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10-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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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句话是真理。　　　
　　　　你们教育界人士，视教育为万能，不问政治，是错误的。要知，最重要的是政治。必须若干年后，世界大同的时代到来，那时，人们到处高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什么叫做帝？古人对自然现象，自然数雷为帝，认为它具有巨大的力量，鼓动万物之生机，主宰世界；对社会现象，把政治力量比做帝，教民勿惰，使民宜之。尧舜小康时代，人民开始见到了民主精神的光明，便欢欣鼓舞地歌唱：“帝力于我何有哉！”迨至世界大同时代，人民更要欢欣鼓舞地歌唱：“帝力于我何有哉！”不过把古老的名词——“帝”改变为新的名词——“政治”罢了。那时，政治服从教育——真民主教育。假民主教育比真专制教育还恶劣。现在，美国所讲授的民主教育，就是假民主教育。杜威集假民主教育之大成，扬其波而助其流，所谓小人之无忌惮者也！在他的心目中，哪里还有“人民”二字。我希望你再给学生讲课时，把现在美国的假民主教育，改写成“民诅”教育。　　　
　　　　这些看法虽时见疏陋偏颇，但品读之下，读者诸君该不会把它们统统归入可笑、不当之列吧？至于辜鸿铭把Democracy（民主）拆字成　Demo…cracy（意思为魔鬼加疯狂）；既反映了他对西方民主的讨厌之情，也反映了西方民主的虚假一面。　　　
　　　　对辜鸿铭的思想政见，罗振玉是倾心佩服的，尝言：“天之生君，将以为卫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铎，其否泰通塞固不仅系于一人一国已也。”又说：“君论事于二十年以前，而一一验于二十年后，有如蓍龟，此孔子所谓‘百世可知’，益以见其学其识洞明无爽。”
八、今人究竟该如何评价
　　　　在中国近代史上，辜鸿铭演足了自己的悲喜剧。　　　
　　　　以他的聪明智慧，却没有与时俱进，这是为人所叹惋的。罗振玉甚至认为辜鸿铭“不见用于当世，乃国与民之不幸，而不在君也”。辜鸿铭的意义当然不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丑而可观的形象，而在于他是那个崇洋媚外的年头中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在于他让世界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精义（虽有残缺之嫌），了解到中国人的不可欺。　　　
　　　　对这个旷世怪杰，百年来评价不一，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些褒者，自然也认识到辜鸿铭身上的种种残缺，因此极力为其饰非，如林语堂就说：“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同时代的学人陈彰在略指辜氏之疵后，语锋一转，道：“此正如浮云之掩月，无所损其光辉。只是以其才学，竟于国计民生无所裨益，而至穷愁泥街，以终其生，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贬者中除上述已陈外，还需提及三十年代曾任岭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的陈序经，他对辜鸿铭的批判（如说辜是“中国留学生之守旧最深，而主张复古最力者”云云），是以一种思想的极端反对另一种极端。前面说过了，吴宓对辜鸿铭是有所尊崇的，他认为“辜氏于中国之道德文化，具坚深之信仰，是其卓见；于西方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痛斥不遗余力，且能以流畅犀利之英文文笔表达之，是其特长。对国家世界，其功自不可没”。针对辜鸿铭言论多武断而偏激，加之其人品性格亦多缺失，傲睨一切，诙谐谩骂，放荡不恭，吴宓特别指出“决非崇奉人文主义而苦心化世者所宜出，决不足为今日中国及未来世界精神之师表”。该如何看待这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呢？他提供了一个看法：“吾人之于辜氏，毁之固属无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康增进也。”（吴宓《悼辜鸿铭先生》）窃以为此论值得人们反复研讨、品味和反思。　　　
