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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朝歌狂飙-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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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施以酷刑。
在四川，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二月镇反”事件。当时成都军区由于支持造反组织“产业军”而受到激进派造反团体
的围攻。这些造反团体开着广播车，出动上万人冲击军区机关。成都军区只好向中央军委求救。2 月17日，中央军委给
围攻成都军区的造反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公开信。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 等激进派组织对中央军委的公开信不屑一顾。他们认为
自己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成都军区是支持了保守的群众组织。成都军区不承认错误，他们就不停止冲击。成都
军区在造反派拒绝撤离军区、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派兵强行驱散门口的造反团。双方发生冲突，造反派许多人被抓，
军区也有士兵受伤。
在青海，发生了“赵永夫事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后，青海省驻军为执
行这一指示，建立了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赵永夫当时是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任办公室副主任。当时西宁市群众
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在北京串连学生的支持下，借口一篇《青海日报》社论有问题，强行冲入报社造反。他们
在报社内大搞打、砸、抢、抄、抓，对报社工作人员实行“红色恐怖”。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决定对《青海日报》
实行军管。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对前去执行军管任务的解放军百般阻拦，使他们难以工作。“八。一八红卫战斗
队”还用暴力将军管人员驱赶出报社。
西宁地区驻军联合办公室经研究决定对报社实行强制性军管，并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这次活动由
赵永夫组织，任现场总指挥。部队开到《青海日报》后，对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用扩音器命令他们立即退出报社，
交出抢夺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占据报社的造反派拒绝执行命令，并向部队开枪寻衅。
部队当即回击，双方展开枪战，双方都有死伤。
在宁夏，发生了“青铜峡”事件。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夺权斗争中分化出两派群众组织。他们都自称自己是无产阶级
革命派，都说对方是反革命组织。两派势不两立，多次发生武斗。
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就宁夏问题表态，支持造自治区党委反比较彻底的一派，认为他们是“左派”。他还要求
驻宁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支持这一派，并公开讲：“必要时可以发枪自卫'。对另一派，康生斥责他们为保守派，应
该解散。康生的讲话引起被称为保守派的一方极大愤怒，他们开着宣传车上街游行，呼喊反对康生的口号，并组织人冲
击了宁夏驻军机关。事态不断恶化，发生了流血冲突。
随着天气升温，全国一片混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武斗在全国城市乡村都发生了，打得难解难分。
在江苏：1967年1 月始，苏州两大派组织进行了持续3 个多月的武斗，损失财产无数，大批人员受伤。
在黑龙江：发生在哈尔滨建工学院的“六。二一”武斗，砸坏教学设备，损坏图书，折合人民币6 万元；8 月下旬，
哈尔滨市武装部在某地的军械库被抢去迫击炮6 门，机关炮5 门，机枪20余挺，冲锋枪40余支，步枪百余支，刺刀10余
把，各种子弹7000余发。
在四川：武并规模更大。特别是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亲自组织和策划的“武装进攻沪州”，
共调集10个县数万名武斗人员，炮火把江面映得通红。这场大战死伤者无数。
在浙江：1967年发生在肖山、富阳的大规模武斗中，双方死伤许多人。
在广西：1967年各派组织在桂林、柳州、南宁的武斗中，沿铁路线架起机枪，致使铁路大动脉陷于瘫痪，造成的人
员和财产损失无以估量。
原想再横渡长江的毛泽东不想武汉局势混乱
1967年7 月20日，武汉还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广大军民反对“中央代表团”的事件。
1967年2 月8 日，武汉的激进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哪。武汉军区2 月18日发布
了批评这个声明的《严正声明》。
以对这两个声明的不同态度，武汉的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拥护《严正声明》的组织，5 月16日成立了号称拥有120
万人的“百万雄师”。他们在政治倾向上比较“保守”，又拥护军队，而为武汉军区所支持。激进派人数虽少，却有
“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的支持，两者互不相让。
1967年7 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与情况。会上，
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为了亲眼目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决定即刻南下。
他说：“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泳，那里的水好。”
与会的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毛泽东出去巡视，全国各地武斗还不少，尤其是铁路沿线情况更为复杂，怕危及毛泽东的
安全。
但毛泽东执意南行，当晚深夜，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
7 月14日，周恩来乘飞机到了武汉，为毛泽东巡视打前站。同机前来的有李作鹏和海空军的作战部长。
中午，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赶到武汉。
当晚，毛泽东在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等人陪同下抵达武汉。
周恩来为毛泽东打前站，一是想看看武汉的形势是否像中央文革说的那样一团漆黑；二是想通过武汉军区做好两派
群众的工作；三是想利用毛泽东巡视武汉的机会，将问题妥善解决，以促进全国形式的逐步稳定。
周恩来对谢富治、王力强调：“你们不要公开表态”。因为中央一旦公开表示态度，局势会更加恶化，“要对双方
做政治思想工作”。
但就在抵达武汉的当天晚上，谢富治、王力就违反总理的指示，上街去看大字报，并有意在湖北大学校门口下车，
与激进派谈话，公开自己的身份。
第二天，武汉激进派就举行了盛大游行，称谢富治、王力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欢迎他们来武汉解决问题。
其间，毛泽东两次召开会议，商讨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他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激进派骨干之
