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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06期-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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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有生之灵,都有着从异性那里获得快乐的本能。作为有意识的人来说,除非理智让他懂得什么叫“过度”,不然他永远不晓得什么是“满足”。朱厚照有玉皇金印握于掌中,有阉竖佞臣阿其所好,自会更加恣意妄为地放诞比虎豹还要百无禁忌的本能。于永献酉域美媛不久,朱厚照又敕令礼部穆文各布政司,精选全国各地通晓技艺约女子进京。一时间,日有百名优伶进京待召。豹房之内,整甘管弦丝竹,音动梁尘;红唇粉靥,莺声呖呖……
  除纵情声色外,朱厚照还大兴土木。他先后下令工部大修了太素殿、凝翠殿、昭和殿、光霁殿等等,凡皇家的御用场所也大都或扩建或修葺一新。如此的大肆挥霍,必然会导致国库空虚。朱厚照虽几次下令在全国增税加赋,但国家财政仍是左支右捂,捉襟见肘。面对“天字号”工程,工部大臣不敢停工,便奏请朱厚照采取卖官之策,来弥缝国库之缺漏。来厚照当即准奏,遂开了明朝公开标价卖官之先河。朱厚照将卖官之权柄交给刘瑾。刘瑾是个满身铜臭、见钱眼开之徒,谁给他的贿赂多,他就把乌纱帽扣在谁的头上。一个名叫刘宇的低级官员,贿刘瑾黄金万两,当即被封为兵部尚书。狐假虎威、手眼通天的刘瑾,借此机会,敲诈勒索,大发卖宫横财。各地布政使晋京朝觐,刘瑾是不可逾越的第一道关口。朝觐者至少要向刘交上献金两万两,否则不是官帽丢失。就是引来杀身之祸。布政使们只得向京师的豪富之家举借,复职后再取官库所贮加倍偿还。时人称此为“京债”。由于卖官鬻爵之风盛行,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有“文官目不识丁,武官不发一矢”的丑闻与荒唐。
  当罪恶戴上皇冠,当造孽披上龙袍时,国家任何纲纪的利剑、法度的长矛。都必会被一一折断;当声色贷利成为帝王支配全部生命力的动机时,他必会将人性之恶释放到极致。朱厚照是个恨不得将天下美女全部搜来,供他一人淫乐曲皇帝。朱厚照尤喜巡游,在出巡时,他不仅到处猎艳,还广搜异禽猛兽,珠宝珍玩。正德十二年,身为都指挥佥事的武将江彬,又投来厚照所好,在塞外宣府城内,建了一座与西华门外“豹房”毫无二致的镇国府,使朱厚照在观赏猛兽的同时,又尽享塞外女子之禁脔……朱厚照对进僦美女的官员,赏赐板厚。延缓总兵马昂犯罪被罢官,但他将色艺无双、已婚怀孕的妹妹从妹夫家中夺来进献给朱厚照后,马昂不仅官复原职,还意外得到朱厚照御赐的华宅和蟒衣。朱厚照巡游时,其宠臣江彬便带士兵到处抢掠美女,不管官家民家,已婚未婚,都兼收并蓄。正德十三年三月,朱厚照出巡昌平、密云时,沿途掠得良家女子数十车。更令人发指的是,朱厚照在正德十三年一月出驾塞外宣府时,竟将掠来的几百名妇女置于装饰豪华的车辆里,并掺进一些和尚,强令他们袒裼裸裎,打情骂俏,使皇家的斯文荡然无存……
  一个人的德行及生活方式,既取决于他所处时代的氛围与习气,也取决于他骨于里和血液中所承传的种种物质特征。嘉靖帝朱厚熄的所作所为,便深深印证了这样的道理。正穗帝朱厚照因巡视江南取乐时落水受惊,回京不久便死于豹房。因其过度淫乱,末留子嗣,其叔父兴献王的儿子来厚熄承袭皇位,登上大宝。这位在藩王府钟鸣鼎食、肉山脯林中长大的膏腥子弟,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色鬼。他登基不久,就因纵欲过度生过几场大病。嘉靖三年冬,他听说江西道士邵元节工于炼丹,脚有长生之术,便急召邵进京。在邵的授意下,朱厚熄先后在钦安殿、内皇坛、乾清官、坤宁宫、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等处建醮设坛,祈求神仙佑其长生。整个紫金城内经常是红烛高烧,香烟缭绕;老道士手执法剑,嘴里念念有词,小道士击鼓敲钟,咚咚有声。一片威严肃穆的皇家禁地,竟变成跳神弄鬼的大道观。仅皇宫内的祷祀活动,每年就耗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多万斤,各种香料数十万斤……