　　　　时过境迁，这些年来对辜鸿铭的评价渐趋客观公正。对其在宣传中国文化遗产方面所具的不世之功应予以充分肯定。如冯天瑜教授说，辜鸿铭乃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在‘古今中西之争’中演化出来的一个奇特而复杂的标本”。黄兴涛博导认为：“他是五四时期以前惟一有分量的向西方积极弘扬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是中学西渐史上一个独特的代表，只有他，硬是在传教士的垄断中挤得了一席之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炎还为辜鸿铭的陋俗作善意的辩护，认为：“辜氏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对诸如缠足、纳妾、吐痰等这些现代人眼中的陋俗为之辩。其实，在现代性向全球拓展之先，世界各个民族都存在不少被今人视为陋俗的习俗，即使是自以为文明高人一等的欧洲人也并不例外。”鲁枢元以作家和学者的眼光来看他：“在历史的苹果园里，辜鸿铭是一只过早坠地的‘落果’，他的可贵之处是超前地看到了社会发展中的困境和危机，他的可悲之处也正在于此。”　　　
　　　　总之，辜鸿铭是一本内容驳杂、耐人寻味的奇书，常读常新，愈发有味。
　　　　（引文参见《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黄兴涛等译；《名人笔下的辜鸿铭　辜鸿铭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黄兴涛编；《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个遗老辜鸿铭》，江苏文艺出版社，孔庆茂、张鑫编；《辜鸿铭印象》，学林出版社，宋炳辉编。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对照罗列。）　　　　
　
　
二十四桥何在？
？　吴锡平
　
　
　
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
玉人何处教吹箫。
　　　　这是晚唐大诗人杜牧的名作《寄扬州韩绰判官》中的诗句。可以说，在所有歌咏扬州的诗词文赋中，要数这一首最为脍炙人口，也最广为人知。尤其是后两句简直成了扬州秀丽风景的一枚经典徽章。事实上，很多人也正是从这两句诗出发，溯源而上，认识二十四桥，认识瘦西湖，继而认识扬州的。可是，在那些纷至沓来徜佯陶醉二十四桥景区美妙优雅的景色中的天南海北客中，又有谁知道，杜牧这首几成绝唱的诗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悬疑千古的谜题：二十四桥所指为何？位居何处？岁月流转，和世间许多事物不知所终一样，事实上的二十四桥已经湮没在历史烟云的深处。如今来探究它的身世，只能借助各种各样的文字记载。检索那些历朝历代留下的关于扬州的诗词文章，二十四桥的身影频繁闪现，这其中对其的记载、理解自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顾盼之间，就和春日里的扬州一样“乱花渐欲迷人眼”了。细细梳理这些隐藏在纸本册页里的文字，大体可将其归纳为这样几种：　　　
　　　　一桥说。最有力的佐证莫过于白石道人姜夔的那首著名的《扬州慢·淮左名都》：“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细细品味词中意境，当指一座桥无疑。与白石道人同处宋代的另外几位诗人，他们描写的二十四桥，亦可认为是指一座桥。如韩琦：“二十四桥千步柳，春风十里上珠帘”；赵公豫：“桥在大业间，今日已倾圮”；吴文英：“二十四桥南北，罗存香分”，等等。
　　　　清初的历史学家谈迁在其日记《北游录·纪程》中记载过访寻二十四桥的经过，还为此赋诗一首：“斜阳古道接轮蹄，明月扶疏万柳西。桥上行人桥下水，落花尚自怨香泥。”不难看出，他是将二十四桥看作一座桥的。持相同观点者，还有清代词家吴绮、《扬州画舫录》作者李斗、民国《扬州览胜录》作者王振世。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说：“出西郭二里许，有小桥，朱栏碧（“秋”字下加一“瓦”字），题曰烟花夜月，相传为二十四桥旧址，盖本一桥，会集二十四美人于此，故名。”李斗在名著《扬州画舫录·卷十五》中，认为吴绮的“美人之说，盖附会言之矣。”他则以为：“廿四桥，即吴家砖桥，一名红药桥，在春熙台后。”不管二十四桥具体指哪一座桥，一个共同点是在他们的著述里，二十四桥都是以一座桥的形象出现的。　　　
