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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06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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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阿莲很健谈，因为在这方面她见多识广。从乌龟我们又谈到了海龟，杨处长胸膛里涨满了思乡之情，她说她出生在海边的小渔村里。然后话题就转到了旅行上头。杨处长说她要了却她的夙愿，实施一种“隐性的旅行”。我问她什么是“隐性的旅行”，她就话题—转，怂恿我去向公司申请休假，然后和她—缈外出。
杨处长的双手背在背后，绕办公室走了一圈。我觉得她那种老派样子特别好笑，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为掩饰自己我又假装在咳嗽。但阿莲还是觉察到了。
“忆莲表姐你笑什么呢？”她责备地说，“现在还没开始旅行呢。”
“我听不懂你的话，阿莲。”
“那你就回家好好想想吧。杨姐在生活中可不是个逗笑的人。怎么说呢，杨姐，她差不多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那天从阿莲的办公室回去，下着小雨，路上特别黑，好几次我的脚都踩进了水洼里，这使我的情绪沮丧到了极点。
上午我去公司告了假，一回家就接到阿莲的电话，说是杨处长已买好了火车票，下午五点钟在候车室等我。我感到很疑惑，怎么不是杨处长自己打电话来呢？阿莲说，杨处长在家里从来不打电话的，她怕别人知道她的行踪。接着她又在电话里头补充了一句：“你昨天晚上表现得很自负嘛。”放下电话后一种不祥的感觉向我袭来。我到底去还是不去呢？犹豫了好一会儿，我决定打电话给爹爹。已经是中午了，爹爹似乎还在阴暗的大卧室里陷在混乱的梦中，他磨蹭了五分钟才开始说话。
“是阿莲通知你的吗？太好了。忆莲啊，到了外头，事事都要用脑子，我和你妈老了，快要活够了，我们帮不上你的忙。”
他的口气就好像我是去上战场似的，我记起他年轻时打过仗，大腿上中过一颗子弹。和他通过话之后，不祥的感觉更厉害了。我胡乱将旅行用品塞进一个箱子里，坐在房里发呆。电话铃忽然又响了，吓得我一脸发白，手发抖。又是阿莲，她向我说起这一阵她在机关上班的体会，她说她已经“豁出去”了，晕倒就晕倒，让别人将她抬到旁边的长椅子上躺下。现在大家也习惯了她的怪病，不再大惊小怪。阿莲干吗这时在电话里说她的事？
“忆莲表姐，你在听吗？我觉得你根本没听！”她忽然发怒了，“咔嚓”一声挂了电话。
我本来也可以不去，可此时的氛围好像不允许我不去似的。另外，我也觉得自己过于担忧了，不就是出去旅行吗？杨处长一个女人家，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了我？
候车室里稀稀拉拉的并没有坐多少人，杨处长不在里头，难道她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这就是“隐性的旅行”吗？我气鼓鼓地坐下来。
车快要开时她才来。穿一件黑风衣，戴着黑风帽，像—只老乌鸦。
我们的卧铺是面对面的两个下铺。处长将自己的小皮箱往铺下一塞，然后端坐在铺上看着窗外一动不动了。她的样子显得有点紧张。
“杨处长，阿莲要我一路上听您的吩咐呢。”
她忽然笑起来了，她的笑声居然像小狗的叫声一样，怪怪的，弄得我害怕起来。过道里有人经过时，那人总忍不住朝她看，于是我感觉好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将脸转向窗外。她笑了又笑，没个完。我开始怀疑她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后来列车员来了，列车员很严肃地对我说话。她问我杨处长是我妈妈吗？我说是朋友。她要求我马上制止她发出这些怪声。可是我们说话时，杨处长已经停止了发笑，她站起来，傲慢地用身体撞开列车员，径直往厕所走去。
