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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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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索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一到老年，创作力就衰竭了，再也写不出什么作品来了？有的人甚至不到老年，只在青年时期发表了几篇好一点的作品，其后就再也写不出新的像样的作品？而有的人，创作力一直不衰竭，到了老年，创作的思维还是那样活跃，对生活仍然保持着敏感，不断地写出新作，在艺术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是在文艺界令人深思的问题。
从诗人臧克家的创作中分析，他为什么有创作的第二次青春，是不是可以概括出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他在青年时期就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接受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洗礼。这个经历，对他是太深刻了。正像他自己所说：“一幕又一幕的时代风云从我心的荧光屏上卷过”，“真是雷鸣电击，石破天惊！朝霞万道，不足以喻新的信念的光辉；大海翻腾，不足以喻斗争的浪潮；血流成河，不足以喻牺牲的壮烈”……（见《臧克家诗选》序）后来大革命失败，他虽说离开了革命洪流，但革命思想的火星，青春的烈火，在心上并没熄灭，而是潜藏着，隐伏着，期待着第二次爆发。
第二，他很长时期经历了旧社会的苦难生活，亲眼看见了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经受的苦难和痛苦，那时他的思想是压抑的、沉郁的。他写的一系列诗歌名篇，像《难民》、《烙印》、《洋车夫》、《老马》、《老哥哥》、《罪恶的黑手》、《贩鱼郎》、《炭鬼》等等，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记述城乡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讴歌了他们美好的品德。当一个人经历了革命的高潮期和低潮期，经历了黑暗的旧社会又走到阳光明媚的新社会时，他心上的对比一定是非常强烈的吧！作为一个诗人，这就激发了他强烈的诗情，必然酝酿、准备了他创作的第二次青春期、高潮期。
诗人臧克家剪影（3）
第三，贵在精神常青。对于一个作家、诗人来说，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会使他的身体渐渐老去，他的活动范围不能不受到限制，不可能再到群众中去；但他的精神却可以保持常青：他继续关心着国家、人民的命运；这种关心使他的创作思维仍可能进入亢奋的状态，“宝刀不老”。臧克家就是这样的诗人、作家。正像诗人自己所说，他是“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因而精神常青，诗句也常青。
勤 奋
勤奋，对于事业的成功，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对于一个从事笔耕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古人有句话：“勤能补拙。”就是说勤学、勤练，能弥补才能不足；至于有才能的人，假如他再勤奋，那就是给才能添上了翅膀；相反，假如他恃才而疏懒，我看不会有多大的出息。
诗人臧克家，写作了一辈子，勤奋了一辈子。他阅读前人的各种作品，阅读古人诗词，是极勤奋，极肯下功夫的。他幼年、少年时，就能背下多篇古文、古诗词。而到了老年，他学习古文、诗词的热情，丝毫没有倦怠。有一次，我去他家中，他拿出一册古人著作给我看，只见上边画满了密密麻麻的圈点，写满了读后心得。这说明他读书极认真，治学态度严谨。古人有云：“梅花香自苦寒来。”诗人的新诗，旧体诗为什么写得那样凝练娴熟，意境深远，这跟他读书多，对古典诗词有很深的造诣是分不开的。
诗人以77岁的高龄“只计前程不计年”，现在还经常是清晨三四时就起床写作或读书，这种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诗人1976年写给一位作家的诗，正好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一年无暇日，
五更作黎明。
