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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9-废都后院-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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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新家门上，也贴着西安市文联、西安市作家协会和《美文》编辑部的联合告示：“有病期间谢绝探访，有事请与《美文》编辑部联系。”
用平凹自己的话说，那就是：“现在一切为了保命。”
当平凹说给我听时，我心中不免生出一种淡淡的凄凉和隐隐的忧伤。这使我不能不忆及英年早逝的路遥、邹志安……
平凹病了，无奈他也很难安宁，探访者络绎不绝，川流不息。其中，有爱护他的省、市政界要员和文化艺术界的头头脑脑，有关心他的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行当的亲朋挚友，也有崇拜他的文学新人和热心读者。
就连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也要“明知故犯”，动不动借会诊看病、打针送药之名，递上贾氏著作让平凹签名留念。
待人敦厚与人为善的平凹，此时此地已是病魔缠身，哪有气力去“婉言”去“谢绝”？只有听之任之，由人摆布了。
我原先就认识平凹。1985年，我在东方机械厂担任《东方报》文艺副刊编辑时，就请平凹为即将问世的神剑文学艺术学会的刊物《东方剑》题写过刊名。当时，平凹用钢笔在一溜宣纸上写的“信”，我至今还珍存着。
那时，在我的学兄徐剑铭家里搬砖垒“长城”，他为一枚5分钢儿，还躲进茅房赖账呢。
然而，他毕竟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我仅仅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编辑。
我生性不爱攀龙附凤、趋炎附势，对于日益走红，而且大红大紫的平凹，我只是常常开会与他碰面并不多拉扯闲谈，时时拜读他的大作也不曾登门拜访。
我相信这样一句话：“山远有色，水近无声。”
当我经历了人生的坎坷磨难，并获得新婚的美满幸福之时，我便自然想起离异之后饱受煎熬的平凹，我想起《废都》之后倍感压抑的平凹，我想起住院之后时常孤独的平凹。
我和新婚妻子李燕玲，都乐意为他分担忧愁，都情愿给他带去欢乐。所以，在平凹住院的日子里，我和妻子经常去看望他。
使我难忘的是1993年10月13日晚，我和妻子燕玲去家中看望平凹。
那天，他刚从医院回来，一脸的疲惫，一脸的憔悴。
上午挂上吊针，两瓶一吊就是多半天，叫他动弹不得。为了能获得一点儿“自由”，抽支烟，解解闷儿，他不得不总是在左手腕上扎针，腾出右手好抽烟，也好突发灵感随时记在小本本上。当然，也好与前来看望他的众多友人握手致谢。
只有在晚上，找借口回到家中，他才像飞出笼子的鸟儿，有了自由，有了欢笑。
平凹见到我和妻子，又是沏茶，又是端苹果，非常热情。
我和妻子环顾四周，猛然发现平凹的新居，说是新居，却不像个新居的样子。
卧室不像个卧室，冷冷清清；
厨房不像个厨房，缺这少那；
客厅不像个客厅，就说那个也算得上茶几的“茶几”，竟是用一个小白油漆桶子充当底座，上面摆了个用横竖几条窄木板钉起的烂板板搭成的桌面，简陋而实惠，破旧却耐用。
我不禁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就说：“平凹，你这‘茶几’也该进历史博物馆了。”
平凹苦笑着说：“唉，我这‘茶几’世上独一无二。”
妻子接过话茬，也说：“贾老师，你这‘茶几’举世无双，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呢。”