  嘉靖十八年,邵元节病死前又向来厚熄推荐了一方士陶仲文,陶画符念咒、阿谀逢迎的本领,更胜邵元节一筹。陶教唆朱厚熄用童女初至的经血做原料,制作“元性纯红丹”,说服后可长生不老。于是,朱厚熄便传谕全国各地官员,挑选即将初潮的少女进京。三年之内,便有数千名民间淑女被召进宫内。这些女子,充当着采经血炼丹和供朱厚熄淫乐及做奴婢使用的三重身份。明“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曾写一《西城宫词》,记述了这些少女的悲惨遭遇:
  两角鸭青双结红,
  灵犀一点未曾通。
  只延身做延年药,
  憔悴春风雨露中。
  嘉靖二十一年初冬的一个深夜,这些奉旨进京的民间女子因不堪凌辱,便发动了史称的“壬寅宫变”。十几个宫女,乘朱厚熄淫—乱看酣睡之际,先用黄绫蒙其脸,又用长绳勒其颈。因宫女们慌乱中结绳时误栓为死扣,只得来—厚熄勒昏,并未勒死。朱厚熄被大监救活后,拳与宫变的宫女全部被处死。
  吏治腐败是封建皇权制度的最大腐败。官员任免,常是皇帝一人钦定。若是遇上明君,还尚能唯才是举,因能受任;要是碰上昏君,则断然会呼朋引类,任人唯亲。这必然会造成“用不才之士,才臣不来;赏无功之人,功臣不劝(唐王维)”的混乱政局。朱厚熄从称帝到死一直沉湎道教,始终与一批窃幸乘宠的道士沆瀣一气。他曾拜邵元节为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后又尊陶仲文为帝师,并接连加封陶为少保、少傅、少师。一个道士将“三孤”尊号集于一身,这在朱明一朝,是绝无仅有的奇闻。陶仲文的子孙、徒弟,也大都被封官加爵,白日飞升……
  卑躬屈膝、谄媚求荣从来不会出自正直、纯净的心灵。见朱厚蟪对遭士是那般尊崇,委官授职又是那样的昏聩,一些心地卑劣的无耻之辈,也纷纷赞玄卑道,不惜缩小和出卖自己的灵魂,削尖脑袋钻进皇权政治的核心。
  严嵩本乃弘治十八年进士,因在嘉靖初登基时发生的“大礼仪之争”中,不顾礼法,为朱厚熄辩护有功,被擢升为礼部侍郎,转南京礼部尚书。严嵩见嘉靖帝痴迷道教,便常献“青词”,以悦帝心。“青词”是祷祝神仙的文字,因写在青藤纸上,故称“青词”。青词要厨骈体文去写,读来须抑掳顿挫、辞采飞扬。进士出身的严嵩,便焚膏继晷,雕章镂句,使出浑身解数不断向朱厚熄献青词。这名为写给神仙的青词,实是唱给嘉靖帝的颂歌。颂歌盈盈,乐煞了“活神仙”朱厚熄。他便将严嵩调至京都,委以当朝首辅。严嵩独揽朝纲,竟哄得一心修道的嘉靖视他为攀土珍珠一般。奸相治国,使得官场丑闻百出,民不聊生;也使得边患北来,倭寇东侵,国将不国,朝将不朝……
  英国人哈伯特说:“一个父亲胜过一百个校长。”反言之,一个淫乱、骄纵、奢华而无教的皇帝,必然会濡染出暴殄天物、虎狠狼贪的不肖子孙。嘉靖帝因服丹中毒崩殂后,其子朱载重在位六载,也因荒淫无度而中年短折。十岁登基的万历帝朱翊钧,在亲敢后—便暴露出其从祖辈、父辈那里承传下来的贪多务得、荡检逾闲之本性。他日夜躲在后宫,美姬常拥,纵滔作乐,动辄大醉,醉后必怒,太监、中官,常因此而毙命于杖下。万历还抽鸦片,玩花鸟,更醉心于珠宝珍玩。他二十二岁时,便开始为自己修建被后人称为“定陵”的墓地。定陵动用工匠三万,历时六载,耗银八百余万两,这相当于当时全国田赋两年收入的总和。万历对钱财的奇贪,可谓敲骨吸髓,前无古人。这位曾二十五年不临朝的皇帝,尽管极少过问军国大事,但对“赵公元帅”,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顶礼膜拜。他敕命赋官“税不止商”,连百姓走船行车、养鸡饲鸭、拦马圈牛、起房架屋,也必得交纳税银。税吏过处,“百用乏绝”,“十室九空”。万历这位无耻的皇帝,还全然不顾封建社会君臣之名分,竟然在宫中聚赌当庄家,赢臣下的银钱。更有甚者,他还暗示矿监们以探矿为名,到处开掘古墓,搜挖金银玉器等陪葬品,使富有四海的皇家,变成一群盗墓贼……
  明中晚期皇权政治的极端腐败,必然会熏染着王府贵宵,浸染着六部九卿,感染着胥吏隶役。在九十九个贪官及享乐者面前,那不贪不乐的第一百个,便必会被视为“异端”。于是,整个官场便你贪他贪我也贪,不贪白不贪;我乐他乐你也乐,不乐白不乐。
