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6年第3期-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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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并且淡泊名利。他身上有种传统的“士”的精神，他的人格同他的作品一样让人景仰。　
　　我写过两篇人物印象记，一篇是《关于阿城》，一篇是《关于汪先生》，记叙了我对这两位我特别喜欢的作家的人与文的感受同印象。　
　　E关于两个笔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很热闹，文学期刊亦热闹，因为那一时期，文学期刊发行量都还不错，有钱，所以常常办笔会，争夺作家及作品。这种争夺还不是市场化的表现，主要是想造影响，想团结好作家同发表好作品。那个时候，文学名家或小荷刚露尖尖角的文坛新秀，常常应接不暇，顾此失彼，一年里要参加好几回各地期刊举办的笔会。不过大多的笔会皆流于形式，游山逛水，诗酒风流，吃了玩了就走人。但也有少数笔会开得很认真，以文会友，如切如磋，总结得失，探讨前路，产生有意义的话题，以推动文学观念的发展。比方1983年的杭州笔会，就催生了日后轰轰烈烈的“寻根文学”运动，而且也帮助马原这样的先锋作家得以发表了在当时很难发表的作品《冈底斯的诱惑》。我所参加的笔会中有两个笔会值得一提，就是1985年的《人民文学》北京笔会同1987年的《钟山》海南笔会。王蒙先生当《人民文学》主编时，力推新人，发表了当时许多文坛新秀的探索实验之作。如莫言、刘索拉、徐星等人的崭露头角，皆与王蒙先生的鼎力推出不无关系。听说王蒙在当时是很有压力的。1985年，他组织了一个笔会，邀了我和马原、刘索拉、莫言等一干新秀参加，王蒙亲自主持座谈，与会者皆谈了创作体会同文学观念，有很多的碰撞与火花，形成了一种比较健康的讨论的氛围。我记得马原在会上还与王蒙就乞丐的主观感受，其实就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氛围很民主，亦很学术。整个笔会，涉及的话题，无不与文学观念有关，而不像后来我参加的许多笔会，谈女人，谈是非，谈吃喝玩乐。那种严肃的文学探讨的氛围，至今难忘。它代表了当时许多新锐作家的创作状态，年轻、激情、严肃、认真、而且有抱负，有原则，有定见。1987年夏，前卫的《钟山》杂志在主编刘坪先生的主持下，在尚未建省的海南办了个笔会，邀了当时思想同创作状态特别活跃的一批中青年作家，李陀、陈建功、高行健、戴晴、史铁生、韩少功等，刘坪是一位思想很开明的长者，他手下有帮很有才干的编辑，苏童、范小天、傅小红等，把这个笔会组织得很活跃，李陀是个话题挑起者，一路上都在讨论作品同文学观念，热烈而真诚。而且刊物还很有创意地搞了个与会作家的对谈录，两人一组，就文学创作的观念同实践展开对谈或辩论，激发出一种有益的思想火花跟创作热情。在海边上的座谈会，每每都会起争论，面红耳赤，激越飞扬，这种深入而严肃并且真诚坦率的文学探讨，在如今的文坛已很难见到。当时讨论的话题同眼界，既有国内文坛的创作现状，亦有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非常广泛，亦很有高度。这是文学尚未商品化之前的盛会，之后，就风景不再了。　
　　　
　　日月盐水豆　
　　　
　　我儿时吃过很多有味的吃食，如今是很难得吃到了，比方，盐水豆。我外婆因是农村中长大，承祖训，修得来女人最大的妇德，就是持家，尤擅“衣食住行”里的“食”，即做得一手好饭菜，又养鸡养鸭，六零年过“苦日子”时，竟还在后屋里养过一头猪，使人人面有菜色的日子里我家比别人家多出几分鲜见的红润来。我外婆说：“有吃就是福。”又还有一门本事，就是闲来便给我们细伢崽制零食吃，免得我们找父母讨钱，鼻涕口水流一脸模样不好看。制得好的零食是盐水豆。　
