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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新湖南报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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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拨乱反正政策，本报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及时联系本省实际展开宣传。
争论中的是非之所以在反右派中被弄颠倒，打击面之大又骇人听闻，蒙冤者所蒙的不白之冤在所谓〃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中又一再加码，直接原因，当然是由于周惠在周小舟1_9_5_7_年7_月离湘到山东青岛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后，就公然否定了省委在这以前批准的编委会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决议；并且不经编委会研究，就撤销蔡克诚的反右派办公室副主任的职，还使他成为本冤案党内第一个被批斗的人。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由于这期间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背离了党的八大路线。1_9_5_9_年夏末秋初，在庐山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时，更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组织原则，并把阶级斗争从党外扩大到党内，硬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敌对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接着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把〃左〃倾错误推到顶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得好：〃'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错误领导发动被反革命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由于在〃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加上我们这一冤案又是周惠利用周小舟离湘的时机制造出来，所以，1959年秋末，周惠在长沙协助新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指挥批斗周小舟时，自然趁机把本案受害者打成所谓〃彭、黄、张、周集团〃在湖南的〃墙脚〃和〃台柱〃。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又把我们定性为〃专政对象〃，也是势所必然。
只有到1978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通过实践去认识、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果断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口号之后，冤案才得以平反。当年新湖南报所划5_4_名右派，全部得到改正。
总之，本案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同党、人民和国家在同一时期所经历的曲折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它充分说明个人的命运和党、人民、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回顾本案时，也就不必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和恩怨，而应该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与本案有关的历史的分析，七大以来历届党代会通过的党章有关党的建设的规定，特别是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所规定的〃党的建设必须实现〃的〃四大要求〃（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坚持民主集中制〃）为指针，对本案的曲折过程作出实是求是的分析，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是非和经验教训，以供后人借鉴。
附记：
苏辛涛同志的文章早在去年就已寄来，以后他一直关心本书的早日面世，曾多次来信，表示愿意多出资，支持克服各种困难，并嘱咐书出以后，多寄几本给他，分送亲友。由于种种原因，本书迁延至今方才排印。前不久，得到他儿女的讣告，他因患肺癌，已于今年2_月2_0_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8_4_岁。噩耗传来，我们不胜悲痛，在此表示深切的悼念。他坎坷的一生，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刘皓宇2000年4月
柏 原长夜漫漫终有旦时
1956年，我在新湖南报（后来改名为湖南日报）任编辑委员；1956年8月底，我经过考试和审查，奉命到北京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1958年被划为右派，是因为1956年在党的会议上按照〃百家争鸣〃的指示提出了不同的工作意见。还有，我不该写日记，更不该老老实实地把它交出去。
1957年冬天，北京的干风像刀子一样割脸，回到长沙，又感到阴寒砭骨。大概是我的心情异常的缘故吧！走进报社，遇见的人大都拿眼睛看看我，有的点一点头，匆匆走开。我体会到什么叫〃道路以目〃了。回到家里，四个孩子照样嘻嘻笑笑，问爸爸给他们买了什么东西。他们都很小，大的才六岁。妻子强作欢颜，却掩不住满腹愁肠。向我叙说了反右的情况之后，要我稍为休息一下，去见一见官健平和孟树德，现在他们独揽大权，划谁的〃右派〃，不划谁的〃右派〃，两人说了算。
第二天我到了官健平家，孟树德也在那里。官健平拉长着脸，孟树德则笑嘻嘻地端详着我。我刚坐下，官便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到北京去向中央告了状？〃
〃没有。〃我把党校征求意见的经过说了一遍。
〃有人说：你告到了中央宣传部。〃
我否认了，官健平仍旧咬住不放：〃你实际上向中央告了状。〃
孟树德接着派定我的罪名：〃你是邓苏右派反党集团骨干之一，这是早已确定了的。不过，你去北京一年，他们有的活动你没有参加也是事实。我们想，对你处理比李冰封还轻一些，就要看你的交待情况如何了……〃
李冰封也是编委。56年编委会争论的时候，他在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不在报社。5_6_年秋季，他毕业后回到报社，关于办报方针，他和多数编委是一致的。
