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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屐齿印苍苔-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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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中期，由于对某些问题看法有分歧，我和他两次当面争论，争得不可
开交，以致他的夫人梅馥在旁边坐立不安。但争论是从善意出发的，不含有
任何渣滓，因此不但没有产生隔阂，反而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因为直来直
往的争执正是推心置腹的表现，而虚与委蛇必然成为友谊的障碍。傅雷对中
西文学、音乐、美术都有很深的素养，我对他的学问和为人怀有真诚的钦佩。
现在分析，我当时对他一定有些潜在的政治优越感，否则完全可以用心平气
和来代替面红耳赤，何况他当时正处在拂逆的困境。进一步看，我的观点基
本上也是书生之见，并不比他更切合实际一些。每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由
衷的悔愧，遗憾的是我再也无法向他谢罪了。
抗日战争刚胜利，内战接踵而起。傅雷对国民党的独裁政策极端不满。
1945 年12 月1 日，昆明发生了军队屠杀学生，镇压民主运动的大血案。但
在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下，全国人民都处在迷离惝恍的状态中。《周报》发
表了“昆明血案实录”，才把黑暗的帷幕揭开。“实录”叙述了事件发生的
经过，刊载了昆明全市大中学校罢课委员会的全部油印宣言，教授的呼吁
书，还发表了殉难者的照片，题为《血的控诉》。封锁线突破了，这期《周
报》激起社会强烈的反应，连续再版了两次。而这场战斗的弹药，就是傅雷
提供的。他正巧有朋友从昆明坐飞机到上海，带来了这些材料，立即全部交
给了《周报》。对“一二？一”惨案的抗议，轰轰烈烈，很快形成了民主斗
争的高潮。
解放以后，傅雷照旧闭门译书，足不出户。领导出于对他的爱护，动员
他走出书斋，接触一下生活，安排他参加了一些宣传部门的全国性重要会
议，还选他当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他一面埋怨浪费了时间，耽误了工作，一
面还是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他的眼睛一向在云端里，对许多事情看不顺
眼，心直口快，勇于提意见。在“反右斗争”的风暴中，他被卷进去了。他
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写了大量的笔记，而且带着痛苦的心情严肃地检查
自己的问题。但是几次检查都没有通过。他思想不通，对有些过火的批判非
常反感①。于是他向领导断然声称：如果他有罪行，愿意接受惩处，但以后
不再出席会议了。这就把事情弄成了一锅夹生饭。这是1957 年夏季的事。
到了1958 年春天，我正在西湖改编夏衍同志原著的《秋瑾传》电影剧本，
一位在上海主管文艺的同志把我招回上海，给了我一个任务：以朋友身份劝
说傅雷，实事求是地作一次自我批评，以结束这一重公案。我好不容易说动
了傅雷，并对他的书面检查提了意见，然后再度去了杭州。不久接到傅雷一
封短信，说开会的结果，他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他强作达观，说处在这
样的大风浪中，牺牲区区一个傅雷，算不了什么。我像猛然坠入冰窖，从头
顶一直凉到脚心。特别使我难受的是，好像我有意把他诱进了陷阱。我在僻
静的净寺一带蹀躞了大半天，想来想去，想不透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大转
折。因为从那位同志的谈话中，市委宣传部的意思很清楚，他们不认为傅雷
是右派，所以决心要把他保护过关。傅雷嫉恶如仇，热爱光明，热爱祖国，
解放后是跟着党走的，熟悉他的人都看得见。我坚信他迟早会被了解。我当
晚在灯下写了简短的复信，把我的信心告诉了他。
我回到上海，找到那位同志，探听对傅雷问题的处理，葫芦里卖的究竟
是什么药。那位同志向来作风明快，此时却沉吟半晌，只说他也没有料到。
我意识到他本人大概碰上了一些麻烦，不好多问。这很像是个谜，现在这个
