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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莲的发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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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怪录》中“郑望”一条,是一个标准的鬼故事,可是其中有个重要情节却透露了长安时尚业的面目:这个叫郑望的人从东都洛阳到长安去,半路上,投宿到一位主人自称“王将军”的人家,“将军夫人传语,令买锦袴及头髻花红朱粉等”。所谓“锦袴”,应该是指后世所说的“膝裤”,类似于腿套,女性把它们(“膝裤”都是成双的)套在小腿上。因为有时候长裙微起,会从裙下露出一抹“膝裤”的影子,所以,它一向被认为是很性感和诱惑的东西,女性们也特别注意所穿“膝裤”的华丽、时髦,免得万一裙子被风吹起,泄出的裙底春光却被旁人笑为老土。“头髻”,就是专门制作的假髻。“花红”,显然是指各种花朵形状的饰品,既包括“钗花”等人造“象生”花朵,也应当还包括花钿这类小饰物。“朱粉”自然是指胭脂香粉一类化妆品了。女性一身上下所需的武备,长安的市场看来都可以提供。与之可以相佐证的,是《任氏传》另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郑子要为任氏买衣料做新衣,可是任氏偏偏不肯,而宁愿买一套做好的成衣。当时,郑子还“不晓其意”,后来才清楚,自己所热爱的人儿实际上是狐狸成仙的化身——这其实是一个狐仙的故事。任氏虽然有种种常人所没有的神奇本领,可是,普通女性都有一手功夫的女红,她却不会,幸亏长安的服务业发达,很容易就可以买到成衣,她才不至于阴沟里翻船,而是顺利混了过去。可是,话说回来,如同“赵州参军妻”这个故事所展示的,赵州参军之妻本人并不是什么狐仙,只是个平凡的妇女,可是,像长命索这样的东西,她也不再自己动手,而是去买现成品。按风俗规定,端午节时的“续命缕”,属于本该由女性亲手编制的“女红”,并且,一年只在过节这天用一次,可是女性也照样可以去到街市上买来,这也许已经涉及到“消费观念”的问题了吧。
从以上这种种线索,唐代大城市中,特别是首都长安城中,商业的繁荣,店铺的热闹,专门为女性服务的时尚业的发达和全面,已经足见一斑了。《玄怪录》的故事中说,几个月后,郑望从长安东归,还真的把将军夫人“所求物”送到了王将军家——然后就是鬼故事的部分了。唐代的长安,在女性心目中的地位,好像有点像今天的上海,它的“时尚业”天下闻名,在外乡外省,一旦有人要去长安——那时能出门四处跑的,多半是男人——就会引起女性们特别的留意,对她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机会,可以托这些上京城的人顺便捎带一些时尚用品回来。要按照《玄怪录》的演绎,女性死了化成地下的鬼,都还恋恋不忘长安城里的时髦,我真不知道今天的女性对于上海、巴黎是不是也能热情到这样的地步。不管怎么说,既然长安的流行对于闺中的生活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些有缘一到京师的人,如果有心的话,也当然会想着特意买一点这类物品带给远在外地的女性,比如我们的张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心人。
