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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新湖南报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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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说，官健平所有的，正是这样一套本事。
我在小组会上只提了一个问题，肃反运动肃我是错了。1949年8月长沙解放，9月我即进了新湖南报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这时我还不满十八岁，中学还没有毕业。不但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说还没有政治历史。为什么要把我列为肃反运动对象呢？在肃反运动后期，宣布处理之前不久，报社肃反五人小组找我谈话，念了一个《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给我听，我越听越觉得同我没有关系。这个文件中说的特务间谍、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恶霸、土匪、胡风分子、托匪分子、汉奸、蒋匪军、政、警、宪人员、敌对阶级、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都跟我扯不上。肃反运动一开始，就宣布俞润泉、张志浩、朱正、钟叔河四人是一个〃反革命集团〃。这四个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过去并不怎么接近，现在大约是因为都要加以打击，就临时编为一个小集团了。
有趣的是这个小集团的称号，或者说〃所定的性质〃，开始，反革命小集团；批斗若干时日之后，调子稍稍有点降低：反动小集团；最后定案材料上写的，却更加客气，只不过是思想落后小集团了。当我看到拿给我签字的这份定案材料，真是啼笑皆非。肃了一年，并没有把我肃成反革命，这是因为十人小组的那个文件规定了一些具体界限，现在不说我反革命了，只说是思想落后，我有什么办法证明我的思想并不落后呢？在整风小组会上，我说：如果这是肃落后运动，我落后，肃我是肃对了。现在是肃反运动，在定案材料上没有一条反革命的内容，肃我是肃错了。
这里简单插说一下新湖南报社的肃反运动。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新湖南报立案审查的有十馀人，他们之中，像朱正、钟叔河，在政治历史上毫无问题。有些人有问题，例如许任飞，曾任国民党军方报纸桂林《扫荡报》总编辑，后来又在重庆《大公报》任编辑；谌震曾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挂过上校参议的头街；邹今铎原为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在上饶集中营关过。他们的这些问题都不是在肃反中查明，而是相反，都是因为自己已早交代了这些问题才被列为肃反对象。这十多个〃老虎〃被内查外调、检举坦白、批判斗争，折腾大约一年。其中谌震、许任飞、俞润泉三人还被宣布逮捕法办，捉到看守所关了几个月，到运动结束时才放回报社来。我还记得，每捉去一个，就把我们这些〃老虎〃领到写了这事的黑板报前面（逐个带去，每次一个），吓唬一番：你得争取时间，坦白交代，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如此等等。这样一年肃反运动的结果，报社并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来。这些〃老虎〃，包括〃逮捕法办〃的三个，除了自杀和病死的以外，现在多已享受离休老干部待遇了。
肃反运动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新湖南报社一处独有的，其他单位的肃反也大同小异。1_9_5_7_年7_月1_8_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提供了几个数字，拿来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了。社论说，在肃反运动中，〃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这就是说，给一百三十多万肃反对象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换句话说，就是肃错了的。而在定案材料中定为反革命分子的，社论说是〃有八万一千多名〃。两项相加，肃反对象共约一百四十多万。取整数以一百四十万为分母，错案率是百分之九十四强，每一个在运动结束时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平均有十六个不能定案为反革命的肃反对象作陪。
这里说的是全国的情况。至于新湖南报社的肃反运动弄得这样一塌糊涂，还有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报社肃反五人小组组长是官健平，而他，正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别有来历〃的人物。当时他是报社最高领导人，我们这些在下面的编辑记者无从知道他的底细。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他当了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省委机关造反组织〃永向东〃去调查了那些〃走资派〃的情况，一查，可就不得了。〃官健平何许人也？现在查明，他的姓名、年龄、籍贯都是假的，只有性别是真的。他曾是追随'反共救国团'的得力帮凶，抓过农民领袖，打杀过共产党人，后来又成为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干班特务中队长的心腹，结业后又被提升成为工作队的分队长。还在四十年代初，他在广西一个中学任训育主任时，结识了在该校当教师的地下党员何大群。此时，他一方面秘密担任国民党湘桂铁路特别党部的监察委员，一方面又和我地下党交往密切。日本投降后，他来到长沙，取得地下党的信任，混入了党内，并施展种种伎俩，迷惑上级领导，当上了地下工委书记。解放后，官健平对顶头上司阿谀奉承，青云直上，飞黄腾达。〃（邓钧洪《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载上海《新闻记者》杂志1989年第6期）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些经历，岂不正是肃反运动应该审查处理的对象吗？可是不成。他是五人小组组长，肃反运动正是由他主持，他当然不会把自己列入斗争对象。他需要的是转移视线，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于是把那些主动交代了历史上的某些问题的人作为对象，还凑不足数字，再找一些历史上毫无问题并且毫无疑点的人作为对象。
这些人，自己本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没有隐瞒什么问题，却被列为肃反对象，平白无故失去一年自由，挨了多次批斗，不免有些怨气。整风运动开始，号召向领导提意见，于是好些肃反对象就把这问题提出来，要求〃给一个说法〃。
小组会上，提其他意见的也不少。当时发言最积极，意见最尖锐的，是钟叔河和李长恭二人。李是不久前才从江西钨矿工人报调来的，山东人，很豪爽，能写，是个发稿很多的很强的记者。
这样的小组讨论延续了两三个星期吧，也就冷下来了，小组会也不再开。大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以为要说的话都说过了，也不必多开会了吧。现在想来，冷下来的原因是中共中央布置反右派斗争的内部指示已经下达，要将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了。人事科也忙起来，晚上都加班，这倒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猜测这是为什么。事后想来，当是为反右派斗争作准备吧。