谜底揭晓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海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觉
醒来，突然成为“四人帮”“文革”基地的。张春桥的鹅毛扇子，早就在上
海摇动。据现在揭露出来的材料，张春桥的反革命历史，当时并不是什么秘
密。但是他受着上峰的保护，稳如泰山。“牺牲区区一个傅雷”的确不过是
“牛刀小试”而已。那时上海文艺界出现许多怪现象，现在看来，决不是偶
① 当时姚文元已成为上海那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手里一根打人的棍子，对傅雷提了许多蛮横无理的意见。
然的。
傅雷又回到了书斋，杜门谢客，但还是勤勤恳恳，一心一意译他的巴尔
扎克。唯一的消遣是在小园子里种花。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继续印行他翻译
的书，但建议他另用一个笔名。按照规定，“右派”应该剥夺写作和出书的
权利。他的回答是“不”。——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他的译本。出
版社顺从了他。
1959 年，建国十年大庆前夕，傅雷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前有关部门把这
个喜讯告诉他，并希望他有个认识错误的表态。他的回答还是“不”，宁可
戴着右派帽子也罢。后来接受了再四的劝告，才实事求是地表了态。
傅雷回到他自己的天地以后，不再在社会上露面了。一度的活跃，成了
他一生中特殊的片段。他工作得加倍的勤奋。从1958 年到“文化大革命”
前夕，译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
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重新修改了《高
老头》。这一张书单就证明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
“文化大革命”！这把火一点燃，一切妖魔鬼怪就在刺眼的光影掩护下
开始阴谋活动。1966 年9 月3 日黄昏，我被投进了监狱。当我被送进一间屋
子以后，就听见背后关门上锁，传来刺耳的铁器撞击声，我的心立刻紧缩起
来。一个人只要听过这种声音，终生就再也不会忘记。我在抗日战争时期，
已经在日本宪兵队里听过两次。在解放战争时期，本来还要在国民党特务的
监狱里再听一次，幸而我事先避开，逃掉了。——现在我才知道并没有逃掉，
“四人帮”终于给我补了课。
大约过了两个月，我在狱中读报，有一条消息说：上海江苏路地段“运
动搞得很出色”。这种特定的语言表示，那里的过火行为特别突出。而傅雷
正住在那个地区。我忧心忡忡，不知道像他这样的性格，怎么应付得了这种
出乎常情的局面。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担心是白费了，因为那时他已经不在
人世。凑巧得很，他的去世就在9 月3 日，我开始坐牢那一天。我那时虽然
被这突然袭击弄得晕头转向，但平生不作亏心事，上床后照常进入了睡乡。
那一年的秋天似乎特别来得早，监狱又在郊区，到半夜里，我感到一阵凛冽，
一时冷醒了。傅雷夫妇双双含冤辞世，正是这个时刻。
倒行逆施决没有好下场，归根到底，历史是要前进的。像傅雷这样踏踏
实实、刻苦耐劳、卓有成就的文艺家，正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财富。今天也是
知识分子大有作为的时候。傅雷没有等到这一天，为公为私，都是莫大的遗
憾。
也许会有人觉得，傅雷太桀骜不驯了。但这种桀骜不驯，是对事而不是
对党，我们应该把这个界限划清楚。照我想来，为了社会的清明和进步，党
宁取光明磊落的鲁男子，也不该要看风使舵的聪明汉，半阴半阳的两面人。
永别了，傅雷同志。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愿你们夫妇在地下安息！
1978 年9 月
纪念许广平同志 ——《遭难前后》新版序
景宋先生谢世，倏忽已经12 年。综合她的一生，以战斗始，以战斗终。
她经历过中国黑暗和辉煌的年代，去世的时候，却遇到了波谲云诡的大动
乱。按照她的遗嘱：不要举行追悼会，骨灰用以肥田。——后来根据家属的
意思，把部分骨灰埋到了鲁迅先生墓前的树下。她就是这样在喧嚣鼓噪声中
静悄悄地和世界道了别，却把深切的哀思留在人间。现在时移势易，重见澄
明，《许广平忆鲁迅》一书，已于去年在国内出版；《遭难前后》也将在海
外重印，这也可以算是一种“欣慰的纪念”吧！
景宋先生的文字，不是用笔墨，而是用血肉写的。大别言之，可以归为
