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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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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莹和她丈夫在患难中始终相守，相互信赖、忠贞不渝的关系，是人间一首美好高尚的爱情诗篇。谢和赓被错划为“右派”后在北大荒劳改，王莹曾寄诗给他：
教导莫忘周董叶①
热忱关怀有克农②
平生最爱是“九秘”③
万苦滴甘也相从！
这“万苦滴甘也相从”真是了不起，我读了谢和赓同志那篇回忆王莹写书的文章（见长篇小说《宝姑》后边的附文），感动得掉下眼泪。
王莹的这两部长篇小说，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我读这两部书，每每想起王莹这位出色的女性，她的音容笑貌、精神风貌，重又活生生地出现我眼前。
雪里红梅（3）
王莹在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中，写有这样一个细节，非常感人：美国移民局的三个特务来女主角叶兰家逮捕叶兰，“叶兰提着小皮箱，站在她的书房里，她的眼睛忽然落到窗台上那几盆开得美好的小红花和一排油绿肥大的常青叶和‘母背子’（一种常青的植物）上。这些花草，是她一年多来小心灌溉的成果。她知道这一去，它们———她的美丽而无声的伴侣们的寿命将不会长久了。念头在脑子里一闪，她放下皮箱，往厨房跑———‘你又做什么？’那女特务急追出来，惊慌地问。
‘没有什么，我倒点水浇浇花。’“三个特务连连摇头‘这真是！真是！’……
‘我想让它们多活几天，我没有了自由，我的花不能让它枯萎，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得到它们。’”———这就是王莹，多么善良，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美！
写于1987年（载《女作家》杂志）注：①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②指李克农同志。③指谢和赓同志。在地下工作时，他曾当过八任秘书。开玩笑说，要给王莹当第九任秘书。
美术家蔡若虹的小说
文学、艺术的门类常常是相通的。有不少小说家、诗人擅长作画，我们已经听闻了。但是有的艺术家写小说并且写得好，似乎鲜为人知。美术家蔡若虹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也是60年代初期，重申了贯彻“双百”方针，调动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作为一家面向全国作者的文学刊物编辑部，我们曾设想了调动学术界、艺术界的专家写小说、散文作品的可能性，并付诸实施。如学者、诗人冯至曾写出了历史小说佳作《白发生黑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年某期（该作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优秀短篇选第五集）。再就是美术家蔡若虹的短篇小说《路遇》，他用“雷萌”的笔名发表，所以不大为人所知。该作刊于《人民文学》1962年某期的头题，并被收入建国以来优秀短篇第五集开卷第一篇。
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蔡若虹是我的熟人。在我同他不多的接触中，觉得他思想敏锐，对人和事的观察深刻，说话富于幽默感，有时甚至有点儿尖刻，也许这跟他早年画漫画有些关系。再说他的夫人夏蕾原是延安的一位诗人，全国解放后从事文学编辑和文学研究课题，可见他同文学不是没有姻缘。
且说我们向蔡若虹提出了写稿要求，不论是小说或散文。在1962年下半年，他果然写出一篇稿件，不是散文而是短篇小说，这使编辑同仁大喜过望。
这篇题为《路遇》的小说，一开头就有点儿与众不同。作者开门见山地说：“读者一看这题目，也许心里就在捉摸：‘这是古代传奇中常用的标题呀，写的不外是少男少女在邂逅中发生的爱情纠葛；什么穷小子在槐树底下遇见了神仙，什么单身汉在旅途中结识了美人儿……现在你也借用这个题目，难道也曾遇见过什么神仙美人儿不成？’是的是的，不瞒读者说，我的确有过一次奇遇。如果说神仙是具有高尚的品德、而又不容易认识他的本来面目的人物，那么，我遇见的的确就是神仙；如果说美人儿是一见之后就叫你心花怒放；而且对他永远不能忘怀的人物，那么，我遇见的恰恰是个美人儿。我兴致勃勃地写下这段亲身的经历，就因为我要纪念这样一个人物，他又是神仙又是美人啊！
