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狂飙 作者:伍近先-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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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还是没有反应过来，说：“吴奇伟呀？”

　　聂荣臻明白过来，他笑了一下，又立即打住，一块鸡骨头摔在桌子上，说：“老彭说得对，你老叶就是不怎么样！”叶剑英更紧张了，埋头道：“好吧，你们两位都这么看我，我明天就走。”说着便从小条凳上站了起来。

　　彭德怀噗哧笑了，聂荣臻哈哈大乐。叶剑英说：“你们这是搞的什么鬼？”

　　彭德怀说：“吴奇伟什么地方人？广东大浦人也！你们不是老乡吗？你到３军团来的头一仗，就跟自己的老乡过不去，你还是个好人吗！”

　　叶剑英顿时也乐了，他的嗓门更粗，乐得树叶子直往下掉。警卫员们也在咯咯直笑。

　　乐了一阵，叶剑英走到另一个方向，才顺风闻到香味儿：

　　“你们在嚼什么呀？”

　　彭德怀雅兴未尽，说：“也没什么好东西，就是几只老母鸡，香倒是香，可也没别的什么滋味。”

　　叶剑英几步抢了上来，甩掉手中的红薯，抓起盆里的一只整鸡，大嘴一啃，吞下去一块，说：“你老彭的战术真是到家了，用开玩笑来掩护啃鸡！”

　　彭德怀“嘿嘿”笑着：“嗳嗳嗳，你老兄还是给警卫员留一口，他们都在流口水啦！”

　　叶剑英冲警卫员们说：“你们流什么口水！军团长说了，这鸡也没什么别的滋味儿，就是有点香味罢了。”

　　一个警卫员从身后偷袭上来，冷不防把叶剑英手里的半只鸡夺了过去：“也让我们香香吧！”

　　叶剑英无可奈何，只好说：“好吧好吧，有半只鸡也够你们闻味道的了。”

　　正闹着，３军团参谋科的参谋走来报告：“军团长，聂政委，初步统计，这次战役，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８个团；毙伤敌２４００人，俘敌３０００人，缴枪２０００条，子弹１０万发。

　　彭德怀说：“好！以１军团和３军团的共同名义，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老聂呀，我的意见，电报上是不是附上一句，此报务请李德顾问阁下一阅。”

　　聂荣臻说：“可以。只是，在正文里还要加一句：感谢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　


第十三回　牵“牛鼻”三渡赤水河　毛泽东用兵真如神
　
　　话说蒋介石在南京得知遵、桐再度失守，损失王家烈的５个团，吴奇伟两个师的主力，暴跳如雷，“国军追击以来之奇耻大辱！”他大骂了一通前线指挥官的“娘希屁”之后说：“王家烈倒还好说，我早就说过，他是抵挡不了窜匪的；可吴奇伟是怎么搞的，把中央军的脸丢尽了！要惩办，惩办！”何应钦和陈诚力劝委座“息怒”。何应钦说：“江西这股匪众，有朱、毛率领，他们在军事上的诡秘之道，我们都是知道的。常言道，胜败者，兵家常事。再说，薛、吴率部征战数千里，又远在不毛之地，战场失利，当令其总结教训，惩处将士，不可不慎，还望委座体恤前方。”陈诚也说：“敬之兄言之甚是，仓促惩处薛、吴两将，恐有长共匪志气之虞。此次黔北失利，实因扎西地区围堵不严所致，使匪东窜得逞，袭我空虚，诸路纵队又掉头不及，使吴纵队孤军驰援，困难确是不少的。”陈诚打住话，见委座默然，又道：“委座向来爱将如子，此次是不是就体谅他们。他们的立功机会还有的是。”蒋介石叹息了一声，像是吐出了胸中的火气，说：“薛岳是不是还是不理解我的意图，觉得受制于龙云，心有怨气，吴奇伟也受他的影响，因而荒废了军事？那么，宴道刚又是怎么回事，要他专门跑一趟，把我的所思所虑告诉他们，难道连一语即可道破的话都不会讲么？”何应钦说：“我想不会的，委座。薛、吴、周三位，包括道之，我们都是了解的。诚如委座刚才所指，问题主要是出在王家烈身上，太昏庸无能，他要是守住娄山关，守住遵义，不就没有这种事了？他哪怕再坚持一两天，周纵队赶了上来，吴纵队也就不会吃这么大的亏。”蒋介石沉默了一会，从他的高靠背椅上站了起来，说：“叫你们这样一说，对王家烈也不宜过急了。共匪不是还在贵州吗？就这样，损一将易，成一将难。暂不理会他们的失职之辱。都准备一下，明天去重庆。”

