事件”是中国人精神上的奥斯维辛事件，用一个比喻的说法，在这个事件之后，中国人如何背负着这一奥斯维辛走向耶路撒冷？
还是要改进，政治亲民舆论监督。不然怎么更好地整合国民同心同德呢？最低要求，你怎么能让这个社会和谐呢？我们承认在反腐和舆论监督我们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而且从这个角度，我们要有序地不破坏社会稳定的民主制度方面的进步是有必要的。
耶路撒冷代表的就是心中的圣城。中国其实缺少这个圣城，我们说的英雄国家，大目标其实就是这个圣城的表现。中国人缺这个，从上到下都缺。从领导层到民间。所以这本书是个呼吁之书，不是说现在中国有了很多条件成熟地做英雄国家，而是说有条件成熟，有可能经过努力能达到这样一种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心目中缺少这样一个高尚目标。就是圣城，以色列巴勒斯坦都觉得他们有个圣城在，所以他们能够存活能战斗，但是中国人却没有。我们只管一段，我们只管到儿子那一段，领导人只管到任期那一段，没有根源的东西，这个是很恐怖。
当我们有更远目标的时候，三鹿奶粉这种事情根本就不是事情了。我们跟自由派的意见不一样，他们认为你们连这样的小事情都解决不了还能管那么大的么？这个想法不对。中国民间有个说法，叫做做大局解小局，就是你有一个大目标的时候，小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11）对外关系上的“有条件决裂”是不是意味着新一波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
谈不上。这些年我们跟西方亦步亦趋，我们对他们太软了，太相信他们了，需要反省。但这种反省绝对不只是我们几个需要做的。像张爱萍将军之子张胜写的《从战争中走来》，写到当时领导层过分相信西方，据张胜说张爱萍将军一直很强烈反对这个东西的。但可能是有过分择清了自己，未必一点责任都没有，这个不比较，但起码这个是个反省。在那本书里，小平讲，等有钱了我们买一万架飞机。当然一方面这是对我们的一种抚慰，等我们有钱了就去搞军事，但是这飞机是买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按书里的理解肯定是买外国的。张将军大怒，说这是取死之道。我们太依赖他们了，但是他们一直踹我们。我们现在把问题认识到，当时看问题肯定是有局限性，但是要不是他们一直踹我们，我们可能也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12）与西方有条件决裂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也就是刚说的那个意思，说他是狭隘民族主义，我说是西方人逼出来的
（14）为什么说美国是“老黄瓜刷绿漆”？
这是晓军的一个说法。实际上美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强大，更具体的说是美国的武器，很多的东西都是花架子。只不过是老黄瓜刷绿漆。而俄罗斯在军事上把美国弱点看得很明白，不是真正的嫩黄瓜，只是老黄瓜而已。所以美国军事力量没有那么可怕。
（15）香港的“管家文化”提法很新鲜，会不会引起香港和大陆关系产生变数？
我想香港自己对此有认识的。回归之前内地人去香港很受歧视，而且是黄种人歧视黄种人，感觉很难受。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有所改变，就是因为我们强大了，就是这么简单。把你边缘化了，我领导你了，我们要是不行你就好不了。我们考虑的问题不是你们能考虑的问题，我们的眼光是远远超出两岸和内地香港关系的。香港人老百姓当港币和人民一倒挂马上心态全变了。在香港坐出租车给人民币，他们司机还千恩万谢的。
（16）外界认为《中国不高兴》是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相对更舒服的时代里诞生出的一本直刺盲目乐观心态的醒世之作，究竟哪些“乐观”心态是我们需要摒弃的，哪些是我们要传承的？
我们这本书不只直刺了盲目乐观的心态，也直刺了盲目悲观的心态。两方面都说了，可能盲目悲观妄自菲薄这个方面还更多一点呢。《中国不高兴》就是告诉大家，中国本身存在着很多问题，包括盲目悲观。书中是恰如其分地认清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认清了他的弱点和他的长处，以此为基础认清楚了中国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大目标。这个大目标不是说中国唾手可得，但是确实有希望实现的。
（17）为什么说萨科齐见达赖表明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一种崛起和遏制的关系？
坦率说，从某种个角度来说萨科奇接见达赖是一件小事，但是这种小事他不断在做。他就是看你强大了要折腾你，不要用什么人权为借口装蒜了。比中国西藏没人权的地方有的是，西藏真的人权太少么？好多记者到西藏去都惊呆了，没想到，西藏的农夫都是国家给出钱盖房子养孩子，全是免费的，但是在西方的报道中从来没有看到过。至于西藏的文化，不要说在西藏，就算是北京，北京有多少卖藏传佛教用品饰品家具店，西藏发烧友是80后很大一个群体，都很膜拜西藏文化，谁压制他们了？谁消灭他们文化啦，我们正弘扬着呢。
最后：
王小东说：“现在应该有更多的民间知识分子传播这样的东西，政府的形象已经一团糟，一本书不够，要有更多出来，制造出一个思潮。我们的书只是个抛砖引玉的东西。”
第一部分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一、必须正视的“内政愤懑”
抱歉，网上的所有版本都没有这一节
二、事情正在起变化：2008年西方的“天鹅绒”试探中国的“铁手套”
“小字辈”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原来可能有很多东西比较模糊，用学者的话说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矛盾，这一切矛盾在2008年逐渐开始清晰了。汶川大地震之前的奥运会火炬海外传递事件，引起了国内外很多阶层的关注。它最不确定的是，没有人想到在2008年中国年轻人的表现会如此勇猛果断，具有行动魄力，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能够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是什么让他们迸发出了瞬间凝聚的力量？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奥运会火炬传递所导致的中国年轻人的反弹，包括抵制家乐福等。应该看到，“火炬一代”的行动不是当年义和团式的，年轻人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来做出反应的。虽然现在的评估还不可能太精准，但这是西方在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看见中国年轻人的反弹。