白发映墨迹，
孤灯是良朋。
思绪千万缕，
心血似潮倾。
大著何时竟？
寸阴共天争！
与人异苦乐，
佳节少闲情。
这种“孤灯是良友”、“佳节少闲情”，终年勤奋，寸阴必争的精神，正是任何一个有为作家，创作上屡结硕果的必要条件。
写于1981年
（载山东《柳泉》杂志）
萧乾一句话
今年开春，萧乾和冰心两位受人尊敬的作家，先后走完了他们漫长的人生旅程，辞别了这个令他们留恋又充满忧患和变数的世界。我认识萧乾很早，有几年在同一单位工作。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我亲睹了他被人算计，遭围攻，挨批斗的惨景。他本来是很礼遇地被请来工作的，身兼一权威大报的文艺顾问和一文艺杂志副总编，可是短短几个月“蜜月期”过去，他被扔了出去，遭痛整一阵后，发送到底层劳改。数年后，他从劳改地返回，到另一单位做外国文学翻译和编辑工作。没过上几天舒心日子，又逢“文化大革命”台风席卷神州大地。仲夏天，他被逼服安眠药自杀，幸被好人救活，拣回宝贵的生命。1969年，下放干校劳动，恰好我们又变为同学、邻居。他也是全家都去了，子女在干校办的中学上学，是我伴侣的学生。我常见到萧乾，这样一位在欧洲大陆亲自现场采访过“二战”，见过大世面的中、外名记者，著名作家、翻译家、文学编辑，而今常穿一身灰扑扑的旧棉袄，显得十足的土气。见了熟人，总是客气地面带笑容。没事则孤寂沉默地蜷缩一边。那年月，这个温厚、善良，才气十足，阅历丰富，一肚子学问文章的人，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幸而他进入老年逢上了改革开放年代。在这最后二十年，他深知时间紧迫，虽说身体渐趋虚弱，有好些慢性病，有时也突发急病，濒临危险，但他不惧怕，从容对付。他深知不惧死，方能活得更清醒，有朝着目标前进的动力。这相对平静的二十年，他做了许多事，写、译了许多好文章和书，为他心爱的国土和乡亲，献出自己最大限度的、最后的奉献，如每天他有规律地争分夺秒地工作，与夫人合译世界现代文学名著、极难翻译的长篇《尤利西斯》。他终于做完自己计划做的事，像一只终生劳碌的工蜂，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知道他不愿有太多外界的打扰，这些年很少去看望他。只是在我主编《传记文学》杂志时，有一两次去打扰他。虽说接触时间不很长，但印象甚深。那是1995年夏日某天，我坐在他家小客厅里，不记得怎么谈起了他的冰心大姐和巴金兄长。冰心大姐长他十岁，巴金大他六岁，他是他们最爱的秉乾小弟。萧乾是北京一个贫苦蒙族子弟，青年时期，他就结识了住在北京的冰心，她成为他亲近的长姐。几十年，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在冰心面前，他什么话都可以倾吐；冰心也以一个最知心的大姐善待小弟，形成他们长期心的投契，深深的姐弟情。在三四十年代，巴金是青年作家萧乾作品（如《梦之谷》、《人生采访》等）的主要支持者、编辑、出版者，某种程度，也是他写作生活的指点者、出主意者，这是友情的写作与友情的出版的关系，是多么难得而可贵啊！所以巴金和萧乾的关系，也是心的投契，情同手足。这样的友谊，不会因时移世易，气候变化而改变。特别是共同经受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民族大劫难，这友情的分量，更见凝重了。而今他们都到了老耄之年，还是常常互相牵挂。那天在他的客厅里，萧乾对我说：“冰心、巴金，他们是人民的良心！”
这话讲得多好啊。回去以后，我思索良久。在“左”的路线结束，拨乱反正年月，巴金一篇又一篇“随想录”，通过对亲人、朋友、往事的怀想，揭橥极“左”路线的罪恶，同时真诚地反省自己，启示人们分辨美丑、善恶、邪正，不要忘了“文化大革命”悲剧，呼唤人性和理性时代的到来。巴金表达的正是人民的心声，因之他在读者中享有非一般作家可比的崇高的声誉。
冰心也是一样，她是非、憎爱分明，邪正分明，弱而强，柔而刚。很久以来就是这样。这是她的特性。外界读者，对她印象深的是她的清新、优美的散文和儿童文学作品，对爱和美的倾吐。而了解她的人，知道她强烈的正义感和刚性。鲜为人知的是，她在二战以后，随夫君流寓日本，就为将要诞生的新中国做了不少工作，随后于1951年与夫君携儿带女，回归她热爱的祖国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拼命想整他们，周总理传了话，作家协会好些人才知道冰心老人真实的过去。萧乾讲“冰心是人民的良心”，这是深切了解他的这位大姐，才对她有这样准确的评价。
1999年3月5日写
1999年3月19日改定
（载《文艺报》1999年4月第31期）
回忆邵荃麟（1）