　　３月２日，遵义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蒋介石连忙重返重庆。刘湘没有到机场接驾，他在听到风声以后，连夜带着人马去了泸县“川南剿总”司令部，实则躲风，却说是去“查究”潘文华、郭勋祺，为什么在赤水河方向没有把“共匪”堵住，而让其再度东窜黔北。当杨芳毓在机场为刘湘面陈行踪时，蒋介石说：“算了算了。川军在赤水河方面没有把共匪堵住，是一个失策，但也未必需要查究什么嘛。川军的江防守得不错的，郭勋祺土城一仗也是打得好的，倒是黔军和中央军方面……”下面的话他没有说，只是摇了摇头。

　　蒋介石进到黄山修饰一新的官邸歇息下来，贺国光便递上从贵州发来的两份电报。原来贺国光在得到委座在南京发火的消息后，他也害怕委座迁怒于他。他是代表委座在临近前线的重庆协调“剿匪”军事的，遵义大败，他不是也该吃家伙么？也就乐得把王家烈拉出来作抵挡。正好，王家烈的两份电报到了。一份是王家烈指使贵州绅商各界和各“民众团体”，向蒋介石和各省军界头目刘湘、龙云、何键、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出的告急求援电。电文说：“赤匪回窜黔北，桐梓、遵义失陷，黔军连日决战，伤亡甚重，退往鸭溪、新场方面，集中待援。国军亦一部失利，退守乌江南岸。情势紧张，拟恳令饬剿匪各军，不分畛域，赶速就近推进，合围痛剿。”另一份是王家烈自己的请罪电。电文说：“残匪回窜，黔当其冲。烈守土之任既疏，追剿之资未竣，责无旁贷，罪何可逭。请钧座明令议处，以申法纪。”蒋介石看了电报，喜怒难辨，说：“王家烈倒还有些自知之明。传我的命令！”他当即口述了一纸通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完我使命。”贺国光一头大汗抹去，说：“委座亲临前线，剿匪军事定开新的局面，共匪灭期到矣。”

　　第二天，蒋介石马不停蹄地召开驻川行营参谋团会议。会议就黔省“剿匪”军事部署问题，由陈诚根据他的意图提出预案，讨论后，由蒋介石作最后的决定。他在会上说：“朱、毛股匪再度东窜，显然是因为长江过不去，只好把目标再转向乌江东岸，图与萧、贺合股。为此，我们要搞个一揽子计划。请注意！”他一边在图上指划着一边说：“何键的５３师，吴奇伟的两个师，徐源泉的一师两旅，加上黔军一部，在乌江沿岸严密布防，阻敌东进。临敌周围，孙渡的６个旅驻防黔西、大定、毕节一线，周浑元纵队布防长干山、坛厂、鲁班场一线，王家烈还有几个团，集结打鼓新场一线，堵敌西进；吴奇伟的另两个师集结于镇西卫、修文、息烽、刀把水、大渡口一线，防敌南出；郭勋祺的３个旅向桐梓、遵义推进，堵敌北上。这就是下一步的计划。东西南北，近５０万作战部队，加上各地民团，７０万，不少了吧？我们一定要在乌江以西、川黔大道周围，聚歼朱、毛窜匪，不得再误。战法问题，我要再讲一讲。你们，还有部队的各级官长，总是忽略堡垒战法，不晓得筑堡推进，乃至防也不筑堡，挖个小壕沟就算事了。这一回怎么样，王家烈吃亏了吧？娄山关一垮下来，哪里也站不住脚了。我在江西的时候，就很提倡过这东西子，已经证明是有效的嘛，本委员长会害你们么？关于筑堡问题，这回要专门下一道命令，不论驻防布防，也不论是追是堵，是围是截，一律就地筑堡；特别是江防隘口，必须筑堡扼守。要把堡垒推进同重点进攻结合起来。”