平凹沏茶时，撮了上等的龙井茶叶，专门用水把宜兴紫砂杯涮了又涮。他说：“润一润杯子，颜色好看。只是茶叶看不出色，能品得出味儿。”
平凹得知我的妻子燕玲来自四川重庆，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他的四川绵阳之行。他在那里结识了几位重庆姑娘，因此平凹不住称赞：“重庆姑娘漂亮、泼辣、能干，就是脾气有点儿不好。”
我随声附和：“就是，就是。”
妻子趁机询问：“贾老师，我给你介绍个重庆姑娘，你介意不介意？”
平凹说：“不介意，不介意。”
我连忙对妻子说：“平凹已经有了，你不要胡说。”
平凹认真地说：“没有，没有。”
妻子趁势为重庆姑娘做起了“广告”。
我也不住地夸妻子的贤惠、能干，妻子在我苦难之时给我的温柔体贴，讲述我与妻子的神奇相遇和一见钟情。
平凹听得很认真，很专心。
妻子说起往事，一时半晌刹不住脚。我给她使使眼色，谁知妻子猛然来了一句：“贾老师，他不让我给你多讲这些，怕你听了很快写到书里，他就挣不上稿费了。”
我也戏谑：“平凹心细手快，说不定今晚就会把你写进书里的。”
因为这天登门拜访，还有要事有求于平凹，就不敢多摆龙门阵。
我们军工报社和香港合资的德昌广告有限公司将要成立，聘请平凹当特邀顾问，并请他为公司题词。
平凹听后，欣然同意，立即起身动手，在临时用五合板搭起的“书画案”上，铺了宣纸，润了笔墨，沉思片刻，“德馨行世，万事隆昌”，几个大字一挥而就。
我和妻子表示谢意后，平凹笑盈盈地说：“我给你俩也写一幅。”
我一听，真是受宠若惊喜出望外，不知道说什么好。
平凹转身又询问我的妻子燕玲：“给你写个啥？”
妻子心直口快，说：“就写我和老鲁‘有缘千里来相会’。”
我这时心中不免吃了一惊，那下句不是“无缘对面不相识”吗？真要写出来，叫人又满意又不舒服，也不知平凹会怎么个写法？
《废都后院》 祈福龙安祈福龙安（2）
心中疑团还未散开，只见一行大字落在纸上，仔细一看，竟然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我睁大眼睛看着平凹，心儿忐忑不安，真怕他再写出下一句来。
谁知平凹略一停顿，才思横溢，几行小字涌出笔端：“鲁军民（即鲁风——编者注）与李燕玲二君一夜忽来家，谈及其婚姻之美满而奇遇，令人羡之。遵嘱为二君书之，祝百年之好。”之后，他端详着，又轻轻念出声来。
我和妻子感激万分，连连致谢。
为了记住这个难忘的夜晚，也为了记住这幅珍贵的题词，我抓住时机，端着我的“土八路”——华山牌照相机，拍摄了平凹正在题词的情景。然后，我和妻子先后与平凹合影留念。
那天晚上，怕在平凹家呆的时间过长，影响他的休息。而且，也不敢多打扰他，不敢占用他的宝贵时间。
因为，就在我们说话之间，有人捎来韩国的一封信函，来信告知平凹，要把《废都》在韩国翻译出版；
又有台湾打来长途电话，商量在台湾出版平凹的专集事宜；
还有一位朋友，来电话声称：“等10分钟登门拜访”……
我和妻子知趣地匆匆辞别。
平凹送我们出门。
妻子说：“贾老师，我下次还会来看望你，不知你欢迎不欢迎？”
平凹笑着说：“欢迎！欢迎！”
我劝平凹：“留步。多多保重！”
看着平凹那久病未愈的疲惫身躯，看着平凹那刚刚泛起笑意的清癯脸庞，我和妻子燕玲从心底默默地祝福他：
平凹，好好养病，好好生活，一切伤痛都会成为过去，一切烦恼都会化为乌有！
《废都后院》 祈福龙安祈福龙安（3）
当我把《祈福龙安》（原题《平凹，祝你早日康复》）这篇文章如期呈交给王德芳老师时，内心惊恐不安，一怕文章没有写好，又怕枉占不少版面。没有想到，王老师又追加了一个任务：“再见平凹时，代我向他问候，请他为《企望》杂志题写刊名，再约一篇短文，3月底寄来。”王老师还说，“如果平凹不答应，我就饶不了他。”
1994年3月，平凹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电视上看不见他的脸，报纸上也寻不着他的名，往家里打电话总是没人接。我心急如焚！
