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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画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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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徽因〃通过自己的小说、剧本和散文,是有意识地要对当时她所观察到的社会现实有所反映〃,而她的诗却主要担负了抒写个人感情的任务;她的《哭三弟恒三十年(1941)空战阵亡》激情喷发,直至高呼〃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触及社会题材,却仍是从个人情感波澜的角度出发的。一个作者从事不同体裁的创作,是允许有题材或角度的分工的。李清照词中写极离愁别恨,只是在诗里才有〃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呼号。     

  除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研究之外,她更多的兴趣在于诗,而不是小说。1934年5月,她和朋友自费创办了《学文》杂志,是纯文学性质的。刊名很有意味,如卞之琳所说,〃这个刊名,我也了解,是当时北平一些大学教师的绅士派头的自谦托词,引用'行有余力,则致以学文'的出典,表示出余性质〃。     

  对林徽因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该刊的另外几位主要成员,如闻一多、叶公超,毕竟是文学专业的教授,也就是说,作为业余性质的小说作家,林徽因偶尔兴起,那么她受喜爱的作家与作品的影响,并不刻意回避,也不刻意模仿,这样我们也就看得更清楚一些林徽因作为一个文学家的特质。     

  梁从诫谈到林徽因诗的韵律性的时候说:〃特别是在她自己朗读的时候,常常像是一首首隐去了曲谱的动听的歌。〃遗憾的是,大概没有多少人有幸听过女诗人自己的朗读。


第一部分第9节:艺术探索作了内容的陪葬(图)

  林徽因一生只留下6篇短篇小说,这当然太少,但它是京派小说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京派作家萧乾说:〃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凭藉如此之少的作品得以垂名于中国现代小说史,令人联想到唐代的王之涣,外国的梅里美;王之涣仅存6首小诗而耀眼于集数万首的〃全唐诗〃;梅里美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不到20部(篇),却跻身于法国文豪行列。     

  林徽因在文坛上更以新月派诗人著称;她为数不多的散文作品同样脍炙人口,即使那未能完篇的唯一剧本,也可达到同时期剧作上乘的水平。她几乎是擅长各类文体写作。所以,当看到题为〃一代才女林徽因〃的文章以及同名的文学传记时,总觉得才女辈出的20世纪,仅用〃一代才女〃四个字已不足表明林徽因的非凡才华,要知道,她于中国现代建筑学的杰出贡献远胜于文学方面的成就。     

  《窘》是她的小说试作,便出手不凡。在窗外社会矛盾趋于激烈、复杂之际,这个作品难免被视为客厅里的〃有闲〃文字,然而主人公心理的细腻描绘,整篇的意识流动,告示人们心理分析的小说技法并非新感觉派所独擅,而且它在林徽因笔下更近乎本民族的欣赏习惯。然而这一点多为研究者忽略,小说中可贵的艺术探索作了它内容的陪葬。     

  1934年初叶公超创始主编了这个月刊,只出了三期:林徽因在这个刊物第一期上发表了她最放异彩的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对于这篇小说,李健吾先生作出过极高的评价,他说:〃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村实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指《九十九度中》),最富有现代性;惟其这里包含着一个个别的特殊的看法,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在这样褥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的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这是个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来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动之中,呈出一个复杂的机体。用她狡猾而犀利的笔锋,作者引着我们,跟随饭庄的挑担,走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恋的,有作爱的,有庆寿的,有成亲的,有享福的,有热死的,有索债的,有无聊的,……全那样亲切,却又那样平静我简直要说透明:在这纷繁的头绪里,作者隐隐埋伏下一个比照,而这比照,不替作者宣传,却表示出她人类的同情。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戴嫩的水纹一样轻轻地滑开。〃     