　　且说遵义之战，是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战果不小，代价也不小。付出最大牺牲的是３军团。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写的报告中说：“３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老鸦山诸战斗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只有大量补充才能维持４个团的编制……战役中，两个团长负伤，６个营长伤亡，１０团参谋长钟剑伟和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但是，终究是一次大的胜仗，一次很有意义的大胜仗，它证明了离开根据地的、只有３万人马的红军，只要运动开来，避强击弱，还是可以打胜仗的，也证明了遵义会议改变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实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全军上下，欢欣鼓舞，情绪很高。不高兴的唯有李德。他倒不是因为红军打了胜仗不高兴，而是因为这一来，他的“堡垒主义”、“短促突击”是真的不行了。他为此感到悲哀。重占遵义以后，回到军委纵队的李德，没有再同博古住在一起。这一天，时任５军团副参谋长的伍修权一片好心，想到李德一人独处，要是博古不跟他说说话，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便来到李德的住处，想看看他。伍修权一进屋，见桌子上放着一堆核桃，还有个小铁锤，便拿起铁锤来敲了颗核桃吃。正吃着，李德从里屋走出来，伍修权正要问候致意，李德说：“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我们只有过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把伍修权弄得哭笑不是。想了想，觉得这李德也太不知趣了，好心好意来看看他，他倒是这么一个态度！便说：“李德同志，你在苏军中算是个高级将领，我现在是军团副参谋长，比你低不到哪里去，说不定还要高那么一点点，你为什么这么没有修养，没有礼貌？我是来看望看望你的嘛！”李德自知失礼，尴尬地笑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心情不大好啦。”伍修权说：“你为什么心情不好？部队打了大胜仗，你倒心情不好了，你的国际主义感情哪去了？”李德说：“你知道吗？我有好久不挨文电的边了，昨天博古却突然给我翻译了一份战报，是这次战役的战果统计。你道这份战报是谁的？彭德怀的，是他特意要送我看的。他这是什么意思，我还不明白吗？他是在取笑我！”伍修权哈哈大笑，笑完说：“你呀，不是个德国男人，倒像个德国女人了！”李德也“嘿嘿”地笑了，他笑着笑着，笑脸变成了哭脸：“快别提德国女人了，我刚才正躺在里屋床上想我的德国女人，我的奥尔加·贝拉里奥……”见李德的灰兰色的眼睛里骤然汪起了泪水，伍修权的心里也颤颤的了，说：“我们唱唱歌吧。”他们能一起唱的歌只有国际歌和马赛曲，他们一起唱起了马赛曲……

　　蒋介石在重庆形成的新的作战部署，是重庆地下党得手后传给４方面军，又由４方面军电报传给中央红军的。情报同现地侦察到的敌情完全一致。毛泽东说：“那就让我们在这里游动游动吧，让他们都出笼好了。我就想找他们的主力再打上一两仗。”为寻机实施机动，中央红军在遵义、鸭溪地区徘徊了好几天。这期间，３０００俘虏的“新兵师”，经过突击政治思想教育，大都补充到了１、３军团，其他军团也吸收了一批新战士，各部队还提拔了一批基层干部，人满装齐，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提高。又是春暖花开季节，不冷不热，战士们的求战情绪很高，“遵义是个好地方，来一回有一回的收获！”“再打，王字号的不过瘾，打中央军吧！”

　　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党和军队的负责人中，有些人的头脑热了起来，忽视对敌情作冷静的分析，战术思想有些不严谨。于是，在高层领导中，又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事情起因是林彪和聂荣臻３月１０日致电军委：“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该地之敌。”中央立即开会讨论林、聂的意见。毛泽东因事迟到了一会，他还是中华苏维埃的主席，正忙着同刘伯承（曾任遵义警备司令）一起接见地方上的一些同志，交谈红军第一次进遵义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是不是再恢复的问题。当他来到会上，会议已经取得一致意见，赞同林、聂的建议，打打鼓新场。作战命令都拟好了，只等毛泽东的一句话。毛泽东听说要打打鼓新场，怔了怔，说：“打打鼓新场？”他抓过地图看了看，说：“打不得，打不得！”他的“打不得”把到会的人打了个莫名其妙。都说：“怎么打不得呀？该敌主要是王家烈的几个团，在众敌中是个薄弱环节。再搞掉他这几个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