“那是1946年夏末秋初的时候……”
随着作者第一人称的亲切叙述立刻把我们带进战争中撤退、行军的一个特殊环境。本来是八九个人的队伍，随着敌机的数次袭击，人们分散开了，不久就剩下“我”一人，在原野里孤身赶路。“我”一边走一边看风景。但随着风景的不能吸引“我”注意，“我开始发觉有一种东西在折磨着我的脚，刺痛我的脚掌。”原来不过是布鞋里有几粒小小的沙子，于是脱鞋抖沙子，不久脚掌又刺痛，于是脱鞋抖沙子。这样循环往复数次，“我”已经失去了耐心，索性蹲在地上，赌气地大声拍打鞋子。
作者这样细微地描写了主人公在行军路上的独特心态，不用问，我们大致可以猜出“我”的身份，是八路军队伍里，一个从事艺术行当的知识分子吧？作者并不避讳这种身份，接着如实地告诉读者“我”的身份：“我是一个不事劳动的读书人，我是一个拿着笔杆儿参加八路军的人……我头戴一顶八角帽，身穿八路军的军衣，因为讲卫生的缘故，深灰色的衣帽都已经洗得发白。我腰里挂着一个挂包，里面装着两种干粮———圆的馒头和扁的诗集……”
这样大声地拍打鞋子，自然跟严酷的战争环境有点儿不协调。于是引来青纱帐里一个农民的盘查、诘问。农民怀疑“我”是从城里跑出来的敌人。一旦弄明白了“我”是自己人，脸上才露出了笑容。但是仍然在说“我”：“你还不赶快把鞋子穿上。”“有任务你就该悄悄儿走呀，为啥弄得噼噼啪啪一片响？”当“我”向他诉说沙子钻进鞋里的烦恼，只好拿鞋子出气时，老人横了我一眼，说：“老没有个完结，赌气就能完结吗？事情总得干到底呀……”
作者正是通过一个艺术工作者与一个普通老百姓不期而至的邂逅，诚挚地解剖了处在战争环境里某些知识分子内心的弱点———“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与平凡劳动者那朴实、坚韧的精神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从而引起心灵的震撼。作品结尾，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
我沿着这条河在走，走得飞快，仿佛长了翅膀。
如果读者要问：“你现在不感到脚痛吗？难道现在就没有沙子跳进你鞋里去吗？”
我要诚诚恳恳地告诉读者：鞋里的沙子是不会没有的，可是，我心里的沙子已经没有了，没有了。
读完蔡若虹的小说手稿，我不能不说，他真诚的心灵解剖感动了我这个读者。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老作者蔡若虹再次给《人民文学》写小说，这篇作品题名《十八度》，仍用“雷萌”笔名，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这是一篇题材独特、写法别致，具备着作家个人风格的作品。这篇作品讲说的是“四人帮”肆虐时期那些“样板团”到外地演出，标榜“为工农兵服务”而实则要工农兵“诚惶诚恐”地为他们服务的并非虚构的故事，辛辣地、淋漓尽致地嘲讽了“四人帮”那些“指导者”的虚伪、伪善，矫揉造作的丑态，发挥了作家善于戏谑、嘲讽的漫画家特长，如同一篇绝妙的讽刺喜剧。可惜那几年下来，新老作家的佳作层出不穷，蔡若虹这篇用笔名发表的小说新作，没有引起评论家足够的注意。但是这篇艺术地映现历史小插曲的佳作，是能够留存下来的。
杨沫和“赤脚大仙”
著名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女作家杨沫，生前素以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而名闻于世。“文化大革命”恶浪翻滚之初，她曾和暂时在北京市文学界掌管“文化大革命”事务的青年作家浩然、李学鳌两人，尽心竭力地保护北京市老舍先生等一批全国知名文化人和作家。至于后来老舍先生等仍遭造反派凌辱，并最终走向悲剧结局，则是他们力所难及的。这些往事，北京市文艺界的老人，几乎无人不知晓。
下面说一桩杨沫关怀一位普通女青年的真实逸闻。话说60年代中期，北京市文联从别单位调来一个女青年，她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人偏瘦小的个儿，着装朴素，不爱打扮，生活简朴，爱说爱笑；但也有文静、落拓的一面，显示一种文人气质。来单位时间久了，大家发现这女青年有个不同于别人的特殊生活习惯，就是一年四季从不穿袜子，当她的“赤脚大仙”。炎热的夏天光脚丫还可以理解，数九寒天，也是一双赤脚，就被人们视作“怪癖”了。这女子原籍江苏丹阳人。其实这是长期形成的生活习俗，在我国南方，甚至中部地区长江流域，一年四季不穿袜子的男男女女，大有人在。只是在北方，尤其在大部分北方人眼里，就觉得有点儿“怪”了。