  林徽因写过意识流小说,这就是《九十九度中》。它写一天之内的处于〃九十九度中〃高温天气的北平各阶层人物,通过人物的内心世界来表现他们的思想意识,各阶层人物构成鲜明的对照,这是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在卞之琳看来,比起徐志摩的小说,〃更显得有意学维吉妮亚·伍尔罕(按,即费吉尼亚·吴尔芙)而更为成功〃,确实,我们不难发现,这篇小说除了意识流的艺术特征之外;叙述结构也类似费吉尼亚·吴尔芙的长篇名作《达罗卫夫人》,只不过《达罗卫夫人》把叙述视角分别限制在以并不相关的两个主人公为焦点,交替进行,平行发展,而《九十九度中》则是分别以一系列的人物为中心,类似于〃散点透视〃,当然,还有一点更为明显的相似之处:《达罗卫夫人》的故事发生在英国的伦敦,时间长度是一天;《九十九度中》则是在中国的故都北平,时间长度也是一天。     

  林徽因虽然只写过6篇小说,但说来也许让人奇怪,她所受到的艺术影响,历历分明,反倒比徐志摩更容易看得清楚。其实,道理很简单,林徽因毕竟不是专门的小说家。以《模影零篇》为总题的那一组小说中,《文珍》和《绣绣》两篇,明显有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的那种艺术风格。     

  没有情节,片断化;人物的言行、瞬息即逝的情绪和普通的生活场景,都有潜在的意味。还有叙述,都是通过成人来回忆童年时代的关于别人的故事,叙述者显然有能力透视童年时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但叙述者在叙述到当年的故事时,完全又是让自己回到童年,叙述视角由成人转换到不明世事的儿童,这是典型的〃含蓄叙述〃一种类型,这些都是曼殊斐儿小说的明显艺术特征。     

 


第一部分第10节:诗心将她的劳累诗化了(图)

  曼殊斐儿的名作《幸福》;叙述视角限制在以女主人公为视角焦点,但叙述者的透视限度控制得很节制,只限于表现女主人公的感受及微妙的心理变化。最后,当女主人公发现丈夫与别的女人交换的一个眼色,马上意识到自己原来一直是被欺骗的。很显然,小说一开始所表现的女主人公对家庭、对生活的那种幸福感,从此将不复存在了,但小说也就到此结束了,点到为止,给读者回味,有一种和女主人公一样的恍然大悟式的〃顿悟〃。     

  那么《文珍》本该仍是灰暗的色彩,却代之以明亮。大户人家的吉公最终未能挣脱时代于他命运的左右,而出身卑贱的女佣文珍是把命运坚决攥在自己手中。作者不再满足表同情于穷困者,进而挖掘他们身上至美的精神品格。作品没有点明文珍出走之后的结局,不排斥或将更惨,可是单这灿烂的人生一搏,足够振奋人心,有文珍们在,社会才有望。     

  另一篇名作《园会》,写一个富裕家庭的几个孩子兴高采烈地筹办在花园中举行的聚会。恰恰此时他们家不远处的贫民区里,一个家庭的男人死了,留下妻子和几个幼小的孩子,此事给筹办聚会的孩子以很大的精神刺激,惶惑〃人生是不是〃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不可能理解的问题,感到莫名的恐惧与不安,小说没有什么情节,仿佛是几件并不相干的普通小事串连在一起,却写得意味深长,令人回味,《吉公》的篇幅仅是《九十九度中》的一半,而其内容之丰富并不亚于后者,渗透着深沉的历史感。小说借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反射出时代画影,给读者诸多方面的启悟、思考,某些方面至今未必失去其现实意义。     

  若说《吉公》的色彩略显灰暗的话,至于《钟绿》中的钟绿,《绣绣》中的绣绣,皆是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它写美的幻灭,凄艳动人,诗意浓郁,不妨谓之小说诗,堪称中国现代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这后四篇以主人公名字命题的小说,冠以〃模影零篇〃的总题,是都有其生活中的原型。     

  林徽因小说虽仅有六篇,但已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审视题材的深刻,结构内容的周密,表现手法理智而隽永,文体上的纯正、雅致,乃至语言简洁,描写精细,均见出作者所受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的内在影响,形成一种兼有古典意味的现实主义风格,放置京派诸多名家之中,既反映京派的一般风貌,又卓然自成一家,那柔曼、温婉自是男性作家如杨振声、沈从文、萧乾、师陀所不备,即使与京派中同为女性的凌淑华亦大异其趣。论其艺术的精湛当在不少颇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上。     