诗词中提到花钿,往往强调其轻、薄、精巧的特点,王建在《题花子赠渭州陈判官》中,就说花子像香粉一样轻,比蝉翼还薄。这样轻薄的小小装饰物,张生拿来作为礼物送给心上人,想来不至于吝啬到只送一片、两片,他托人千里迢迢送去的“一盒”中,盛装的花钿数量应该不少,总有个几片、十几片,甚至几十片的。因此,张生送给莺莺的礼物之一,就应该是装满了一只小盒的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小花片。我们可以推想,像这样在市场上一盒盒买花钿的顾客,一定不在少数,而这些缤纷的花钿,通过各种路径,最终都到了女人的妆奁盒里。路德延《小儿诗》中描写小男孩淘气,女人的东西他也要掏弄玩耍,其中的举动之一就是“妆奁拾翠钿”;顾夐《酒泉子》中描写一位感情失意的女性,则是:“掩却菱花,收拾翠钿休上面。金虫玉燕锁香奁,恨厌厌。”她把镜子遮盖起来,把翠钿和金玉首饰也一同锁进奁盒,决心不再打扮自己了。从这些描写,我们可以推想,就像今天的时髦女性的梳妆台上会有成套的人工美甲、假睫毛一类小装备一样,当时的女性在妆奁盒里,也会备有数目不少的或自制或买来的花钿,每天化妆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的个性设计、当时当地的心境,以及参考最近流行的时髦风气,来挑选出几片,贴到脸庞上、双鬓上。
花钿之于唐代女性如此重要,张生千里迢迢送给莺莺“花胜一盒”,似乎也是很“懂得女人心”的,不愧是个“有情思”的“萧郎”。我们今天报纸杂志的时尚版上,不就总是在鼓吹,男人如果真心体贴女人,就得理解女人“天生”爱美、爱时髦、爱时尚物品的心理吗?这些时尚版甚至倡导说,今天“新好男人”的最新最酷版,就是愿意并且善于给所爱的女人选购内衣作为礼物。据网上的八卦消息,“新好男人”一族的镇场大将、英国足球明星贝克汉姆前些日子就身体力行,主动或者说擅自给“辣妹”太太买了一件胸罩,结果是所有的尺寸都不对,辣妹只好第二天跑去名品店退换,用这件胸罩给自己和儿子布鲁克林各换了一件汗衫;可见“新好男人”并不好当,有难度。从这一点来说,一千来年前的张生,也可以算做好男人、好情人的一个范本了,我们不能拿对贝克汉姆的标准来要求昔日的“士大夫君子”,不能要求他肯给女人买内衣,他能想到买化妆品作为礼物,似乎也就够体贴、多情了。当时,崔莺莺与寡母是在回归长安的路上滞留在了蒲州,就像一条被晾在河滩上的鱼,张生的小礼物,可以说还是给她送去了一丝长安的流行与奢华的气息呢。可是,他真的理解莺莺的“女人心”吗?说实话,花钿、唇膏,只是一般时髦的小玩意儿,在当时来说,大概也不是太破费的东西。很显然的,张生的举动,只是男人给女人献殷勤的一般方式,没什么特别的意思。来旺去一趟杭州回来,不也一样知道悄悄送给孙雪娥“两方绫汗巾,两双装花膝裤,四匣杭州粉,二十个胭脂”吗?
莺莺也送给了情人几件礼物,作为回赠。是她自小佩带的一枚玉环,还有一束发丝,一个文竹茶碾子。这几件礼物,在莺莺的心里,都是充满深意的,她希望,对方的情感能像玉一样“真”,自己也要像“环”一样贯彻始终。此外,发丝象征着她缭乱的心绪,茶碾子上的湘妃竹斑,就如同她为这段感情所流不尽的泪水,她指望着张生看到这三件小礼物,可以感念自己的一片深情,“永以为好”。可结果怎么样呢?崔莺莺在其中真诚倾诉自己混乱矛盾心情的长篇回信,被张生当做情场胜利的证据,出示给朋友们,闹得“时人多知之”,于是士大夫们题诗的题诗,感叹的感叹。这是真真正正的残忍。据陈寅恪先生指出,《莺莺传》乃是元稹的“自叙之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像小说中男女互送承载着不同感情分量的礼物这样的微妙小细节,就真不知是出于文学家刻意的设计营构,还是出于当事者无心的诚实了。
第6节 潘金莲与鬉髻(1)
几年前,扬之水和我曾经热烈讨论过《金瓶梅》中的“髻”问题,我说“髻”就是假髻,她则认为“髻”是从宋代女性的冠子发展而来的,二人各有自己的意见,但对这个物件的兴趣是一样浓烈。要知道,这可是关系到“潘金莲究竟是什么模样”的大事。最近,终于读到了孙机先生关于这一题目的专文,对于我等《金瓶梅》迷,不啻是个喜讯。孙先生在文章中把明代妇女的头上风光讲解得一清二楚,今后,不论谁看《金瓶梅》,只怕都得把孙先生的这篇大文同时放在手边了——非此你就读不懂书中的那些关于女人头饰的描述。