却说，文联机关一女青年不穿袜子的事，传到杨沫大姐耳里，就动了她的恻隐之心。一天，杨沫来文联开会，散会后，她想方设法找到那位女青年，“喂，我给你两双袜子。冬天不穿袜子，受了凉怎么办？”这个女青年面对这位因写《青春之歌》而闻名中外、受人尊敬的女作家、女前辈对自己的关爱，心中一热，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这位女青年、“赤脚大仙”，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发表短篇小说《湮没》、《眸子》等而成名的女作家韩蔼丽。
（载1999年广东《读书人报》）
豪侠爽气是梁斌（1）
中国古人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话讲得很确切，作家梁斌就是这么个人。梁斌是冀中保定地区（以前称保定府）蠡县人，正是古代燕国腹心之地。古代燕国剑客侠士荆轲，正是从保定北边的易水出发，去谋刺秦王的。豪侠古风代代相传，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反外敌侵略、反内部压迫者的民族斗士。梁斌就出生成长在这片土地上。早在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时代，他，一个13岁的少年，就参加了共青团，后来进保定第二师范读书，又热情投入进步学生运动。他也酷爱文学，读了不少中国左翼作家和苏联的作品。他还积极支援30年代初期冀中平原农民在共产党人领导下，英勇地反抗地主剥削压迫，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震动四方的高（阳）、蠡（县，也就是梁斌自己家乡）暴动。暴动失败后，他在家乡不能待了，便流亡北京，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并在《大公报》、《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等报刊，以梁斌笔名，发表他短小的作品。
这位燕赵豪侠之士，从他早期生涯，即可看出，他并非仅仅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纯粹文人。一到民族危机深重，救亡图存之日，他便投笔从戎。1937年春，日本鬼子步步进逼，华北危急。他便回到自己家乡，组织救国会，宣传动员农民和各界群众，准备武装抗日。抗战爆发后，他相当一个时期任八路军冀中区火线剧社社长，既是行政领导，又发挥他的文艺专长。这个剧社在敌后抗日的严酷火线上，涌出了一批文艺人才，崔嵬自然是30年代就从事影剧活动的老一点的艺术家；像剧作家胡可、胡丹沸，作家秦兆阳（早期是一位美术工作者）、徐光耀等则是新长成的文艺人才。而梁斌自己，在紧张战斗生涯中，也没有完全放弃使他着迷的文学创作。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就是他常带在身边行囊中，反复推敲、修改，最早描写高、蠡暴动的一篇作品。后来长篇名著《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形象，已在这篇作品中初作勾勒。可见一部佳作中作家成功创造的人物形象，并非一日之功；真如多年佳酿，是在作家心灵深处，酿制存放多年，方才“出窖”的。
抗日战争后期，他任家乡蠡县的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他随军南下，到湖北襄樊地区，任地委宣传部长，参加领导该地区农村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也算个“土改”专家。1950年，大约春夏之交，他到武汉来看望他的老同事、老朋友，时任中南文艺学院院长的崔嵬。我是崔嵬的学生，那年在学院文学创作专业就读。我们正准备下乡参加“土改”，崔院长请他给我们作报告。他介绍梁斌的经历，说他既有战争经验又有农村实际工作经验，是从实际斗争中磨炼出来的领导干部，又是文化人、作家，说他正用业余时间写作大部头长篇小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梁斌。他个头不高，一身紧紧扎扎的农村干部模样装束，披一件黑色短大衣，显得精神。他的报告，主要是讲农村工作怎样深入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没有涉及文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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