  林徽因在《深笑》这首诗中,把笑喻为〃细香无意〃可真是传神极致了啊!她探问高塔: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     

  让不知名的鸟雀盘旋?是谁     

  笑成这万千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     

  摇上     

  云天?〃     

  梁从诫说:〃从她早期作品的风格和文笔中,可以看到徐志摩的某种影响,直到晚年,这种影响也还依稀有着痕迹。〃徐志摩在林徽因的诗歌创作的影响,表现得尤为明显,至于小说,问题恐怕复杂一些,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林徽因的小说,与其说受到徐志摩的影响,不如说受到徐志摩推崇并介绍的曼殊斐儿的影响,还有吴尔芙夫人的影响;并且,无论是曼殊斐儿还是吴尔芙夫人的艺术风格,比徐志摩来得更为纯正一些,也更有成就。     

  诗心将她的劳累诗化了,所以,她不停地劳动。1945年在重庆,美国胸外科专家里奥·埃娄塞尔博士发现她的双肺和一侧肾已被结核菌严重侵染,测其寿命不过5年。可她并不去探问这个检查结果,似乎都明白了。便悄悄地、匆匆地汇集一批又一批建筑资料,写论文,写诗,显得分外忙碌。此时她写了《人生》这首诗,诗中说:〃人生,你是一支曲子,我是歌唱者。〃     

  凡林徽因的朋友,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到过她对戏剧的狂热。卞之琳说林徽因〃酷爱戏剧〃;费慰梅说〃戏剧曾强烈地吸引过她〃;梁从诫也说〃母亲始终是一个戏剧爱好者〃。林徽因热衷于戏剧,是包括传统戏曲和新剧在内的兼容并蓄式的爱好,她〃疯狂地喜欢梅兰芳〃,〃为能把传统戏曲带进20世纪节奏的前景而喜欢〃(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但这并不妨碍她对新剧的爱好,后者在当时尚属新生,林徽因也算开风气的实验者。


第一部分第11节:年来之悲苦借此消释(图)

  1925年,余上沉、闻一多、梁实秋等留美学生在美国组织〃中华戏剧改进社〃以倡导新剧,林徽因是主要成员。在留学的时候他们心比天高,满脑子都是艺术理想,林徽因也是其中一分子,他们发函邀请国内新月社成员参加,建议在北京大学开设〃戏剧传习所〃,并设想归国后由闻一多办一所大门户之见的艺术大学:〃有梁思成君建筑校舍,有骆启荣君担任雕刻,有吾兄(按:指闻一多)儒写壁画,有余上玩、赵太悻君开办剧院,又有园亭池沼花卉草木以培郭沫若兄之诗思,以逗林徽因女士之清歌,而郁达夫兄年来之悲苦得借此消释〃。     

  把为正统文化所排斥的戏剧视为艺术理想的一部分而心向往之,林徽因的这种心态,与家族的传统有关,林家虽为书香门第,却从不固守清高,拘于经史。从林徽因祖父林孝询起,就有务〃旁门左道〃的历史,林孝询身为光绪朝翰林,不仅自己习武好艺,研习医术,并让子侄个个学习,这在当时已属少见,到了父亲林长民,留学既早,眼界又宽,再加上从小的开明教育,见解更是远出同辈。他为林徽因的艺术天分而欣喜,平时对林徽因的艺术理想也多加鼓励甚至指导。     

  1924年泰戈尔访华,林长民以半百年纪登台与女儿同演泰氏名剧《奇特拉》,当时《晨报》连篇累犊介绍演出状况,称赞〃父女合演,空前美谈〃,纵是〃美谈〃付诸实施也需要勇气与眼界,以娱耳目是一回事,身体力行又是另一回事。在大庭广众下抛头露面出演爱情戏,林徽因的作为,就得不到梁启超夫人李莫仙的谅解。     

  所以,应该说,是林家的气氛、林家的空间鼓励了林徽因对戏剧的兴趣:1927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士学位后,林徽因随后就转往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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