　　把黄豆洗了，置盐水中煮到微糜，沥干，拌以辣椒粉（又稍许甘草粉）以及紫苏叶跟干笋丝，于是取个竹篾大簸箕，摊在上头，拿筷子一粒一粒拨得匀匀爽爽，放到太阳下头晒，晒到豆皮起皱，仿佛全体思考哈姆莱特的那个人生大问题的苦恼模样，且内里豆肉硬硬的将干未干有嚼头，遂收拢来，装到一只泥陶小罐里，每在教育了我们一通细伢崽要听大人老师的话之后，便一人赏一把盐水豆，将指甲很长的五指聚成鸟喙，朝罐口里啄去。所以盐水豆对我外婆来说，除了好吃解馋，还是施教之物。但我们细伢崽是全不理会“豆以载道”，只觉得这东西美味至极，天下难有，握在掌心里，一掌心的汗，吃完了盐水豆，还来舔掌心。我外婆斥我：“哪里见你那副样子，一把把地吃，要一粒一粒地吃来！”意思是不要贪，不要馋，要慢慢品味，好吃东西性不得急。我妹妹是照她的话来吃，然而我做不到。我于是挨丁公，坐到地上嚎。嚎的结果，是外婆摇摇脑壳又回身去抱泥陶小罐来。
　　我今想起来，盐水豆确应慢慢吃，一粒又一粒，因为有嚼头，因为细嚼之下，其味悠长，异香满颊，可体会到平常日子的好。豆子好吃，拌在一起的紫苏好吃，干笋丝亦好吃，但要合在一起吃才是五味俱全。我有时把它装在口袋里带到学校，跟邻坐的女同学谢三毛兑梅子来吃。梅子也是她家里外婆做的，染了色，红红的、又湿湿而脆，我亦是看见不得，说得文气点叫“望梅生津”，说得难听点叫一见就流哈巴涎。我吃了她的梅子，点点头：“好吃好吃！”她吃了我的盐水豆，亦点点头：“好吃好吃！”这种“好吃好吃”的易货而交，从一年级直至六年级。我的小学如果要说有什么味道，那即是盐水豆跟梅子的味道。吃还不是明目张胆地吃，是在老师眼皮底下偷偷地吃，有冒险的刺激同快活。　
　　我外婆做完了家务，天气好，就抽一把竹靠椅坐到院子的太阳下头，手心里握一把盐水豆。她牙齿不好，于是慢慢磨，眼睛微闭，嘴角蠕动，长日亦有滋有味。　
　　我外婆早已不在人世了。盐水豆也仿佛同她一起走到岁月的尽头了。　
　　去岁末，我一位经商的朋友老罗，在圣诞节的第二日跟我大发感慨，说如今的年轻人，过起洋节来比过中国人自己的传统节日还起劲，又天天晚上来蹦迪，喝洋酒，吃咖啡，好不数典忘祖。他于是冒出了想法，说要来开一个茶社，名字就叫“复辟”。凡洋必拒，一律复古，佐茶的统是传统的吃食，比方灯芯糕、交切、红薯片，比方寸金糖、蚕豆、小花片……末了，又说，还有盐水豆！只听得“盐水豆”三个字，我心里便锵然一震，仿佛岁月如巨浪卷来，将今日摇撼。我外婆遂从记忆深处走出来，苍苍白发，眉目依稀。　
　　但是动过感情之后，我也分明晓得，复辟其实是复不了的。古人说得好，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许多的人事物事被时间卷走，是再也不会回到今生今世岸上来。年轻人没有历史，于是亦不会有记忆。正因为盐水豆是我的个人历史，所以它只是我记忆深处最美好的吃食，何况与它襟连的，是我的老外婆，她将指甲很长的五指聚成鸟喙，朝泥陶小罐里啄去，那罐子里恰有我的天性天趣，以及童年少年。　
　　俱往矣。　
　　　
　　父与子　
　　　
　　一眨眼我儿子高三就要毕业了。我带他到上海，见到老朋友马原，马原张开东北人憨厚的嘴：哎哟，你儿子都长成帅哥啦！那一瞬，时间很模糊，我都不晓得这小东西是怎么长成帅哥的。十八年，弹指一挥间。别时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我们速朽了。　
　　同济大学办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我儿子喜欢这个专业的趣味，决定到上海来考。有个考前班，十天，我陪他来读。这是十八年来我们父子第一回结伴而行，虽然此前也一同到过北京同桂林，但那都是同许多人一起，而且心境也大不一样。游玩同命运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在火车上，我发现儿子大了。吃完饭，他就收拾碗筷，寻找车厢尽头的垃圾桶，帮我泡茶，还嘱咐我别在车上看书，影响视力。他很快就同邻座的人熟稔起来，聊天，海阔天空，夹着不少新鲜的识见，很得他人激赏。　
