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7-大突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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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贫认拢�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1953年版《毛泽东选集》的编者，把“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改为“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今天的读者看了这段话，不免产生两个疑问：一个是，力主“兴无灭资”的毛泽东竟然也赞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广大发展”？再一个是，为什么1953年的修改又把“广大发展”改掉了？　　　　　
　　　　现在先说第一点。毛泽东的确曾经赞成资本主义在中国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这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肇始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而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达到一个高峰。遗憾的是，后来他又带头批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在七大召开的1945年，毛泽东对发展资本主义热情高涨。上文提到他在七大除了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报告之外，还有一个口头报告。这个口头报告现收入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全书共8卷），题为《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在口头报告中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毛泽东还猛烈批评了不同意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的党内同志，说他们是民粹主义。毛泽东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①　　　　　
　　　　七大刚闭幕，延安《解放日报》为了贯彻《论联合政府》的精神，于　　　　　
　　　　1945年6月21日发表社论《关于发展资本主义》，指出：“在许多农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自由资本主义还有它发展的宽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前面提到的《人民日报》1949年8　　　　　
　　　　月12日任重的文章在引用了《论联合政府》的论述之后说：“对于产业落后的中国，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不但并不多余，而且在相当时期内是很有需要的，要让他发展的。”　　　　　
　　　　这样说来，新中国成立之后，资本主义在中国不但能够存在，而且还有广大、广泛、宽广的前途，私营老板怎能不拍手？　　　　　
　　　　那么，为什么到了1953年，又把“广大发展”改掉呢？这与后来形势变化及党内斗争有关，后文将要表述。这里先谈谈一些学者对《论联合政府》两个版本的不同意见。　　　　　
　　　　中共党史学会会长龚育之最近著文《关于七大的文献和回忆》建议说：　　　　　
　　　　“听说中央有关单位还准备合作编辑七大历史文献集，提供更为详尽的档案材料。党史研究者们都在盼望着。这里提出一点希望，就是在这个文献集中，最好能同时收录《论联合政府》的两个版本，一个是当时（七大时）公开发表的版本，一个是建国以后（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经过稍许删改的版本。两个版本都是正式的、重要的版本。从研究历史来说，不可以偏废。因为前者反映七大时历史的准确面貌，后者反映修订《毛泽东选集》时的思考。在何时，在何种背景下，基于何种考虑，作了何种修改，这本身已经成为历史，已经是历史研究的课题。”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于光远于1996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书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从中国特色出发的一个创造。于光远仔细考证了《论联合政府》两个不同版本之后说：“不论这种修改后的内容比原来的内容是否更正确，但《论联合政府》是党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重要文献，随便修改，这是完全不应该的。《毛泽东选集》的编者这么做，使得人们很难完全根据它来研究历史，而必须去做考证，而这种考证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他还说：“七大时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比起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更进一步。这种进步表现在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论联合政府》的文字不如表现在1945年　　　　　
　　　　5月2日发表的《论联合政府》文字中的，表现在1945年5月　2日发表的《论联合政府》文字中的不如在口头上讲的。”①　龚育之在《关于七大的文献和回忆》这篇文章中还提到：“前不久，报刊上宣传某地‘发现’了《论联合政府》的一个未曾见过的珍贵版本，其中有些今天看来很有启发的话（例如，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等等），是现行版本中没有的。这其实就是当时公开发表，直到《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前广泛发行的版本。在今天的历史文献中集中收录这个（和这类）版本，人们就不至于把它当作‘珍本’来‘发现’了。”　　　　　
　　　　这样看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中实际上是讲了两个“广大”。一是中国私人资本要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再一个就是中国需要广大的外国投资。今天，不少人惋惜慨叹：当初如果按照这两个“广大”的路子，多干一个时期新民主主义，中国也许会发展得更快一些。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刘少奇天津破冰行　（1）

　　　　不论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探索来看，还是从中国私营经济五十几年起伏跌宕的历史图画来看，刘少奇1949年4月天津之行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时至今日，它的立意和构图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刘少奇去天津之前，华北生产形势很是逼人。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私营老板或者关门不干，或者准备逃跑。原来，天津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之后，没人理会私营老板。既不接见，也不谈话，更谈不上帮他们。有些领导人认为，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天津日报》天天说工人怎么怎么好，说到私营老板，都是罪恶。有些工会一个劲儿教育工人用各种招数跟私营老板斗。有些不懂政策的军管会成员还鼓动工人说，在城里斗资本家跟在农村斗地主一样，分光资本家的工厂和财产。私营老板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赔钱。比如，当时天津有一个私营久大盐业公司，把盐运到山东临清去卖。临清的国营贸易公司看到来了一个私营公司，就想法子整他。国营贸易公司故意把盐的价格猛地一跌，迫使久大公司大赔本。类似事情接连发生，弄得天津私营老板叫苦不迭。　　　　　
