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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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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造成的结果。我们在这方面从黑手党历史中获得的教训非常清楚：即使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顶峰时期，“我们的事业”也无法控制足够多的选票来使它喜欢的政党实现绝对性的胜利。贝卢斯科尼的胜利应归功于意大利民众对其前任的不满、贝卢斯科尼有效的竞选宣传以及对公共开支的承诺。
也许“小手”杰弗瑞的指控最终证明是“我们的事业”的领导对其成员所做的虚幻的、一厢情愿的宣传。辩护律师将这位最新悔罪者的言论称为“一本道听途说集”。但是巴勒莫的调查法官对于杰弗瑞的话非常重视，他们认为他的话有可能会揭示30年前发生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的结果，这个故事有可能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最亲密的一位助手与“我们的事业”直接联系起来。
1974年，贝卢斯科尼正在为他米兰附近的阿尔科雷庄园寻找一位马夫兼总管家。他向马尔切洛·德尔·乌特里寻求意见。马尔切洛在西西里的银行界迅速升迁后，最近搬到米兰成为贝卢斯科尼的商务总管（德尔·乌特里后来成为贝卢斯科尼商业帝国中最赚钱的广告公司Publitalia的经理。正是德尔·鸟特里于1993年提出了建立意大利力量党的想法）。德尔·乌特里推荐的总管家是巴勒莫入维托里奥·曼加诺，他在这个职位上千了两年时间。曼加诺刚刚因癌症去世，去世前几天因为两起谋杀案被判处终身监禁。据透露，这位“总管家”是来自“我们的事业”中的波塔·诺瓦家族的一名“君子”。
这个关于总管家和广告人的故事是巴勒莫巡回法庭审理的一个案件的主题，这个案件已经拖得太久，以至于大部分意大利公民已经将它忘记了（需要强调的是，贝卢斯科尼不是被告，而是作为证人参与其中）。检察机关指控，贝卢斯科尼因为担心他的孩子被绑架才让德尔·乌特里去寻求曼加诺的保护。德尔·乌特里则回应这些指控说，他一开始并不知道曼加诺有犯罪记录，他知道真相后就立刻将他解雇了。控方则断言，德尔·乌特里正是在1974年开始与黑手党建立长期的关系，而德尔·乌特里对此坚决予以否认。据控方所言，德尔·乌特里曾承认告诉过一个商业伙伴，他为了防止他的老板贝卢斯科尼被人绑架曾在贝卢斯科尼和“我们的事业”之间做过调停，但是他现在却宣称当时自己只不过是在吹嘘而已。
德尔·乌特里受到了许多其他的指控，这些指控都是围绕德尔·乌特里与君子们定期进行的交易而展开的。据称，德尔·乌特里清洗毒资，甚至连斯特凡诺·邦塔纳在1980年都考虑让他加入黑手党。德尔·乌特里据说还涉嫌在“我们的事业”与贝卢斯科尼集团的企业之间充当中间人。一方面，他将保护费从贝卢斯科尼在西西里运营的公司的账户上转给了黑手党；另一方面，将黑手党的钱投资进了贝卢斯科尼在米兰的公司。继20世纪80年代的大屠杀之后，据说“矮子”雷依纳垄断了黑手党与德尔·乌特里的联系并希望通过德尔·乌特里来利用贝卢斯科尼与社会党建立的密切关系。
控方还声称，德尔·乌特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试图敲诈一家啤酒品牌同特拉帕尼篮球俱乐部老板签订的赞助合同的一半资金。当这位老板拒绝付钱时，德尔·乌特里威胁他说：“我劝你再考虑一下。我们有人、也有办法来说服你改变主意。”德尔·乌特里驳斥了这一指控，但却遭到进一步指控，说他企图说服两名黑手党反叛者对调查法官和三个悔罪者表示质疑。据他们声称，他们的目的是“揭露”法官为贝卢斯科尼和德尔·乌特里所设计的一个虚假阴谋。这项指控像其他的指控一样遭到被告的强烈否认。