一）。“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连续几天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武汉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听取陈再道
等人的汇报。18日下午，周恩来做了总结讲话。他说：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
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陈再道等人当时怎么也接受不了这种“错误”。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
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
当天晚上，周恩来回京，临行前特意带陈再道等人会见了毛泽东。
一见面，毛泽东就对陈再道问道：“你们怎么样啊？”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还是想不通地回答道。
毛泽东笑着说：“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
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就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
题。”
经主席这么一说，陈再道等人心里踏实多了。
毛泽东接着又要谢富治和王力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来访群众，做思想工作。
但谢富治、王力却并没按主席的指示行事，不但不做工作，反而在群众中煽风点火。当天夜里，他们就窜到武汉水
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在大会上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
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
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第二天，造反派组织四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及王力讲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
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激进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这就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的更大愤慨，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要求把王力揪出来的声浪
愈益高涨。
7 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000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乘27辆卡车和8 辆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和
军区机关、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家属一起，高呼“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口号，并宣布必须当面质问谢富治和王力
“' 百万雄师' 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军区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四个问题，如不答复上述问题，有
可能明天全市罢工，我们要在军区呆一个月。
上午7 时许，“百万雄师”代表200 多人和一些战士到东湖谢富治、王力住处，要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
力赖着不走，“中央代表团”带去的北航“红旗”等造反派又气势汹汹地辱骂群众。群众忍无可忍，把王力抓出来塞进
汽车，拉到军区大院4 号楼，要王力回答问题。军区政委钟汉华、副政委叶明在场保护王力。
接着，“百万雄师”调出200 多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武汉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
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军人全副武装，带“百万雄师”袖章，刺刀上
枪，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行动。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一片反对谢
富治、王力的呼声。
“百万雄师”另一些人说：“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谢富治没有调查靠边站！”“王力你敢与
我们辩论吗？”“打倒王力！”“王力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魁祸首！”“揪出谢富治！”下午，“百万雄师”开
7 万人大会，向王力示威。军区领导人则将王力转移到安全处所。
7 月21日，“百万雄师”在武汉举行大规模游行，出动卡车400 多辆。黄石市也来了30多辆卡车，参加游行。“百
万雄师”收到湖北20多个县、市的声援电，得到了陕西、辽宁、四川一些群众组织的声援。
7 月22日，“红卫兵成都×××部队”给陈再道的信说：“最敬爱的陈再道同志：我们坚决支持您老人家的伟大行
动，希望您用您现在的权力。要知道他们像剥蒜一样，把革命的老干部清除。一不做，二不休，为革命先烈复仇，为成
千上万被游街示众、被残酷斗争的革命老干部复仇，把这些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世界上空前的独裁分子从地球上消灭
……”
7 月21日、22日，武汉大街上出现大标语：“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成本禹”，
“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
这一事件并不是陈再道、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其他领导人组织的。事件的爆发，固然由谢富治、王力公开支一派压一
派所引起，但主要是广大军民对把几十万人参加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不满，对否定武汉军区对他们的支持不满。
“无产阶级司令部”归咎于陈再道和钟汉华，把这一事件说成“陈再道搞兵变”、“反革命兵变”、“反革命暴乱”。
7 月22日下午，“无产阶级司令部”组织了数万人在北京西郊机场欢迎谢、王回北京，7 月25日又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
激进派的群众大会。
7 月26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以武汉军区名义发表《公告》。
《公告》说：“七。二○”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
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陈再道
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
翌日，陈再道、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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