“我们躲过了一关。”她重又回到卧铺上时紧张地对我说，“你想想看，这里头什么人没有？比办公室里还险恶。在办公室，那些面孔你至少还熟，这里啊……”
她将枕头被子拢到一块，靠在上头，一瞬间就睡着了。她的模样像是累坏了。
杨处长的风衣掉在地上，我弯下腰帮她捡起来。风衣的料子有一种奇怪的手感，那不像是布，倒像是小动物的柔软的皮，一没抓稳就又从手里滑到了地上。我将抓衣服的右手凑到亮处去瞧，看见手板上沾了一些黏糊糊的东西。
由于我弄出了响动，杨处长睁开了眼睛。
“你不要动我的衣服，你会不习惯的。其实呢并没有什么，只不过是衣服一到了我身上就变成了我的皮，这叫物尽其用，我不喜欢表面的装饰。你大概觉得我老派。” 她捡起风衣往箱子里塞，衣服就像一条黑蛇一样溜进去了。不知怎么她又要上厕所了。这一去就去了很久，直到下半夜才回到她铺位上。
“您去哪儿啦？”我迷迷糊糊地说。
“我订了三个铺位，这叫‘狡兔三窟’。免得他发现我的行踪。”她压低声音说。
“谁？”
“随便一个人吧。总有那种人的，不是吗？”
她躺下了。一会儿她又坐起来问我：“上面这个人是谁？”
“一个女孩，从沿海的渔村来的。说不定是你的老乡呢。”
“嗯，有可能。”她口里嘀咕着什么，一会儿就打起鼾来。
天亮前杨处长放在卧铺下面的箱子里头一直在闹腾，像是里头囚了一只野猫一样，闹得箱子都弹跳起来。是不是那件风衣在闹鬼呢？渔村的女孩很早就起来了，坐在上铺，将两条瘦腿垂下来，双臂紧紧地抱着胸前，像是受了惊吓，又像是怕冷。
“你等会儿去吃早饭吗？”我问女孩。
“啊，不！我怎么能下去，太危险！！”她的声音抖得厉害。
我上面的那个老头也起来了，浓重的南方口音响了起来：
“坐车如坐监狱啊，如今这日子没法过了。”
老头下来了，机警地往过道那头走去，我看见他身上缠着一条花蛇，蛇头被他握在手里。
“你看……你看……”女孩朝他的方向努着嘴，身子探出床外。
我心有余悸地回想起刚过去的恐怖之夜。杨处长睡得沉沉的，她那张长脸像被打歪了一样，右边的鼻翼和嘴角都肿了起来，呼吸也很困难，但她绝没有要醒来的迹象。她下面的箱子已经静下来了。我抬起头来同女孩搭讪，想使她镇定下来。
“你们村里有多少人家？”
“啊，不要问这种问题。我们村已经不存在了，我要忘掉它！我告诉你啊，那不能算一个村子的，那里总共只有三个人，我，还有另外的两个。我们住在三间茅屋里，刮台风茅屋就被吹倒了，又得重新盖。下面这位阿姨打起鼾来就像刮台风，所以夜里我特别害怕。我跑出来，以为逃脱了，没想到火车上也和我们那里一样。”
我听见她在用脑袋撞木板间隔，她的苦恼没法解脱。
杨处长一直睡到下午，列车到达目的地进站了才醒来。这时我们上铺的两位早已在中途下去了。她的眼睛肿成了一条缝，头发像鸡窝草一样乱，而且精神也显得很委靡。
“忆莲啊，我看不见，你得扶着我出站。”她说，“我们要小心这些列车员。”
银城是一座败落的城市，这里的人们以醉生梦死闻名。已经有好多次了，我在这些破烂的小巷里穿行，将那些低矮的瓦屋想象成自己的家。这里给我一种身心放松的感觉。可是今天，当我搀扶着杨处长，两人磕磕绊绊走在麻石
路上之际，我感到路边矮屋里的人们向我们投来敌意的目光。杨处长执意要到路边去打个电话。我们走进卖小五金的铺子，那里有一部公用电话。她是打给阿莲的，从她的话里我听出来阿莲不是在家里，却好像就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她还同阿莲约定了晚上见面呢。店主过来同我们搭讪。
“银城生活方便，吃的玩的应有尽有，来了的就不想走。二位要吃火锅吗？对面大马路上那个小竹楼里头就有，还可以洗温泉，提供全套按摩服务。”
我对这个斗鸡眼的老头很厌恶，拉着杨处长离开，但杨处长却对他的话有兴趣。
“你说我们也可以进去玩吗？那该是青年的娱乐场所吧？啊，昨天夜里我真是累坏了，在火车上有那么多的问题要我处理，我现在眼也花了，头也昏得厉害。”
她竟向这个陌生人诉起苦来了。在家里的时候，阿莲叙述中的杨处长是个不苟言笑的严谨的女人，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她是怎么变得这么紊乱的呢？那老头很高兴有人听他说，于是又说起竹楼后面的旅馆，说那里每天半夜都要发生抢劫案，但客源还是很充足，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是不是人们都想寻刺激呢？