二
6_月8_日一早起来，人们吃惊地在报上看到《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过两天，又是社论《工人说话了》。大家知道，风云突变了，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新湖南报》在版面上当然立刻有了反映，每天都以很大的篇幅报道省内外的反右派斗争。至于报社内部，一时却颇为沉闷，不见动静。官健平在党支部会上作了反右派的动员，号召共产党员起来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至于他有没有在包括党外干部的全社大会上也作了这样的动员，我就不记得了。
新湖南报反出来的第一个右派分子是唐荫荪。大约是7_月8_日，黑板报的大字标题是《向唐荫荪宣战》。当时大家都知道要反右派了，但是都没有想到第一个会是他，很觉意外。他谦和文静，工作努力，人缘也好，以前也没有受过什么批评处分。整风鸣放中，好些人都比他更活跃，发言比他更尖锐，更刺激，这些人都还没有被划成右派，为什么第一名右派分子是他呢？
现在想来，就不难明白了。唐荫荪当然应该是新湖南报社的第一名右派分子，因为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他上大学的时候，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想找共产党，没有找到，找到了民盟，就加入了。在他自己，以为这是冒着危险参加了革命，没有想到几年之后这却成了他受打击的一个原因。反右派斗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民盟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宣称：〃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这里说的〃章罗同盟〃即〃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毛泽东有这样用简称的习惯，例如他把杨得志、罗瑞卿、耿飙统率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简称为〃杨罗耿兵团〃。党报原是不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但唐荫荪是解放前参加民盟，解放后考入新闻干部训练班，到新湖南报工作，参加了青年团，却还保留了盟员身份。他是新湖南报社唯一的民主党派成员。9_月5_日《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报道说：〃唐荫荪就是民盟右派集团安放在本报的坐探〃。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拿他来祭旗，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唐荫荪最主要的一项右派罪行，是筹办同人报。9月5日报纸上那篇报道宣布，他、钟叔河、郑昌壬、李长恭、朱纯五人，是一个筹办同人报的小集团：〃在大鸣大放中，民盟右派集团为了与党分庭抗礼，笼络知识分子，办报的雄心勃勃。因此，他们之间很快地结合起来，共同密谋开办同人报。〃
民盟湖南省委原来是有一张对开日报的。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7日，由民盟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杨伯峻任社长的民主报在长沙出刊，比新湖南报的创刊还早了八天。《民主报》的总主笔是杜迈之，报上的专刊有王西彦主编的〃新文学〃，杨荣国主编的〃新知识〃等等。这张报纸从创刊起，就受到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压力。一次因为刊登了某一稿件，受到新湖南报读者服务栏刊出的众多读者投书的围攻。该报又无固定财源，向银行贷了几次款，终于无法维持，于1950年12月11日停刊，人员星散。杨伯峻从此潜心著述，成了研究古汉语的著名学者。一些编辑记者，如朱纯和后来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严伯嘉等，就调到新湖南报来了。
整风鸣放初期，谭震林到了湖南。他批评了新湖南报，说是〃死人办死报〃，还说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其实这些都不是谭本人的意见。〃死人办报〃是毛泽东骂邓拓的话，表示了他对人民日报对鸣放报道不力的不满。办两个报唱对台戏，是4_月间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杭州开会时毛泽东的插话。谭震林的这些话传到了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的耳朵里，尽管他不知道这是转述毛泽东说过的话，就是谭震林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已经够权威了。这个信息使杜迈之十分兴奋，于是跃跃欲试，想重新办起一张报纸来。唐荫荪是盟员，朱纯是民主报的老人，钟叔河是朱纯的丈夫，再邀了李长恭、郑昌壬两个，这五个人就成了一个与民盟右派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小集团〃，他们是要办〃一张湖南的《文汇报》在民盟右派集团领导下的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见9月5日《新湖南报》报道）
事实上，像经济来源、社址这些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都没有涉及到，不过是有此意愿，有些谈论，也就足够划为右派了。
对于这个小集团的最后处理，唐荫荪的处分最轻，是监督劳动，其他四个都是劳动教养。
三
在反出这个党外右派小集团之后不久，新湖南报又反出了一个党内右派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共二十余人，约占全社右派分子半数。其中包括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辑苏辛涛，以及傅白芦、蔡克诚、柏原、李冰封、张雨林、袁家式六位编委，此外多是各报道部主任、副主任等中层干部，业务骨干可说是一网打尽。
所以会发生这事，有一个背景，就是在1956年编委会内部有过一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事情得从1955年说起，原来主持全面工作的社长邓钧洪调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另派官健平任新湖南报总编辑。此人情况，前面已经说过一些。他对报纸业务懂得不多，在他的主持下，报纸版面充斥着每年周而复始的农事活动的报道：春耕、积肥、抗旱、防汛……省委和业务领导部门送来的那些工作指示，总结报告等等，他全都登在报上。而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新闻界的响应是《人民日报》改版，《文汇报》复刊，版面都很活泼，有吸引力。对比之下，多数编委认为新湖南报不能这样办，提出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要把报纸办得丰富多彩，读者才愿意看。于是，在编委会内，以官健平和副秘书长孟树德为一方，苏辛涛和其他几个编委为另一方，就此展开了争论。
_争论的情况，在199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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