德尔·鸟特里的案件漫长而又复杂。这个案件的发展趋势将取决于法官们如何评估20世纪70年代早期提供的证据，而这些证据远远比对安东尼诺·杰弗瑞的指控多得多。当然，所有的指控仍有待在法庭上评估，也许在审判结束时可能被判定没有事实根据。这些指控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们对于判决的推测，无论判决结果如何，判决都人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德尔·乌特里被判定为无辜，很多人就会像过去一样得出结论说，与黑手党共谋的指控被当做政治武器来使用，而指控的真正目标则是贝卢斯科尼和意大利力量党。这样的判决结果将严重损害了法官和悔罪者的信誉。
如果德尔·乌特里是有罪的，那么人们将不可避免地对他与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之间的臭名昭著的商业和政治关系产生疑问，至少是对后者的评价提出疑问。如果杰弗瑞的说法真实可信，那么在1993年，“我们的事业”试图通过马尔切洛·德尔·乌特里得到保证，意大利力量党一旦执政以后将优先考虑黑手党的主要要求：推翻大审判的判决结果、取消没收黑手党财产的法律以及改善第41条法律附加条款所规定的严格的监狱制度。在此基础上，一些反黑手党的活动家可能会匆忙得出结论说，西西里的黑手党与意大利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君子协定已经再次被续签。如果德尔·乌特里被判有罪，那么贝卢斯科尼是否知晓他的广告人与黑手党分子之间的交易的问题也很可能会出现在政治和司法议程上。
即便杰弗瑞对于意大利力量党和“我们的事业”在1993年有“直接接触”的说法被证明毫无根据，即便德尔·乌特里被无罪释放，当意大利力量党于2001年掌握大权之后，“我们的事业”仍然有理由欢呼庆祝，因为贝卢斯科尼对那些他认为唯我独尊并带有政治偏见的法官们公然表示敌意。法院对贝卢斯科尼的指控：贿赂税务人员、参与伪造账目、实施诈骗等等，一直被媒体大肆报道。在本书撰写期间，贝卢斯科尼刚刚通过一项法律，使得意大利政府机构中包括总理在内的五个最高级官员可以在任职期间免受起诉。该法律的第一个作用就是终止了一起贝卢斯科尼本人牵涉在内的审判案件。贝卢斯科尼被指控曾为了在一起私有化纠纷中获得有利判决而向法官进行巨额行贿。贝卢斯科尼认为，“红色”法官们正在协调一致地展开行动对他进行诋毁。据贝卢斯科尼所说，法官们使用的方法与他们在开展“洗手”腐败调查期问用来诋毁，民主选举出来的党派的方法一模一样。
这就是意大利力量党将其在政府中的首要任务定为改革司法系统的一个原因。司法部长罗伯托·卡斯泰利提出的政策方案坚称，法律界人士近年来试图占领属于政治界人士的地盘，并试图“将司法变成一种景观”。这位部长的计划是“使司法政策重新担负起责任，尤其是存刑法领域，重新回到民主主权的轨道上来”。贝卢斯科尼的对手担心这项汁划会将司法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贝卢斯科尼在与法官们的斗争中将重点放在米兰而不是巴勒莫，他的商业集团都集中在米兰。尽管如此，贝卢斯科尼的司法政策在半岛的另一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便这些影响是他意想不到的。一系列的措施很可能会阻碍法官们追查“我们的事业”的金融业务，特别是一部法律的制定使得法官很难将从国外银行账户中查到的证据应用于国内的审判。
除了这些司法改革，黑手党发现贝卢斯科尼在南方实行的公共开支计划非常具有诱惑力，尤其是建设连接西西里岛和大陆之问的跨海大桥的方案。有人经常清晰地听到普罗文扎诺说：“他妈的！如果他们建造这座桥的话．人人都应该有份。”虽然无论谁掌握政府大权“我们的事业”都会对公共事业支出很有热情，但是贝卢斯科尼的对手声称，贝卢斯科尼团队一直所宣扬的话语对“伯尼叔叔”起到了鼓励作用。2001年8月，基础建设部部长彼得罗·鲁纳尔迪评论说，意大利必须“学会与黑手党共存，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应对犯罪问题”。彼得罗·鲁纳尔迪的评论在舆论界掀起了一场风暴。