人到了一定年纪，经历的事情多了，许多事情就会淡忘。对接触过的人，也是如此。但是有些人和事，却顽强地在你脑子里萦回着，想忘也忘不了；越想忘记，反而更会牵动你的心，使你越发苦恼。我对宽厚善良的长者、以前文学界的杰出领导人之一———邵荃麟同志的记忆就是这样。我在他面前是个晚辈，只因为工作关系，在建国后的若干年里有机会接近过他，亲身受到他的熏陶。我对他是很尊敬的。后来他遭受不公正的批判与劫难，我也参与了所谓“揭发”、“批判”。多少年来，我一直为此而深感愧疚与痛苦。前天晚上，我梦见了他，仿佛是我就一些文学上的问题去请教他，得到了他非常亲切、中肯的指点。醒来我对自己说，我要写一篇关于这位长者的回忆，现在是时候了。
我是1953年初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下半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以后，文协改称作协，邵荃麟同志来担任党组书记兼《人民文学》主编。荃麟，我早闻大名，他在香港主编的《大众文艺丛刊》及撰写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等重要论文，解放前后在内地有广泛的影响。我知道他是一位老资格的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但接触之后，出乎意料地觉得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兼做发稿和美术工作，每月至少有一次去东总布胡同22号楼上荃麟同志家里送、取清样。每一次去，荃麟夫妇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他的夫人葛琴同志每次都给我沏上一杯碧螺春。一开始，我发现荃麟有一种非常严谨、周到的工作作风。他对编辑部已经层层传阅过的清样，依然认真看待，对作品的语言文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要求很严格，总是反复推敲，亲自删改。有一回送去的是位名家的小说。我发现荃麟把作品的后半部删掉了几十行，心想这样大动，会影响页码版面，又得去印刷厂费一番口舌。但话未出口，他就指着清样对我说：“这些地方都是该删的，编辑部为什么不删？这位作家我了解，不要紧，我向他解释一下就行了。”每次发觉清样上有错误，他就这样严肃地、不留情面地指出来，并且批评编辑部，好像编辑部的听众都在场似的。
但更多的时候，我从他身上体味到的是那种宽厚的长者风度。对待作品和作家，他的善意和爱才之心是一贯的。
他到职之后，在改组了的《人民文学》编委会里，胡风任编委。每次开会，荃麟总要关照编辑部的人去请胡风，并让他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不要使他感觉到对他有什么不同对待（那时报纸上已有文章批评他的文艺思想了）。胡风写了歌颂志愿军的文章《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又写了歌颂祖国的诗《睡了的村庄这样说》，荃麟均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还有胡风派的有才华的作家路翎，到抗美援朝前线深入生活，接连写出了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从歌声和鲜花想起的》、《初雪》、《记李家福同志》、《洼地上的“战役”》、《战士的心》等等。荃麟把这些作品安排在《人民文学》较显著的地位上，有时是头条。从1953年至1954年上半年几乎是连续发表的，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反响。这当儿，编辑部经受了不小的压力。有人指责编辑部“倾向上”有问题，“重视国统区来的作家，不重视解放区的作家”云云。荃麟坚定地执行党的鼓励创作、广泛团结作家的政策，不为这些舆论、压力所左右。大家都知道他是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最早写文章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评论家之一，但他在编辑部反复地对大家说：胡风和其他一些人的文艺思想，错误归错误，但他们写了好的作品还是应该受到鼓励，还是应该发表，这应该区别开来。不应该排斥他们，相反地，应当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像路翎一样，深入抗美援朝前线，为人民写出好的作品来。时间过去了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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