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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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舰队的四分之一，然而，在1666年时，却发现自己掌管着一支拥有极大优势的荷兰军队。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犹豫地就发起了进攻，并且一连三天战果辉煌，尽管也遭到了一些损失。这样一种行为并不是战争，而是一心一意地图谋英国的海上地位，并以此指导其行动。对于英格兰民众以及它的政府而言，这早就是他们的共识与追求，但却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许多风风雨雨之后才确立了最终胜利的神秘符咒。查尔斯的继任者，詹姆斯二世本人就有海员背景，并曾指挥过两次大规模的海上战役。当威廉三世登上英格兰王位时；英格兰政府便与荷兰政府携起手来，继续合谋专心致志地对付路易十四，并一直延续到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Utrecht）和约，确立了对法国的海上优势。这一过程便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英格兰政府愈发稳定，目标明确，继续推进其海洋统治的范围，促进其海洋霸权的成长。作为一个公开的敌人，在海上，它痛击了法兰西；作为一个狡猾的朋友至少许多人相信这一点，它耗尽了荷兰人在海上的力量。英荷两国的条约规定，关于海上力量，荷兰应有八分之三的规模，而英格兰却占八分之五，接近于荷兰的两倍。这样一个条款，再加上另外一条，即使荷兰维持一支102，000人的陆军，相比之下，英格兰只有40，000人，这实际上就等于将陆地战争扔给了一个国家，将海上战争扔给了另外一个国家。无论是有意摆弄与否，这种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在乌得勒支和约当中，荷兰获得了土地赔偿。英格兰除了在法兰西、西班牙以及西属西印度群岛的通商特权以外，还获得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与马翁港（Mahon）等至关重要的海上据点，以及纽芬兰、新斯科夏半岛与北美洲的哈德逊湾。从此，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从地平线上消逝了，荷兰的海军也因此而江河日下，而立足于美洲、西印度群岛、地中海，英格兰政府因此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变英格兰王国为不列颠帝国的道路。　　
　　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和平成了两个海洋强国英格兰与法兰西国内执掌大权的重臣们的主要目标。然而，在一个最不稳定的历史时期，大陆政治风云变幻，到处滋生小规模的战争与转瞬即逝的条约，英格兰的眼光则坚定地汇集在了维持其海上霸权之上。在波罗的海，它的舰队遏制住了彼得大帝对于瑞典的不良企图，保持住了那片海域的势力均衡。正是从波罗的海，英格兰不仅获取了一笔巨大的贸易，而且也得到了其海军仓储的主要来源沙皇正是力图要把波罗的海变成俄罗斯的内湖的。丹麦力图建立一个得到外国资金资助的东印度公司，英格兰与荷兰不仅禁止本国臣民参与其中，还对丹麦进行威胁恐吓，因此阻止了一项在他们看来必将与他们的海上利益背道而驰的事情。在尼德兰通过乌得勒支条约就已转让给了奥地利，在皇帝的恩准之下，一个以比利时奥斯坦德为港口、类似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了。这一步骤意味着要通过低地国家天然的须耳德出海口，恢复为他们所失去的贸易，这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海上强权英格兰与荷兰的反对。对于贸易垄断地位的贪婪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又助约为虐使他们又在数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扼杀掉了这一公司。在地中海，乌得勒支协定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干扰，而皇帝在当时欧洲政治的格局中，正是英格兰的一位天然盟友。在英格兰的拔刀相助之下，皇帝已经据有了那不勒斯，还宣称要用西西里岛去交换撒丁岛，但遭西班牙拒绝。其海军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塞尔伯诺尼的掌握之下刚开始复苏，就于1718年为帕萨诺海角之外的英格兰舰队击跨并加以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陆军在英格兰的意旨下，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脉，最终完成了摧毁西班牙的码头、船厂的使命。　　