　　　　此外，在明代齐东野人编撰的《隋炀帝艳史》中，也有一种关于二十四桥来历的说法：炀帝与萧后同去一新建石桥赏月，萧后问：“这桥叫什么名字？”炀帝道：“没有名字。”萧后道：“既没名字，陛下何不就今日光景起他一个，留以为后日佳话？”炀帝道：“说得有道理。”遂低头想了一想，又周遭数了一遍，说道：“景物因人而胜，故人有七贤乡、五老堂，皆是以人数著名。朕同御妻携十六个妃子，连朱贵儿、袁宝儿、吴绛仙、薛治儿、沓娘、妥娘六个，共二十四人在此，就叫它二十四桥，岂不妙哉？”大家欢喜道：“好个二十四桥！足见陛下无偏无忘之意。”二十四桥由此得名。这当然是小说家说的话，对其可信度尚需慎重对待，但由此我们也可知道，当时的文人一般都愿意将二十四桥看为一座桥。　　　
　　　　二十四座桥说。这一看法最开始由北宋沈括提出。沈括作为我国北宋时杰出的科学家，以科学的方法、务实的态度，在其传世名著《梦溪笔谈》之《补笔谈》中，对扬州的二十四桥逐一进行了落实，详细记载了二十四桥的桥名和地理位置。但有人指出，沈括列举出的桥，实际只有二十三座，其中下马桥出现两次。对一座规模并不太大的城市来说，有两座桥异地同名，可能性似乎不大，文中的两座下马桥，当是指同一座桥。因此，沈括的这一说法并不能让人信服，姑且存疑。　　　
　　　　南宋王象之在《舆地记胜》中记述道：“二十四桥，隋置，并以城门坊市为名。后韩令坤省筑州城，分布阡陌，别立桥梁，所谓二十四桥者，或存或亡，不可得而考。”　　　
　　　　编号说。有人认为，二十四桥是扬州城里编号为二十四的一座桥。古代诗歌中常常出现编号桥梁，比如杜甫的诗句“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　姜夔的诗句“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等。而在关于扬州的诗词中，此类的例子也确实不少，如唐代诗人施肩吾“不知暗数春游处，偏忆扬州第几桥？”张乔《寄扬州故人》：“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明人林章《送人诗》：“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扬州第几桥？”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的友人姚世钰也有“记取扬州郭，寻君第几桥”的诗句。这样的说法只是一种推测，或许当时的扬州有对桥梁进行编号的做法，但要说二十四桥是编号二十四的桥还需要直接的证据。　　　
　　　　泛指说。中国古代文化中对数字有一种常见的虚指、泛指的用法，如“三生有幸”、“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三百六十行”、“七十二变”、“弱水三千”等等，这里面的数字并非确指。那么，二十四桥是不是也是用来泛指扬州的桥梁之多呢？只能说有这种可能，与编号说一样缺乏直接而确凿的证据。只是有人以杜牧好以数字入诗的事实提供了一个并不晓白的旁证。的确，杜牧的很多诗作中都出现了具体的数字，如《江南春绝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村舍燕》：“汉官一百四十五，多下珠帘闭琐窗。”《洛中送冀处士东游》：“四百年炎汉，三十代宗周；二三里遗堵，八九所高邱。……”诸如此类，都是泛指和约数，扬州的二十四桥也极有可能如此。　　　
　　　　以上几种说法各自自圆其说，谁也没有压倒对方的说服力，谁也无法推翻另一方的观点，因此二十四桥之谜也就一直无从定论。但身世的悬疑未决并不影响人们对二十四桥赋予太多绮丽的想象，这其中就有现代散文大家丰子恺先生。丰先生在其《扬州梦》一文中这样记叙，因教公子读《扬州慢》，“怀古多情，神游于古代的维扬胜地，缅想当年烟花三月，十里春风之盛。念到‘二十四桥仍在’一句，忽然发心游览久闻大名而无缘拜识的扬州”。抵达扬州后，丰先生决定去访问大名鼎鼎的二十四桥：“我预期这二十四桥能够满足我的怀古欲。”且看他们一行探访的经过：　　　
　　　　到大街上雇车子，说“到二十四桥”。然而年青的驾车人都不知道，摇摇头。有一个年纪较大的人表示知道，然而他却忠告我们：“这地方很远，而且很荒凉，你们去做什么？”我不好说“去凭吊”，只得撒一个谎，说“去看朋友”。那人笑着说：“那边不大有人家呢！”我很狼狈，支吾地回答他：“不瞒你说，我们就想看看那个桥。”驾车的人都笑起来。这时候旁边的铺子里走出一位老者来，笑着对驾车人说：“你们拉他们去吧，在西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