从官健平家里出来，我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自以为摸清了他们的底。原来，他们最恨的是我〃向中央告状〃，这不能构成什么罪名。党章有规定嘛，共产党员有权〃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何况我还没有告到中央去。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岂不知权力大于一切！〃莫须有〃可成罪名。
我蹲在家里把我在争论会之外的有关言行写了交出去，要写的本来不多，写完了就闭门读书看报。没有人登门，我也不去给别人添麻烦。这样过了很久没有动静，我猜想是社里要打击的对象太多，官、孟腾不出手的缘故。新年过后的一天，忽然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骂我的稿子。给我派了个头衔〃邓、苏反党集团的军师〃，说我起了〃摇鹅毛扇〃的作用。想不到竟这样抬举我。不过，它是个信号，表明快要对我开刀了。果然，没隔两天，反右办公室的专干曹田寿就来通知我：晚上开我的批斗会。
自参加革命以来，我参加过不少的批判斗争会。过去都是批斗别人，这一次是我第一回挨批斗了，心中说不出的苦涩滋味。不知是否有人研究过批斗会的发展史，它好像来自苏联。在苏联的某篇小说中，它的借代称呼为〃往中间站〃。凡是被某种权威认定犯有某种错误或罪过的人，就让你站到一伙人的中间去，接受批评、审问、辱骂，甚至于……你只有认罪认错的份，没有辩护之权，否则，轻则说你〃态度恶劣〃、〃极不老实〃，重则招来更猛烈的批斗，严厉的惩罚。这种方式相沿成习，成为革命队伍里的家常便饭，不是今天你批斗别人，就是明天别人批斗你，结果无一得以幸免。这种办法实质上是 _以革命名义掩盖的一种威慑手段，在威慑之下，可以诬人，也可以自诬。仔细想来，它实在太不文明，绝无好处，跟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拨乱反正以后，它基本上被废止了。可是，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它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重要手段。这些是我事后的想法，当时顾不得想这些，只想如何度过跟前的严关。经过若干政治运动，我也学了些〃经验〃。我知道，万一不幸当上了批斗的对象，绝对不能硬抗硬顶，也不要违背事实乱讲一通。比较稳妥的办法是所谓〃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咬着牙忍耐，熬到运动后期，照例有个复查阶段。虽然会给你作个带尾巴的结论，说你不是一点问题没有，终究不至于吃大亏。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不再大言〃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了！
这天，妻子好似送我上刑场一样，煮了两个荷包蛋给我吃。她说：〃不晓得会要开多久，你要保住身子。〃千嘱咐，万嘱咐，劝我多多忍耐。〃态度要好一些，人家怎么说，你也别发气。〃
批判会会场设在办公大楼的会议室，打从北京回来，我还没有到过。室里室外和走道上挂满了大字报，白茫茫的一片，好似追悼会的挽联，透出一种阴森森的气氛。会议室里坐着大约二十来个人，都是熟悉的面孔，现在冷冷地对着我。我被指定坐在预定的椅子上，出乎意料，没有让我站着。大会宣告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发言，讲些什么，现在记不清了，反正就是扣各种各样的帽子吧！我明白，这都是领导人布置好的，谁参加，谁发言，讲些什么……都经过审查批准的。发言人多数是奉命行事，发一些违心之论。少数人想藉此立功，极力做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样子基本上，都在做戏。想通了，倒也不去计较。然而，此刻戏正在上演，我又是其中的反面主角，不得不虚应故事。我埋头恭听，持笔速记，表示在认真接受批判。会开到最后，照例由批判对象表态，我也说了几句，表示将进一步深刻反省。
严关就这样过来了，没有再开批斗会。我猜想，大概在官、孟他们的账上，我的一笔已经清算好了，无须多费力气。其实不然，过了一向，又是那个曹田寿找上门来。二话没说，就问我：〃你记了日记没有？〃突然提出，我思想上毫无准备，就习惯性地按照对党忠诚老实的原则，毫不迟疑地回答〃有〃。因为我当时的心态，官、孟也好，曹田寿也好，都代表党组织。曹田寿沉着脸说：〃你拿来，我们要看看。〃我马上取出没有用完的一本给他。
1958年1月24日，内部刊物《新湖南报人反右斗争专刊》以四开大小、三个版面刊登了对我的〃揭发和批判〃，其中《柏原反动日记摘录》占了一大半篇幅，标出的主题是：
〃看起来柏原一本正经，高深莫测，骨子里却是个反动透顶的右派。〃
副题是：
〃他针对李冰封调往省委一事竟在日记里写：'党，党，多少坏事假汝之名而被实行之！'〃
原来孟树德正感到我的材料不足，难以写罪状的时候，得到这本日记，大喜过望，马上亲自动手从中摘取了一些片断，用以证明我〃反动透顶〃。他模仿反胡风时公布胡风往来信函的样板，也加了一些编者按，企图引导读者。摘录的这部分日记，反映了我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无论苏联、波兰、匈牙利也好，中国也好，中心问题是个民主和专政的问题，党内国内缺乏民主，以至脱离群众，产生了种种弊端。我认为按照恩格斯的教导：〃应该解放思想〃、〃不相信一切神圣的东西〃。（《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摘录》很长不便照抄，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湖南日报社和省档案找到）。
李冰封的调动是怎么回事呢？
李冰封是《新湖南报》编委会成员，报社派他到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进修了两年，于1956年夏季毕业回到报社。第二年春，省委组织部调他到省委办公厅做一般行政干部。他热爱新闻工作，1948起他在东北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开始作编辑。北京解放以后，他参加了《人民日报》工作。1949年南下到湖南，为《新湖南报》创办人之一，至今已有十年的报龄，可称老报人了。他刚从中央党校深造回来，正想发挥专长，为省报作出贡献，上面却要调他去做不需专业知识的行政工作。因此，他向部长陈述意见，请求不要调走。部长承认他讲的理由，说花十年功夫培育个新闻干部确实不易；但是，简单地一句话回答：〃这是党的需要，你得服从。〃李冰封与我是多年共事的知友，他心中苦闷，便写信向我倾诉。他认为，报社编委会正待加强，却把他调走，他怀疑是官、孟排除异己的计谋，因为他赞同多数编委的办报观点。来信要我打听什么地方需要新闻干部。我和北京工人日报社联系，那里立刻表示欢迎，请他去任编委。我写信告诉李冰封的时候，他因被催逼不过，已到省委办公厅报到了。我很为他不平。联想到党校同学谈过某些领导干部假公济私、腐败专横的事例，不胜气愤，遂发出了〃党，党，党……〃的呼喊。
《柏原反动日记摘录》发表以后，我在报社〃右派〃当中，有点一鸣惊人的味道。那时我们一伙几十个〃右派〃被编成劳动队伍，每天去清垃圾，扫厕所，运大粪，支援郊区菜农，大家天天见面。有的人就笑着对我说：〃你那句'党，党，党……'也确实够厉害的。〃〃够厉害〃什么意思？我体会，是说可以构成大罪。事过若干年，他们才讲真话，认为我那句话没有说错，过去没有错，现在也没有错；只是不该写出来罢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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