也许在西方人士看来，一个奥运火炬传递算不了什么，实质上并没有侵占中国太大的利益，因此这种反弹让西方立即表现出了惊讶的姿态。
这次年轻人在各个城市抵制家乐福的一个特点，就是马上付诸行动，立即以行动跟西方对抗，而且目标选得很准，谁搞我厉害我收拾谁。如果没有这次行动，很难说会有中国政府在2009年达沃斯论坛上采取的冷落法国的举动。这种以年轻人的反应为主题的具有统计意义的价值选择，对中国外交政策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产品呢？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特别是在最近这20年，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直在为国外打工，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西方国家过着奢侈的生活，可以说这种物质文化的形成和积累，是中国年轻人在情感上受到羞辱后做出反应的一种条件和催化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给中国上层调整的机会。否则，奥运会很可能会变成一场中国与西方之间“厮杀”的战场，而在这个战场上中国的年轻人的表现，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更难以抹去的一页。
美国这一次确实是比较蔫，奥运会开幕的2008年8月8日，俄格战争打响了，美国至少在5天内无法判断俄军会不会打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在奥运会上鸣锣收兵了，没有在奥运会后跟中国过不去。闹得最厉害的是法国，中国年轻人马上以行动抵制了具有商业象征意义的家乐福，非常直接。当时我写了一篇博客，把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大众生活》杂志封面贴上去了，封面反映的是中国面临全面战争威胁前夕，青年学生最大的一次反弹的情景。
这种看似有些激进的行动，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半年多后，经济危机发生了，中国人辛辛苦苦30年、甚至60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如此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战争威胁”呢？我感觉，这是一种年轻人面对西方可能再次对中国盘剥的预警式的反弹。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火炬事件后的年轻人反弹成为了中国与西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这件事好像没有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时那么激烈，可如果反退到1999年，要是能有2008年这种反弹的能量，那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程度！
从1999年到2008年，这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变迁过程。这期间有两个军事上的事件：一是1999年的“炸馆”；二是2001年的“南海撞机”。这两件事情当时主流媒体并没有大幅报道，但却成了互联网上年轻人主要讨论的话题。网上的话题，实际上为2008年的反弹完成了一次文化蓄能，只是没有人察觉这种具有统计意义的文化蓄能。因此反弹出来时，中国人没有料到，西方人也没有料到。它的意义并不只是西方欺负了中国，中国年轻人为了一时的尊严反弹一下，而是从90年代到现在一直积累的东西突然爆发出来了。毫无疑问，那些把“颜色革命”玩得十分熟练的西方人在琢磨这个事，在做大量的统计工作。因为资本主义扩张的矛盾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产业转移、金融工具和针对后发国家年轻人的“颜色革命”，来维持它的优势。不论是利用中国的市场也好，利用现代化进程的欲望也好，总之，西方需要对中国进行一种符合他们利益最大化的塑造，但是2008年的这个突然爆发，使他们发现，把中国塑造成他们理想中的模式有了一个巨大障碍。这一点随着中国与西方结构性矛盾的显现，就成了非常关键的因素了。
2008年年轻人的反弹，实际上蕴含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历代中国人的文化积累。为什么是1840年以来的文化积累，积累到了这一代人遇到了这样偶然的事件，迸发出这种剧烈的能量呢？它的统计意义在哪儿？在我看来，它跟1999年“炸馆”之后个别大学生上街游行有非常大的区别，它的号召力量、组织力量和响应程度远远超过了1999年那一次，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我总感觉这次年轻人反弹的背后，有一种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争取的动力，也就是说，他们感觉到了如果再这么对西方软下去，他们自己的未来将被阉割和剥夺，这可以说是他们第一次将个人的未来与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一次迸发。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同生共进，并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表达时，这很难说不是一个时代转换的信号。
另外，对于精英层来说有压力的，就是汶川地震后逼着富人捐款的问题。有一些年轻人跟我讲：我把自己工资的1/3都捐出来了，我排了两个小时队献血，我就是要他们捐这么多钱，我就认准逼捐是对的。逼“高尚”，有人指责这是“绑架”，就绑架了！怎么着！年轻人说：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须高尚。王石为什么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就是对这个东西不敏感、没认识。总的来说，精英受感动了。地震后大家齐心协力，做得不错，领导人表现得更不错。现在的关键是你高尚了，你原来没高尚的账被翻出来了。
这种强压是一种积极现象。
所有成年人都没有想到，原来认为是半吸毒状态沉迷于网络的80后忽然高尚了一把。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明星都高尚了。这个年轻人阶层形成的政治压力不能忽视，因为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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