老头说话时杨处长不停地用手捅我，似乎要暗示我什么事，我却一点都不懂得她的暗示。我打量她，看见她还是头发蓬乱，嘴上长着黄泡，她激动些什么呢？
“真的吗？真的每天夜里都有抢劫案发生吗？”她突然提高了嗓门。
“千真万确。二位要去那里住宿吗？我劝你们三思而行。”
杨处长兴冲冲地掉头就走，我紧随其后，思忖着这个女人怎么一下就变得心明眼亮了呢？瞧她走得多么快啊。
我们进入那竹楼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哑着嗓子大喊：“阿莲回来了！”但是大堂里空空的，—个人都没有。我看来看去的，发现了墙角的鸟笼，原来是鹦鹉在喊话。杨处长也发现了，她笑得直不起腰来。杨处长像换了个人似的，目光炯炯，脸上泛出油光。
竹楼里头尽是空房子，看上去好久没住人了，但是既没有温泉，也没有按摩院，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我们提着行李从楼下找到楼上，然后又下来找；还是一无所获。我想将行李放在后面天井里，空手去找人，杨处长制止了我，说这样做太危险，因为她已经感觉到这楼里有人。“万一是土匪呢？我们的行李不就丢失了吗？”她嘀咕道。
一回到大堂，鹦鹉又叫起来：“阿莲回来了！阿莲回来了！”杨处长说这只鹦鹉把我认作阿莲了，因为我们两个长得太相像。我觉得她在胡说八道，难道阿莲来过这里吗？杨处长不理会我的质疑，预言说：“你总会明白的，什么事都有可能。”我问她怎么办，要不要换一家旅馆。她激烈反对，说我是个贪图安逸、省事的人，还说既然出门在外了，就要把发生的一切事都当作猎奇，充分享受旅游的刺激。说着话，她又跑到大门那里向街上张望，好像在等人似的。这时我想，鹦鹉不会乱说话的，莫非阿莲真的来过了？
杨处长真是个让人惊奇的女人，出门在外，她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蓬着一个鸟窝头，眼泡浮肿，我记得今天早上她连脸都没洗呢。她大言不惭地说她要猎奇，是不是猎奇的人都是这副走火入魔的样子呢？瞧，她打开自己的行李包，将毯子铺在竹地板上面，好像打算在这里安顿下来了——她居然在那个巨大的行李包里头放了一床毛毯！她铺好毯子之后，就用一个指头朝自己鼻尖勾了勾，召我到她面前去。
“我要睡觉，我昨天夜里累坏了。你就在这里值班吧，发现情况就叫醒我。”
她说完就倒下去闭上了眼。我虽然心里老大不乐意，也只好在这个空空的大堂里走来走去的。闲得无聊，我就去辨认竹墙上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字。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那一根根竹子上刻下的不是字，而是一只只眼睛。我很快就感到自己被各式各样的眼睛包围了。是谁这么执著，非要刻这么多眼睛，就好像同谁较劲似的呢？看起来，那人满腔仇恨，因为他刻出的每一只眼睛都是深深地陷下去的，瞳仁上涂着绿色，迫使人一旦看见就摆脱不了。接着我又听见了很多杂乱的声音，看来这竹楼里头并不是空的，而是有很多人，只是我看不到他们而已。那些声音似乎是都在讨论一个很急迫的问题，有人在反复地说“血案”这两个字，声调越来越高，忽然，有一只大眼睛里面的绿色瞳仁闪出了磷光，我害怕得倒退了几步，但它紧盯我不放。
“你没有勇气生活吗，忆莲？”杨处长在那边大声说。
我回过头一看，看见她是在说梦话，她的一只手挥动着，好像在赶开蚊蝇。
再回过头来，那只眼睛不见了。周围的窃窃私语似乎在催促我去干一件什么事，但每个声音都是欲言又止，它们称我为“盲妹”。不知怎么，我觉得这些声音都是我的邻居和同事发出来的，但具体是哪个人却又弄不清了，只是感到特别熟悉。
鹦鹉在笼子里烦躁地扑打着翅膀，杨处长已经坐起来了。她盯着那只鸟，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样子。
“这竹楼里头很不安静啊。”我说，“杨处长，您是第一次来吧？”
“当然是第一次。这墙上的每一根竹子都让我想起我的家乡，真是触景生情啊。我出来以后就再没有回过家乡。我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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