两类：一类是鲁迅回忆录，刻骨锥心，披肝沥胆，这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因
为她和鲁迅是生死相契的，是研究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代伟人的重要资料。在
这方面，《许广平忆鲁迅》一书搜罗相当完备。另一类是她自己的战斗纪程，
《遭难前后》可为代表。它记录了上海沦陷期间她在日本宪兵队里的遭遇，
是外国侵略者铁蹄下鲜血淋漓的人间地狱一相。这本书曾于1947 年由上海
出版公司印行，西谛先生在序文里说：“这是中华儿女们最好的一个伟大的
模范，值得给千百年后的人诵读的。”中国女性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独特的
精神美。几千年的封建因袭沉重地压在她们身上，给她们带来了温柔，也带
来了坚忍，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叛逆的女性特别多，也特别动人。景宋先生就
是一个新的典型。在她的作品中，没有一般女作家笔下的婉约妩媚，缠绵清
丽，读者却可以从中听到心灵强烈的搏动，看到灼热的火花的闪耀。她的文
字不属于文苑中的一般品种。
我永远也忘不了景宋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那是1936 年10 月19 日，
巨星陨落那一天，我和欧阳予倩、姚克两位到大陆新村瞻仰遗容。为中国革
命文化开山的一代宗匠已经息肩瞑目，躺在床上，宁静如生。黄源站在床边，
哭得成了泪人。天真烂漫的海婴（那时才7 岁吧）还不理解他身边发生了什
么变故，在楼下客厅里的一张圆桌上，爬上去又跳下来，玩得十分高兴，看
了使人心酸。出人意表的是景宋先生，她双眼红肿，泪痕滢然，却是庄重镇
定，有条不紊地肆应忙碌。如果说鲁迅的溘逝对芸芸众生是星陨，那么对她
个人无疑是天崩；但她的神情却使人相信，即使天真的塌下来，她也能用双
肩顶住。
抗日战争的垂天战云，对她是重大的磨练。她在息影十年之后，又像被
称为“害马”的学生时代一样，走上十字街头。她参加的战斗团体，公开的，
秘密的，上层的，下层的，几乎包罗了政治、文化、群众、妇女各个领域。
就我所知，就有如下这一些：以何香凝为首的抗日救国后援会（何香凝被法
租界驱逐出境，退走香港之后，她是留守的三个骨干之一），以胡愈之、郑
振铎等为核心的复社，有孙冶芳、何封等参加的读书会，由教育、宗教界如
沈体兰、吴耀宗等上层人士组成的聚餐会（常在觉林吃素餐，请来自延安的
刘少文等分析形势，传达党的政策），有张宗麟、李平心等数十人参加的地
下国民会议，茅丽英主持的妇女俱乐部（后来茅丽英被敌伪暗杀，群众为她
举行追悼会，景宋先生不顾情势的险恶，不顾朋友们的劝告，毅然赶去参加
了。这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参加杨杏佛追悼会的动人事迹），《上海
妇女》杂志（后来受到压迫，改为《上海妇女知识丛刊》，假托香港出版），
中华女子职业学校（王任叔和她先后担任校长）等等。她带着羸弱多病的海
婴到处奔走，募款、卖国旗徽章、义卖手工艺品、办难民收容所，直至组织
新四军慰劳团？ 。活动范围的方广与纵深，正是测量她热情高度的标尺。但
这也就给她招来了灾难，给了她一场生死荣辱、大节攸关的严酷考验。太平
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租界不到一星期，不遑喘息，就迫不及待
地逮捕了她。攻坚战必需首先炸开突破口，日本宪兵队的战略意图正是如
此：征服了她，也就掌握了上海人民抗日阵线的锁钥。何况她又是鲁迅夫人，
抓住了她，就可以打开撒向文艺界的网罗。黩武主义和霸权主义必然导致人
类公认的道德的澌灭，日本人民是尊重女性和彬彬有礼的，看看日本宪兵队
如何对待一位手无寸铁而社会知名的妇女，却真是令人怒不可遏，并代他们
感到羞耻。但暴力侵凌，一定要碰在人类尊严和民族尊严的坚壁上，景宋先
生就以零丁弱质而战胜了敌人的凌辱胁诱，酷刑峻法。“身体可以死去，灵
魂却要健康地活着”；“牺牲自己，保全别人；牺牲个人，保全团体”。这
就是她神圣的信条。无怪当时蛰居上海的郑西谛先生，对她以“自己的生命
来保障无数朋友们和同道者的生命与安全”这一点，致以如此热烈的尊崇与
感激。
景宋先生始终如一，殚心罄力以赴的，是鲁迅著作的整理、辑集、出版，
鲁迅手迹、书信、藏书、遗物的搜集保存。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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