贝卢斯科尼政党中的一些成员对黑手党悔罪者怀有敌意。他们指责这些悔罪者沦为那些政治化的法官们手中的工具或者执行秘密计划以扰乱意大利政治制度。来自于执政联盟其他政党的政治家们则以建立更为人道的监狱制度的名义而提出给予黑手党更为宽松的监狱条件，以便奖励他们从“我们的事业”中“脱离”出来，尽管他们并没有供出对同伙不利的证据。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相信，“我们的事业”中的普罗文扎诺派系非常情愿依据这些方针与政客们达成一笔交易。一位在狱中研究神学并被大家知道与普罗文扎诺关系亲密的老板彼得罗·阿列里于2002年3月向反黑手党检察官写信要求进行谈判。他建议，君子们如果既承认“我们的事业”的存在又承认意大利政府的权威，理应得到较轻的惩罚。法官们认为这个计划只不过是一个陷阱。他们认为，普罗文扎诺只不过是想通过对当局做出象征性的让步来解决“我们的事业”中的内部利益冲突。虽然象征性的举措在“我们的事业”的世界中很重要，但是“脱离”可能带来的后果只不过是黑手党继续执行它的“潜伏”行动，因为黑手党分子坚信公众们相信黑手党已经成为过往之事。
不论贝卢斯科尼政府的意图如何，“我们的事业”无疑很喜欢那些自上次大选以来从罗马散播出来的言论。但是最高层的老板们似乎使该组织的基层成员们乃至他们自己坚信，他们有权指望意大利力量党控制的政府不但能散布这些言论，还能作出郑重承诺，并拿出进行司法改革的政府方案来解决黑手党的内部分歧问题。
因此，贝卢斯科尼的对手一直紧盯着贝卢斯科尼的政府，以便为了发现政府对“我们的事业”是否做出任何妥协的迹象。令人欣慰的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事实上，老板们如果期望为了到达自己的目的而扭曲政策制定过程的话，他们可能会经常大失所望。黑手党分子对于同意大利政治家们结交朋友有极大的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了解意大利的政治。让有些黑手党分子无法理解的是，即使假定总理的绝对首要任务是听从黑手党的吩咐，他也必须面对一些令人无法逾越的障碍，而且也没有人相信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会对黑手党言听计从。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的精神会守护着诸如41条法律附加条款等法律，那些放弃这些法律的人将会为此付出可怕的政治代价。任何试图公然废除意大利重要的反黑手党法律法规的执政党无疑是在为其对手以及联盟政党拱手献上一份巨大的奖品（意大利所有的政府都是联盟政府。联盟伙伴之间的竞争几乎与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斗争一样激烈）。
意大利力量党在两年前上台时，不管是什么使得一些黑手党老板对它有了如此多的希望和期待，“我们的事业”现在开始对执政联盟感到失望。“我们的事业”想象着执政联盟在遏制那些对其表示友好的政府官员，至于它的这种想法对错与否，我们不得而知。一方面，“脱离关系”的设想并没有成为政策。“脱离关系”被认为是伯纳多·普罗文扎诺设想出的一种妥协方案，普罗文扎诺设想不仅黑手党与政府之间能够达成一种妥协，而且在监狱服刑的黑手党分子能够与逍遥法外的黑手党分子之间也能达成妥协。2001年7月，莱奥卢卡·巴加里拉表示他已没有多少耐心。巴加里拉在19931995年成为“老板们的老板”，人们认为他敌视任何诸如此类的妥协协议。他利用一次出庭的机会发出警告说，生活在41条法律附加条款所规定的严格监狱制度下的犯人“厌倦了被不同的政党当作商品一样利用、侮辱和压迫”。一个像巴加里拉这样的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如此咆哮的。黑手党观察家将此解释为一种威胁。巴加里拉的言词并不明确，或许他是说给执政联盟中一些不知名的成员听的，或许是给整个政府听的。依据传统方式，黑手党想让谁明白它的意图，那个人最终必然会明白。2002年10月，意大利情报局局长透露，目前存在着一个“具体的风险”，感到失望的“我们的事业”可能会开始新一轮的谋杀。
2002年底，作出了一个反对黑手党的关键性决定。贝卢斯科尼政府将41条法律附加条款从每年更新的法令转变为永久性的法律。一位曾长期致力于使41条法律附加条款永久地印在意大利律法书上的力量党参议员评论说，议会对“巴加里拉令人担忧的言论做出了唯一可能的回应”。在巴加里拉这些人的人眼中，不管他们当初是如何地痴心妄想，意大利力量党却令人气愤地没能兑现其最重要的承诺。至于“我们的事业”对这次挫败反应如何，人们没有等待多久就看到了相关的迹象。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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