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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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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说，力求对从代表大会的讲台上表示的担心给以答复。
我觉得，履行总统的职责就是要坚定地继续贯彻改革政策。我对那些担心总统
制会产生篡权现象的代表说，这样的担心没有根据：“宪法本身便是保证，而宪法
现在由强大的、握有实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
米捍卫……作为这方面的保证，还有在我国已成为现实的公开性、政治多元化。”
从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可以说，这是很有力的论据。1991年8月那次未遂的篡
权尝试，以及后来，同年12月那次得逞了的篡权事实证明，危险并非来自总统握有
的广泛权力。值得纪念的那一天的傍晚，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我还不得不花2～3个
小时接受代表们的祝贺，倾听他们的要求、希惯望、忠告，还免不了对苏联和外国
的记者发表简短的谈话。随后，当大厅里的灯火已经熄灭，我站起身来回到办公室，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那里等我。还有两位助手：沙赫纳扎罗夫和伊格纳坚科。我
们举起酒杯，喝了咖啡，以此纪念我的新的地位。而我对自己发问：我的地位难道
真的起了什么变化吗？
新体制的漏洞
请设想一下，一位军事首长，其属下有司令部，有元帅和将军，但却没有他可
以指挥的部队。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如果失去能够依凭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握有实权的指挥机构网，岂不也很可能陷于同样的境地吗？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
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有总统，有司令
部（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但下面没有支撑。好像没有人来公开否认中央最
高权力机关享有特别的权力，可是从上面发出的脉冲却得不到有力的回应支持。
当我们作出了实行总统制的正确的决定之后，我们实际上还是停留在那个初始
阶段，没有把问题想透，想到底。因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也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力，再
加上那个优越性，就是他还能通过最高立法机构发布权威性的决定来加固自己的路
线。总统制的优点尽管很多，但也只有在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时才能发挥出来。在这
里，我们确实有过动摇，没有做到始终如一。在对已经出现的变化进行讨论时，无
论是在我周围的人，还是在范围更大一点的政治局里，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理论总归是理论，实践，活生生的政治才始终最有发言权。这一次也不例外。
对始终不渝地搞总统制共和国妨碍最大的，莫过于我国政府对自身权力的担心。雷
日科夫和他的战友们顾忌有人会贬低部长会议，将其降低到次要地位，变成“国民
经济委员会”。对此他们坚决不同意。而我当时既没有理由、更不希望同雷日科夫
发生争执。我一如既往地很看重他这位经历过国家计委锻炼的管理行家的经验，也
不怀疑他对改革事业的执著追求，并决意同他共事下去。
从另一方面讲，顾问们的论据也很有说服力：总统不应该把领导经济的重担直
接压在自己身上。问题成堆，势必他会事无巨细亲自过问。
简言之，当时决定部长会议的职能不再变动。我的看法，大矛盾即由此而来。
另外一个严重的疏漏是，我们并没有在实行总统制的同时，建立起强有力的司
法机关，我们没有成立名副其实的宪法法院（或者赋予其相应的最高法院的权力），
却成立了一个宪法监督委员会。
满有理由以为宪法监督委员会能在我国国家生活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并协助解
决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它那里却杏无音信。至多也不过
是对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作出决策，或者作出可以有截然不同解释的非常模棱两可
的裁决。爱说俏皮话的人开玩笑说，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决定要由善释神谕格言的女
巫来解释。控告委员会的信函很多，但我认为我不能介人这个领域，因为这严重关
乎权力分立的原则。
无论对导致政府地位的举棋不定，还是司法机关方面的疏漏，自然都不能与总
统制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相提并论，我已经说过，这是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独
立宣言之后立即展开的主权大检阅。继之而来的便是法律大战。各共和国赞同只承
认将为它们的议会所认同的那些联盟法令。中央政权遭到了严重损害。
显而易见，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宪法的修修补补，应当签署新的联盟条约，
并相应地改变整个国家体制。可见，我们刚刚完成一次相当彻底的改组，又面临必
须着手进行另一次改组的问题。
第十五章 党和改革
苏联共产党开始变革
在有倾向性的改革史编纂学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提法，似乎苏共几乎从一开始
就是变革的反对派，而且尽其所能地干着阻挠改革事业的勾当。也许，党内确有不
愿见到任何变革的保守分子，还有那些预感到改革对他们的利益会构成威胁的党僚
们，对改革抱着十分警觉的态度。但大多数共产党员意识到必须对现行制度进行深
人的改革。正是作为一个组织的苏联共产党，才是变革的首创者。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反对的声音：这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群有民主化情绪、
充满批判意识的人。这样的人在各个阶段都会出现。一部分遭迫害，另一些人则遵
从游戏规则行事。二十大使体制经受过一次重大的变革，但并未完成；随后又着手
对体制搞过一些革新的尝试，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开始阶段。但有一件事实，即
党内在不断成长起来一批或者一个阶层的潜在的革新者，这个阶层一次比一次行动
更加大胆，而且能得到苏共党内更加广泛的支持，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证明，苏共作
为执政党尽管保守主义甚重，意识形态僵化，但终归还是经受住了这场伟大的变革。