　　报名当天没有课，我带他到外滩看了看，又沿福州路走到人民广场。在福州路逛了几家书店，儿子买了几本书，天文学简史和梵高书信，还有新译的马尔克斯小说。我有点高兴，世界上有辽阔新鲜的东西，他想一点一点装到心里去。我们在人民广场看了一会子广场鸽，坐着喝饮料，又去马路对面看达利画展。我儿子很兴奋，他喜欢有想像力的事物，喜欢天才的不拘成法同狂放不羁。有一回他母亲开完家长座谈会，同儿子说起他的一位同学成绩如何好，班上名列前茅，年级也名列前茅，意思是榜样当前，理应效法。哪知儿子歪歪一笑：那算什么？从初一到高三，他才看过一部电影！儿子从来不欣赏死读书，视野狭仄而少识见的人。　
　　每天他去上课，我无事可干，就去泡网吧，走神，或者睡觉，卷成一只懒虾。黄昏时候他回来，我们一同上街寻馆子吃饭，在升起的灯火里露出笑容同牙齿。上海的菜没辣椒，若是在家里，儿子的脸上就会有愤怒，但是出门在外，他忽然变得平和，埋头努力地吃，说，我要习惯外头的饭菜。他还跟我说，他在那个考前班，已结交了两三位朋友了。他和他们很聊得来，还说，上海的学生很不错，眼界很开阔，并不读死书，新交的一个朋友，还是天文迷，暑假里一个人背着天文望远镜去野营，观察星星，差点走失。他拿了我的手机，跟这位朋友发短讯，你一句，我一句，乐得哈哈地笑。　
　　考试的前一晚，我儿子一点不紧张，我们一同在街上散步，有霏霏细雨飘下来，灯光毛毛的湿亮，儿子的情绪有一点诗意，他说他喜欢这个城市了。他没有一点陌生感，完全像一块方糖，溶入上海这杯巨大的夜咖啡里了。　
　　回来的火车上，他的朋友给他发来短讯：我们有缘在上海相识，相信还会有缘相会在上海。儿子很感动，说他一定要考到上海来，就为有这样的朋友。　
　　火车穿过黑夜向面包一样新鲜的明天奔去。我失眠了。想起一松手，儿子就要单飞了，像一只鸽子，飞到生活的云朵里去，真是感慨系之。回忆他的成长，影像却很破碎，如窗外的星光，连不成整体。　
　　他还在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回老师告状，说他顽皮，我就厉声呵斥他，他哭了，说，他要到舅舅家里去。舅舅家在很远的地方，他说了一句相当狠的话：我去了，不许你想我！　
　　他现在长大成人了，不会不许我想他。我坐到儿子的卧铺上，把他一只手从被子里抽出来，一直那么握着。黑黑的窗外，有孤灯如流星，斜斜划过，落到我心里。或许我是在准备一些细节，供以后的漫长日子，慢慢回想。　
　　世界寂寥，惟有车轮铿锵，如时光流水，永无止歇。我们是什么时候老去的呢？　
　　　
　　工资　
　　　
　　那一年我在湘西搞工作队。湘西这地方原先盛产土匪同贫穷。当然两者互为因果，不贫穷怎么会有匪人？我看过一部《湘西剿匪记》，里头说的土匪各式各样，有一种是白天为农，夜里为匪。这样的匪有点业余的意思。但是“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做起匪事来也丝毫不让李逵们。只不过这种业余的匪“盗亦有盗”，自己的乡里基本不扰，要扰就扰到别人家的寨子去，就是俗话说的，“兔子不吃窝边草”。而且这种业余的匪通常只劫富人，你他母亲的银子多，老子不劫你劫哪个嘛。解放军来了，专业的匪也剿，业余的匪也剿，于是湘西没了土匪，但贫穷依然存在。这事说明虽土匪与贫穷同样可恶，然土匪可凭武力解决，贫穷则不能凭武力解决。　
　　解放军走了若干年，来了工作队。工作队不带枪，可见不是解决土匪问题，是来解决贫穷问题。刷标语，开大会，喊口号，农业学大寨，鸡毛飞上天，一二十年下来，青春的黑发都添了白发，可是这个湘西的贫穷啊武力改变不了，政治亦同样改变不了。我那时在沅陵县，还不算湘西最穷的地方，但我们那里也仍是一天只吃两餐，冬天里，大多的穷汉，在纷飞的雪团里穿一条单裤，提着个篾笼烘箱，吹世界上最无聊的走调口哨。土匪当不成，只有在掺了口水的想像里劫个大臀肥身的女人来押寨。这是心灵里惟一的取暖同快活。　
　　每个月，工作队员到公社里集中学习一回，顺便给队员打牙祭、发工资。我那时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只有几块钱的生活费。几位带队老师却有工资领，领了就朝口袋里捅。平常我也没怎么在意他们的薪水各有多少，有一回一位教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