　　此时，英格兰除了亲手握有直布罗陀与马翁港之外，那不勒斯与西西里也在其盟友掌握之下，而它的一位宿敌却被打得一蹶不振。在西属美洲，英国所享有的通商权趁西班牙困难时强取豪夺而来的通过广泛并几乎不加掩饰的走私体系而大肆加以滥用。当气急败坏的西班牙政府走上极端，改而进行镇压之时，主张和平和主张诉诸战争的两位英格兰大臣或为了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或为了此事对英格兰的名誉所带来的影响，提出要据理力争。英格兰的政策意在稳健地拓宽与加强自己对海洋控制的根基，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却似乎对于由于担心它的海上实力的增长所产生的危险视而不见。很久以前由于西班牙的实力自高自大所导致的苦果仿佛也被淡忘了；由路易十四的野心以及被他的那种被夸大的实力所引发的血腥而又代价高昂的战争的新近教训好象也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在欧洲政治家的眼中，这里正在稳定地并清晰可见地成长起第三种压倒性的力量。它注定要被自私自利、侵略性地加以使用，尽管并不是那么冷酷无情，比起任何先于它而存在的力量来说，这种使用还会更为成功。这就是海上霸权。它的一举一动由于比起兵刃的碰撞要安静得多，因此并不那么经常被注意到，尽管在表面上正在足够清晰地崭露头角。几乎无法否认的是，在为我们的主题所选择的几乎整个时期内，英格兰并未建立起对海洋的控制地位无疑是确定最终问题的军事因素中的主要成份。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影响在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即被预见到。在此后十二年的时间里，法兰西为统治者的个人危机所驱使，与英格兰携手并肩对付西班牙。1726年当夫勒里以路易十五之教师的身份代波旁公出任首相时，尽管其这一政策得以逆转，法兰西海军却还未受到重视，并且对于英格兰的唯一打击只是一位波旁王太子于1736年荣登两西西里的王位而波旁王朝正是它的天然宿敌。当1739年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时，英格兰海军在数量上已不止等同于西班牙与法兰西联合舰队。在接踵而至的近二十几年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这种数量上的悬殊拉大了。在战争中，英格兰最初只是凭直觉，后来意识到抓住此机遇极可能确立自己无与伦比的海上霸权，政府便主动引导。确实，迅速崛起成为强大的殖民帝国，其根基已经根深蒂固地奠定于它的那帮殖民者的特征与其舰队的力量之中。在严格的欧洲事物中，它的富裕以及它的海上强权，使得它在相同的时期内能够扮演一个显而易见举足轻重的角色。在马博罗战争之前半个世纪开始，并且在半个世纪后的拿破仑战争中得到最广泛发展的津贴制度，起到了为它的盟友输血打气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津贴，它的盟友如果不是失去了战斗力，就是元气大伤。谁能无视这样一个政府：一方面，用金钱的生命线巩固其在大陆上渐入昏迷的盟友，另一方面，将其敌人从大海上和他们的主要占据之地赶跑加拿大、马丁尼克、哥德罗普、哈瓦那、马尼拉使其国家在欧洲政治中叱咤风云？谁能够不注意到，聚集于那个政府内的力量陆地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十分贫乏居然直接起源于大洋之上？英格兰政府对于战争所奉行的政策可由皮特（Pitt）的一篇演说辞来加以清晰的阐释。皮特是那一历史进程的重要代表，尽管在进程终结之前，他就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皮特对其政敌已缔结的1763年和约大加讨伐，他宣称：“法兰西主要是，如果不是绝对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海洋与商业强国的大敌。在这一方面，我们之所获对于我们定有所值。毕竟，这来源于它的痛苦。你们却给予法兰西，使其海军获得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可能性。”然而，英格兰的收获终究十分丰厚，其对印度的统治得到了保证，密西西比以东的北美地区都落入了它的掌心。