在“最高层”有那么几个人坚信必须实施变革，而且准备亲身去冒这巨大的风
险：他们开始了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针对高度集中、官僚主义盛行、意
识形态僵化，且成功扎根已有70年历史的那个体制的根本性改造。同我一起开始这
一事业的那些党的领导成员与各地区、各社会阶层、政治流派、党内的许多派别都
有联系c他们知道，在苏共党内和社会上有利于革新的情绪相当强烈。据此他们信心
十足，因为我们着手的并非堂·吉河德式的行为，是会得到支持的，总之，改革不
是一天两天的宣传活动，也不是中彩摸奖的口号。我国是历尽艰辛才得到这个机会
的。
还应当看到，“改革运动”只有在发端于党内的条件下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
任何别的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组织，想发挥类似的主动精神，那是注定会徒劳无功
的，会遭到社会“政治核心”所排斥，也会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对现行制度的蓄
意低毁。
这就是说，只有兴起于党的怀抱之中、由党的领导人来推行的事情，正统派人
士才能勉强地容忍下来，不过总还得小心谨慎才是。而要是这样的事从一开始便发
韧于旁门别路，就会寸步难行，必将被扼杀于萌芽状态。
这时候，社会就已经像是一口蒸汽锅炉。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党自己给已逐步
把社会的其他阶层全都卷了进来的变革过程定调子；要么保留原来的体制，不作任
何变动，任其存在下去。到那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强力大爆发。应当关切的还有这
样的情况：改革体制，也就是将其逐步重建，只有手中握有权力的杠杆才做得到。
我们是从变革观念起步的。重要的是开动“改革的发动机”，并且要“行驶到”
已经无法再掉过头来走回头路的那个点位，在这个点位上我们是有着以前变革尝试
的教训的。我指的是赫鲁晓夫、柯西金；我没有忘记“60年代的人物”；我给予萨
哈罗夫、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应有的评价。所有这一切都可算是由我们发端的改革的
各具特色的准备阶段。它们无不留下了自己的印痕，即使不是在结构方面，至少也
在思想方面。
可以说，指责我行动迟缓，把按照“进一步、退两步”的原则而造成的一切摇
摆不定都归到我的头上已成时尚。而如果我们严格地回忆一下事态的进程，那么从
1985年四月全会起，我们还从来没有变更过政治方向，始终都是沿着变革的道路向
前推进的。当然，也并不一直都是同一个速度，是有张有弛的。但从未有过从民主
化改革的既定目标上后退的事。
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就挖得很深，最初不过松松土罢了，想是能够得些先前所不
曾有过的好苗苗。当时已经涉及到所有制、商品货币关系、经营管理的新形式等问
题。改革的构思，随着运动的进展，加之积累了一些经验，其轮廓更加明晰了。运
动不是自发地、也不是按照总书记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在辩论和执政的共产党正式
机构作出的决议的基础上推进的。
如果照这些“党的里程碑”来看，改革的历史大体如下。
第一阶段，从1985年4月到1986年苏共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万事开头难。
我们摆脱了渐渐地已习惯的意识形态的模式，初步地尝试着分析要建立一个怎样的
社会，这个社会与列宁的设想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它在世界上占有怎样的位置。我
们回顾了自己的历史，尽量剔除对历史的扭曲。开始制订一份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
围之内的革新社会的计划。
在这一可说是哲学阶段之后，是组织阶段，这阶段已在研制经济、政治和法律
的改革的规划，并采取将其付诸实施的措施。而此时每前进一步都要由党、由其领
导机构的决议来安排。我记得，1987年的一月全会上提出了必须重新审视关于社会
主义的过时了的观念，并建议采纳一系列社会和国家民主化的激进措施。同年的六
月全会，批判了管理经济的行政指令方法，并明确表示支持彻底的经济改革。1988
年的二月全会是在“给革命性的改革以革新思想”的口号下召开的。最后，全苏第
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成了改革事业从哲学思想和第一批按照“在实践中摸索的
工作方法”进行的实际行动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开展全方位深人推进过渡的基础；
首先是向实施1917年之后第一次自由选举议会过渡。
于是，任何一个公正无私的研究者都应当承认，党不仅曾经是改革的发动机，
而且事实上还在人民代表大会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之前就已经同意放弃自己在社会
上的垄断地位了。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政权便开始转交到苏维；埃手里。党就像在民
主社会里那样，已经不再能指令性地决定国家的发展，而是应该通过政治手段行动
了。但它仍然是惟…一支拥有全联盟范围的组织规模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不过，许
多党的委员会在失去习以为常的指挥职能之后自我感觉失常。
对党来说十分沉重的阶段开始了，它要寻找自己在革新中的社会里处于怎样的
地位。广大共产党员面临着实实在在要决定党的命运的问题：它有没有能力改革好？
能不能从一个与国家同生同在、在许多方面官僚气十足的结构改变为群众性的按民
主作风组织起来的左派力量的政党？一场全党范围的大辩论自发地启动了，矛头针
对领导的批判浪潮掀起来了，脱离党的队伍的人数急剧增长。苏联共产党的团结统
一因各共和国的分立运动而开始逐步削弱并遭到破坏。
即使在这一十分艰难的时刻，苏联共产党仍继续在对事态的进程发生重大的影
响。在1988年的七月全会上，讨论了落实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决议的问题。九
月全会的议题是完善党的机关结构。1989年1月，中央委员会核准了苏共参与选举的
政治纲领。3月，发表了新的土地政策，其主要目的为恢复农民是土地主人的地位。
同年的九月全会因通过了《关于党在当代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纲领而成为瞩目事
件。1990年2月5～7日举行的全会，又通过了苏共中央提交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的纲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我希望读者不要埋怨这份“党的大事记”。提到党的这些会议，我想强调指出
的是，党的生活并未止息。作为苏联的当选总统，我根本不准备像现今某些人所认
为的那样，“让党听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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