3月21日晚上，燕玲在公用电话亭又打电话，我站在一旁默默祈祷：希望平凹在家，希望平凹来接电话。果然打通了！但是，平凹的声音很小，说的又是地道的陕西话，燕玲听不清也听不懂，他俩根本无法对话。我夺过话筒大声叫唤：“平凹，平凹……”
平凹病了，发高烧，三十九度五。他的声音非常微弱，连我这干过无线电通讯的人听起来也很费力。我询问了他的病情，劝他好好看看，问他：“要不要我和燕玲帮着做些什么？”平凹说：“不要了。这些日子又住院了。过几天你和燕玲再来。”我不忍心再给平凹病中添乱，到嘴边的话又咽到肚里。
我把打电话的事，及时写信告诉了王老师，题写刊名只能拖后几天。信寄走后，我和燕玲怕误了事，又联系了几次。
3月30日晚，我和燕玲冒着大雨去看望平凹。
见了平凹，他确实病得厉害。我急忙拿出陕北宜君文化馆孙相武送给他的健康长寿药枕，展开月初孙来西安留的信件，劝他早日遵嘱使用。平凹看了说明，动手装好药枕放到卧室，说：“今天就用。”
问起平凹的病，他也苦不堪言。他说：“已花了几万元，单位的款一时汇不去，这些天找院长写个条子才能拿一天的药，也不能整天价寻院长”。
令人兴奋的是，东北来了两位气功师，也在为平凹发功治病，说过两天化验一下，一定会好的。我们都替他高兴，希望他早日康复，一块儿去外地春游。
问及去北京开政协会的事，平凹说：“开幕式那天才去。很多记者拦住张贤亮问对《废都》的评价如何。咱成了敏感人物，没办法，称病不见任何记者。英国记者三番五次联系想直接采访，因为上边有指示，咱只好婉言谢绝。咱也不想在北京、在政协会上惹啥事。会议没完，病得不行，只好提前回来住进了医院。”
我接着话头说：“怪不得王德芳老师也说，在陕西代表团回来的电视新闻中寻不见你的人影。王老师还请你为重新更名的《企望》杂志题写刊名呢。”当然，我没有忘记原话照搬，“你若不写，王老师饶不了你，还要兴师问罪呢！”
平凹忙问：“是哪两个字？”
我说：“是企业的‘企’，希望的‘望’。还得写上‘贾平凹题’几个字。”
平凹口中虽说：“我现在不给谁写这字了，”却已起身走到书案前。只见他展纸、润笔，忽而又讲：“墨也没有了，老家的父母官那天来时才弄了一点儿。”
平凹先竖着写了两字：“企望”，又横写了“企望”两字。后署上“贾平凹题”四个小字，并加盖了“平凹”二字的方印。
一时兴起，平凹忘了病痛，乘兴写了一副：“有茶清待客，无事乱翻书。”平凹还写了“龙泉剑”三字，遒劲，有力。写毕，平凹说：“有缘分，先前没有的，到头来总会转到我的跟前。”
之后，把三幅字摊在地上晾着。我们又坐在屋里聊天。没料到，燕玲比我还心急，折叠了给《企望》杂志的题字。我又拿过来，说：“还没晾干呢，小心洇了。”再把它展开，晾在身旁。
说着话，不知不觉已过了晚上11点。我俩不敢久留，就匆匆告辞，劝平凹“多多保重！”
出得门来，雨住天晴，天上还有星星呢！
这春雨，真怪！
这春夜，真美！
《废都后院》 祈福龙安为了企望（1）
平凹能写会画，屋子里总是挂满了自己的“杰作”，一是为了赏心悦目，二是为了明心励志。他的家里是从来不张挂别人的书法作品的。
然而，有一人例外，这就是马治权。
平凹不仅挂了治权的书法作品，而且是四尺整张的楷书，严严实实地占了客厅的一堵墙。
平凹不仅挂了治权的书法作品，而且家有客来逢人便说，简直成了治权书法作品的义务宣传员。
平凹不仅挂了治权的书法作品，而且心甘情愿地写了一篇评价治权书法作品的文章，满篇由衷之言。
据我多年来与平凹的交往，我发现真正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仅仅马治权一人，真可谓：“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原来，1987年12月26日，马治权写了《值得陕西思考的一个问题》后，代省长侯宗宾作了重要批示，此文登《要情通报》，马治权成了新闻人物。在人才论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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