　　　　其实，北平、天津接管不久，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就给中央写了一个《平、津财经情况报告》，谈到当时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生活无着，北平更多。1949年4月，薄一波又向毛泽东写报告，详细列举平、津生产中的问题，除了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之外，未能处理好公私及劳资关系也是突出问题。于是，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解决问题。刘少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少奇4月10日抵津，5月12日回北平。一个多月的时间，仆仆奔走，多次讲话，并与干部、工人、职员座谈，最引人注目的是主持召开了私营企业主座谈会。　　　　　
　　　　他在讲话中说，民族资产阶级还不是我们今天的斗争对象，“如果当作斗争对象，则是犯了错误……这错误是路线错误”。他还说，“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有很高的地位，”保护他们，“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天津的工商业将近有4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企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社会上的很多必需品，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袜子、牙刷、牙粉……要他们供给。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16字城市政策很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①　　　　　
　　　　刘少奇着重批评了“左”的情绪和做法。他说，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资本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向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敢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立场不稳。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他强调说：“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①　　　　　
　　　　在与私营企业主座谈中，针对他们害怕被称为“剥削者”的问题，刘少奇说了一番后来引起争议的话，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说，现在有很多失业工人要求资本家复工，也就是要求你们剥削他们一下。“就是说你收他们做工，给工资，剥削他们，他们倒有工作可做，不失业了”。刘少奇指着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斐卿说：“你现在只剥削一千多工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那就更好。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有人剥削他虽然痛苦，但总比较好一点，不会失业，有饭吃，虽然只能吃半饱，但总比没有饭吃好。”又对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彛�说：“你能开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工厂对社会更有好处，功劳就越大。”因为，“你们把工厂建起来，用全力把工厂管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有功劳的”。总之，“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　　　　　
　　　　私营企业主最害怕搞社会主义，有人问：“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不搞？　”　　　　　
　　　　刘少奇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搞，不搞不行。”　　　　　
　　　　有人问：“怎样搞法？”　　　　　
　　　　刘少奇说：“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说，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打倒资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将来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革你们的命，可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用和平的办法走到社会主义。”　　　　　
　　　　又有人问：“具体怎么个搞法？”　　　　　
　　　　刘少奇说：“那很难讲，那是十年、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一定要具体讲，那我举宋斐卿先生为例。他工厂管理得很好，20年后，他已发展到8个工厂。我们搞社会主义，就要把这8个工厂收归国有，由国家来办。只要你不反动，这8个工厂还叫你当厂长。因为你工厂管得好，很能干，国家还可以再给你管8个工厂，让你管16个厂子，那时候，你的薪水还要增加，你干不干？”　　　　　
　　　　宋斐卿高兴地说：“我为什么不干呢？”　　　　　
　　　　刘少奇说：“这就叫和平转变。”①　　　　　
　　　　座谈会之后，私营老板兴奋地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　　　　　
　　　　4月30日，宋斐卿提笔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阁下惠临训话后，全厂职工对于政府之工业政策有了新的了解及新的希望与新的生命，至为愉快，因此已决定每人皆尽最大之努力以完成此伟大为人群服务之使命，而副政府及阁下关垂训示之至意。今将敝厂决定发展之计划奉陈如后：一、敝麻厂决于最近期内加开夜班。二、敝毛厂决再添购原毛增加生产。三、敝化学厂虽已停工将近一年，今已计划即行开工。四、敝公司并正筹划再开设麻袋第二厂，以增加生产。以上各项知关廑住，谨先将此概要奉闻，以后进行至何程度，亦必随时报告，聆受指导也。②　　　　　
　　　　这封信真切反映出刘少奇天津讲话的积极效果。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刘少奇天津破冰行　（2）

　　　　直到1950年，刘少奇同安子文等人谈话时还说，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　　　　　
　　　　刘少奇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不厌其烦地鼓励剥削，当然经过慎重考虑。他的意思，是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抽象地反对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刘少奇对于剥削的历史辩证解读。《人民日报》1949年7月4日发表文章说：“刘少奇同志在津召集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