  封建王朝最看中的是一个“权”宇。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为防止藩王割据威胁皇权,在权力方面对诸藩王法禁彀严,使各藩王府几成一种政治摆设,而在俸禄方面又极优厚,朝廷还专门赐予诸藩王府乐曲、乐户,让藩王们在温柔乡中消磨掉政治野心。明中晚期,各藩王府无不过着“金钗象管,乐奏钧天”、“人乳蒸肉,牛心作炙”的靡丽生活。嘉靖帝好道,王公贵族们也大炼金丹。封国在武昌的楚王朱英炝,把大量金银财宝交付道士,以期炼出延年益寿的丹药。楚王府的前庭后院里,正殿偏宇旁,到处矗立着炼丹炉,整日烟熏火燎,使华美的藩王府俨似一座砖瓦窑……
  三公六卿在贪婪及享乐方面,严嵩及其于严世藩,当为无出其右者。作为采花大盗的严世藩,称得上一日三餐有美酒,一夜三度做新郎。他在一年之内竟作践蹂躏美女多达九百六十余人。更为下流、卑污的是,严世藩还将与其交媾女子的姓氏、籍贯、身条容色及淫乱过程,俱写在纸上,并藏之金匣。后人将这种“性交记录”,斥之为“淫筹”……
  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喝着儒家文化的乳汁长大的。儒学让人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他们身上,不乏儒家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当君王昏庸时,他们当中也不乏以死进谏的耿介之士。在明代中晚期,当丑恶像一个巨大的枢纽,旋转于皇权的天门时,面对权势那沉重的铁墙,士大夫那“济世拯民”之心,只能柔软得像一只只绣花枕头。于是,历来愿意承担精神导师的知识分子,便完成了一个由愤怒导致悲伤,由悲伤导致失望,由失望导致妒忌,由妒忌导致效仿的心路历程。袁宏遭公开喊出“打倒自家身心,安心与世俗人一样”的口号,表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彷徨、尴尬与无奈。当时的文入学子,大都与袁宏道的心境一样,致使享乐之风遍布士林。比袁宏道稍晚一些的明末著名文学家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坦陈他有十二好:“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花鸟,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这惊人的直率之言,与传统士子的精神追求大相径庭。这“十二好”,与当今某些人“以情人多为潇洒,以没情人为傻冒”的公开标榜,颇有点儿异曲同工之妙。
  当良知的火苗被皇权的魔爪掐灭,当心灵的珍珠被专制的磨盘碾成齑粉,当“文字狱”的铁钳紧紧钳住文入之口的时候,愤世嫉俗的兰陵笑笑生,只得借宋翰覆灭时留下的酒杯,以浇晚明时期社会黑暗的块垒。《金瓶梅》就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借古讽今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
  清朝开国之初,因写《续金瓶梅》而蹲过大狱的山东诸城文士丁耀亢,在其《续》书三十四回中曾援笔发问:“(朝廷)没有廉耻,又说甚么金、瓶、梅三个妇女?即知西门庆不过一个光棍,几个娼妇有何关风俗?”五十八回中,丁氏又将笔锋直指封建皇权:“世上风俗贞淫,众生苦乐,俱要说归到朝廷士大夫上去……”
  于耀亢的这两段诛心之论,当应是我们阅读《金瓶梅》时,打开兰陵笑笑生所设下的一个个迷窟的钥匙。
  
  三
  
  大运河是封建帝王享乐的产物。无心插柳柳威荫,隋炀帝抑威始料不及,他的这一“不仁之举”,却分后人开了“万世之利”。
  当明代直通京都的运河疏浚凿通后,临清便成了守护京都的军事要冲,也成了保障朝廷和京都市民及北部边关部队供给的商品集散地。《金瓶梅》中多次写到的临清钞关,向由朝廷直派官员署理,说明当时的临清遍地是黄
                             金,简直可以用筢子去搂。《金》书中数度提及的砖厂,也是由皇宫直派宦官幸臣摄行。当时临清的运河两岸,有官窑近四百座,年产御砖千万余块,使北京成为是从临清运河上“漂来的城市”。其时,京城所需的绞罗绸缎且不说,仅北部边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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