到英格兰政府向前推进的轨迹跃然纸上之时，它借助于传统的力量，并坚持不懈地加以遵循。从海权论的观点来看，美国独立战争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失策，而英格兰政府由于一系列的自然的错误而不知不觉地卷入了其中。它撇开政治和宪法上的考虑，把问题看成是纯军事或海军的。实际情况则是：在远离英格兰的地方，美洲殖民地变成了规模庞大、日渐发展的共同体。当然只要他们仍然心系本土，正如同他们当时充满激情那样，他们就能形成为英格兰在那个世界海上霸权的一个坚实基地。但是，他们的范围与人口数量实在过于庞大，再加上与英格兰相距甚远，以致于无法指望通过暴力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控制，如果任何强国愿意拔刀相助的话。　　
　　这个“如果”包含着十分明显的可能性。法兰西与西班牙所受之屈辱是如此难以忍受，并且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们肯定总想寻机报复。众所周知的是，法兰西正在仔细而又迅速地扩建其海军。如果美洲殖民地只是十三个岛屿的话，英格兰的海上霸权本来就会很快使此问题迎刃而解的。然而，事实上所出现的并非那种仅仅只是由于狭隘的相互猜忌而阻隔，那种并不难克服的普通的危险。深思熟虑地加入这样一场冲突，试图通过武力的方式控制如此广阔的、拥有庞大反抗人群的土地，并且是在距离本土如此遥远的距离之外，就注定要重新点燃与法兰西和西班牙七年战争的烈焰，而美洲殖民地的人群将会反抗而不是支持英格兰。七年战争成了如此沉重的包袱，一个明智的政府本应该心里明白，将无法忍受住新的负担，因此有必要安抚美洲的殖民地居民。然而，那时的政府并不明智，结果是英格兰海上霸权的很大一部分被献上了祭坛。当然，这只是失误，而不是存心所致；只是由于傲慢，而不是由于衰弱。　　
　　由于这个国家状况的规定性，坚定地执行一以贯之的政策在英格兰屡屡更迭的政府并不难做到。在某种程度上，目的单一性只是强加的。牢牢地保持住它的海上霸权，傲慢地确定其军事成份得以保持的备战的明智状态等等，更多地都是由于其政治制度的特征。这种制度实际上在政府出现问题的时期，将它交给一个阶层有土地的贵族阶层的手中。这样一个阶层，无论其有何缺陷，总是迅速地接受挑战并能执行一种健全的政治传统。自然，它深为这个国家的荣耀地位而深感自豪。相对而言，对于使这种荣耀得以维系的共同体的痛楚并不那么敏感。它乐意为准备战争和延续战争而加增金钱上的重荷。并且由于作为一个富裕的团体，它会感到这些负担并不嫌多。由于并不是商业性质的，这个阶层自身财富的来源并没有立即遭受危险，它并不分享那些财产毫无保护、生意颇受冲击的人们的那种政治上的谨小慎微这便是天下闻名的资本的胆怯。然而，在英格兰，这一阶层并非对于所触及的贸易或好或坏的事物无动于衷。议会两院在仔细地关注于它的扩张及其保护方面相互竞争不已，一位海军史学家就将海军管理中执行权不断增长的效率归结为议会调查的频率。这样一个阶层也天然地吸纳和维持着一种军事荣誉感。这在军事组织尚不能提供为今天所称的“团队精神”的足够的替代物的年代里，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个阶层充斥着阶级情绪和阶级偏见，这使得他们自己在海军正如在别的地方一样令人敬而远之。然而，他们的实际思想却使得从出身低微的阶层跃升到最高地位的道路敞开着。每一个时代，都能找到从民众当中的最底层跃升为海军统帅的人物。在这一方面，英格兰上层阶级的脾性明显区别于法兰西的上层阶级。迟至1789年，到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兰西海军的花名册上仍然登录着一名军官的名字，他的使命就在于去查找那些力图进入海军学校的人们的贵族出身证据。　　
　　自从1815年以来，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英格兰政府已经将非常多的东西递交到了平民百姓的手中，其海上霸权是否将会因此而受损，尚有待于观察。其广泛的根基仍然存在于庞大的贸易、巨大的机械工业和遍及全球的殖民体制之上。一个民主政府是否具有这种远见，具有对于国家的地位与信誉度的敏锐的知觉力，以及在和平时期通过投入足够数量的金钱确保其繁荣的意愿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军事备战所必需的仍然还是一个有待争议的问题。在公众中名声极好的政府一般而言并不喜欢军事开支，而无论多么需要。英格兰趋于落后的迹象就在这里开始出现了。　　
　　已经看到的是，荷兰共和国从海洋中提炼出了它的繁荣与生命，在程度上甚至超过了英格兰。其政府的特征与政策就是远不那么赞同持续地维持着海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