许多古代仕女画,还有诗文中的描写,给我们造成这样的印象,以为古代的女性都是把一头长长的青丝盘来绕去,做出许多形状奇妙惊人的发髻来,什么灵蛇髻,坠马髻,惊鹄髻,犹如乌云出岫,其势巍巍,高耸在女人的头顶上。其实,在很多时代,女性们并不总是这样处理头发的,至少在明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不是如此。明代女性最通行的做法,是用髻、云髻或冠,把头发的主要部分,即发髻部分,包罩起来。出了嫁的妇女一般都要戴髻,它是女性已婚身份的标志。未婚女子就不能戴髻,要戴一种叫“云髻”的头饰,如《金瓶梅》中的春梅在只是通房丫鬟的时候,就戴银丝云髻儿(二十九回)、翠花云髻儿(七十八回),其他三个通房大丫鬟也都戴同样的云髻(四十一回、四十二回)。
不同材料做的髻,则暗示着不同的社会内容。家境一般的女性只能戴用头发编的髻,比如西门庆第一次看到的潘金莲,就是“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髻”(第二回);作为家人媳妇的宋惠莲,也是“戴着头发壳子儿”(第二十五回),即人发做的髻。有钱人家的妇女,则戴银丝编的髻,也有金丝髻,但不如银丝的普遍(第二十回)。到了重要喜庆场合,这金、银丝髻上要插满成套的首饰,即“头面”,头面的名目、位置、安插方式,孙先生的文章中解释得极详。宋蕙莲的梦想就是西门庆能给她“编(银丝)髻”,像潘金莲一样摆脱戴“头发髻”的命运。而孟玉楼和潘金莲一旦得知,西门庆真的打算“与他编银丝髻,打头面”,“就和你我等辈一般”,两个人都给气翻了,连孟玉楼这个一向假充和事佬儿的人,都再也忍耐不住了。她竟至于一反常态,专门去找潘金莲,阴险地进行挑唆,导致潘金莲跑去给西门庆支狠招儿的一幕,完成了书中无数次家庭内政治阴谋活动的一次典型运作。运作的直接结果,就是宋蕙莲白搭进了一条性命。一顶银丝髻能够影响人的生死,说明这“壳子儿”作为一个女人社会地位的绝对象征,是多么的重要。
比髻更高一级的是各种“冠”,这是官宦人家的正室夫人才能享受的特权。所以,“戴珠冠”在当时就成了做诰命夫人的代名词,在二十九回里,就因为吴神仙看相时说春梅将来“必戴珠冠”,吴月娘心里便十分的不舒服起来,说:“我只不信说他春梅后来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没官,那讨珠冠来?”后来,西门庆由副千户“转正”,吴月娘也就戴上了“翡白绉纱金梁冠”(第七十八回)、“五梁冠儿”(第九十六回),而潘金莲等偏房还是只能戴银丝髻。再后来,孟玉楼因为嫁给了知县的儿子、春梅因为做了周守备的正房,也都戴上了“金梁冠”(第九十一回、第九十五回)。此外,还有乔太太的“叠翠宝珠冠”、林太太的“金丝翠叶冠”等,大概即相当于《明史•;舆服志》中的“珠翠庆云冠”,似乎在当时的习惯中,这类冠是地位更高的妇女才戴的,西门庆家的女人没一个有福气戴上。
女人可以为之闹出人命来的这些重要头饰,在今天人的眼里可很难谈上美感。冠一般呈扁矮的椭圆形状,而髻的基本形状则是圆锥体。女性要把这种小帽子似的东西扣在发髻上,而冠、髻内的空间都是很有限的,所以发髻当然就不可能再做成什么奇特恣肆的形式,只能用最简单的方法盘在一起。《金瓶梅》第二十八回就写,陈经济看见潘金莲临镜梳头,“红丝绳儿扎着,一窝丝攒上,戴着银丝髻”,说得很清楚,是把头发做个最简单的“攒(攥)儿”,扣在髻下。第五十三回中,写李瓶儿把头发“仓忙的扭一挽儿,胡乱磕上髻”,展示了完全相同的盘发方式。定陵出土报告记录,万历的孝靖皇后的发式是“理顺后盘绕一周,余发掩于髻下,髻上又插金玉簪钗”,显然正是采用了这种“一窝丝攒”,而孝端皇后是“头发用带扎后盘于脑部稍后,横插金簪”,连扎头发的方式都与潘金莲的办法相同。两位皇后都戴着“黑纱尖棕帽”,即髻,作为实例,展示了明代女性处理头发和髻关系的方法。
所以,绘画或诗文中的那些奇妙髻样,一般来说,在明代女性头上是看不到的,她们的头顶或扣着一顶扁沓沓的冠,或戳着一顶尖耸的髻。潘金莲一生也没有过戴冠的风光,她人生的顶点,只达到了戴银丝髻这个段位。从出土实物和明代写实艺术品上看,明代的髻多半是下圆上尖,有点像窝头的形状,看来潘金莲就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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