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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莲的发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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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玫瑰花的妙用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中描写说，宝玉“靠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和芳官一起划拳。像书中的许多细节一样，这个花瓣装成的枕头显得太美了，美得让人怀疑，生活中是否真的会有这样讲究的东西。
其实古代的贵族生活就是这么精致。在西汉马王堆一号墓中，便出土有一只用天然香草做枕心的华丽枕头，这只枕头的面料奢侈得吓人，用起绒锦、茱萸纹锦和彩绣三种料子拼成，缝成方方正正的枕头里面填满了佩兰，也就是蕙草。蕙草是古代最重要的天然植物香料之一，有很强烈的香气，拿它来充当枕心，做成的枕头既充满芳香，又柔软舒适。可见，用芳香植物做枕心，在中国久已有之，没什么可奇怪的。
不过，到了南北朝以后，各种各样更优质的天然植物香料被开发出来，像蕙草这样的古老香草变得过时了，香枕头的芯子里也有了新内容。唐宋时代，比较流行一种“菊枕”，是用晒干的甘菊花做枕心，据说有清头目、祛邪秽的妙益。宋人陶谷《清异录》中记载，五代名士舒雅创制了一种“青纱连二枕”，则与宝玉的那一只夹纱枕头神韵相通。这只“青纱连二枕”是用青纱做枕面，内里填满荼蘼、木樨（桂花）、瑞香三种花的散瓣，据说是“甚益鼻根”——非常的好闻。当时有才子专为此枕写了一首诗：“阴香装艳入青纱，还与欹眠好事家。梦里却成三色雨，沉山不敢斗清华。”芳香的花瓣阴干之后，色彩依然艳丽，被装入青纱枕囊里，供风流人士休息之用。枕着这样的花芯枕睡觉，梦境里浮现的都是三色花瓣化成的缤纷花雨。当时流行一种非常豪华的室内陈设——用整块沉香雕成的装饰性小山，这种“沉（香）山”虽然散发着贵重香料的芬郁，但是，又怎么比得上枕中所蕴携的大自然的余馨呢。
显然的，怡红院的“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与“青纱连二枕”一样，散发着天然花朵的清香之气，是其不可抗拒的迷人之处。倚着这样的枕头读书、与朋友闲谈，是很清雅的享受；枕着一囊杂花入睡，连梦境都是在花香的弥漫中绽开，自然神清气爽，做噩梦的机会减少，睡眠质量提高。所以，古人提倡这种“香花芯枕”，不仅是为了给生活增添诗意，也是保健、养生的一种方式。
利用玫瑰花、桂花等天然香花、香草，让日常起居当中，乃至自己的身体上，随时散荡着大自然的清气，这本来是传统中国的富贵阶级最习惯的做法。《金瓶梅》中的宋惠莲不过是个与西门庆搭上了手的家人媳妇，可是身上佩个香袋儿，也知道在“里面装着松柏儿、玫瑰花蕊并跤趾排草（一种进口香草）”。更有趣的是，潘金莲送给西门庆的生日礼物中有一件兜肚，“里面装着排草、玫瑰花”。这件男子贴身内衣，是在绸面与绢里的夹层之间装了些排草和玫瑰花瓣，穿在身上，自然就会散发花草的淡淡清香。香兜肚在明清时代是相当流行的时髦玩意儿，特别是为青楼女子所必不可少的装备。从《金瓶梅》的描写中，我们得知，香兜肚的制作方式之一，是在夹层中盛放天然植物香料。
这两年，传统的兜肚被改造成了夏天的流行时装，受到许多年轻女性的青睐。如果把对传统的借鉴和翻新进行到底，在兜肚上设计个暗层或装饰性纱兜之类的小饰件，让穿衣人可以随时向其中添放些玫瑰花瓣；或者在兜肚吊带上拴个盛满天然香花瓣的小香囊，在热汗淫淫的酷夏，倒不失为一种爽人心神的清新之举。
第29节 珠帘秀（1）
人一成功，就要作秀，这一点古今皆然。苻坚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统一北方之后，思想上有了骄傲情绪，于是开始作秀了：“坚自平诸国之后，国内殷实，遂示人以侈，悬珠帘于正殿，以朝群臣。宫宇车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玑、琅⑵姹Α⒄涔质沃保ā督椤贰败藜嵩丶恰保Ｔ谒男愠〉敝校幸幌詈苤匾牡谰撸褪恰爸榱薄薄�
当然，苻坚不过是在赶时髦而已，用珠子做垂帘，是那个时代遭热烈追捧的一项新流行。对于珠帘的时代热情，最明白地表现在汉晋南北朝小说杂志里，不过这热情是通过“托古”表达出来的：一说某某古代名人或近代名人建造的宫殿华堂有多么奢华，在列举出来的种种珍奇陈设中，往往就有珠帘的影子。比如《拾遗记》说，春秋时，吴王让夷光、修明两位美女住在椒华之房，“贯细珠为帘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汉武故事》中则说，为了迎神，“上（汉武帝）起神屋……以白珠为帘，玳瑁压（押）之”（《艺文类聚》卷六十一）。《西京杂记》“寝陵风帘”条也道是：“昭阳殿织珠为帘，风至则鸣，如珩佩之声。”另外，如《太平御览》卷七百引《三秦记》曰：“吕篡时胡人发张竣冢，得白珠帘箔。”又引《凉州记》曰：“明光宫在渐台西，以金玉珠玑为帘箔。”
中国古代的小说、野史、杂志是“无边的写作”，是怪力乱神的世界，想像力得以天马行空的乐土。但是这样想像力发达的结果，在今天却构成了致命的“缺点”：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客观性”来作为衡量历史记述的标准，所以，依我们看来，小说杂志的可信性太差，因此与历史无关。（由于不符合现代文学体裁或者说欧美文学体裁的标准，它们与今天意义上的文学也无关，这就使我们很尴尬地无法为古代杂记类作品找到一个位置，老是不知道该把它们放在哪儿。）但是，有一种情况常常遭到忽略：由于年代久远，世事变迁，物质生活的内容和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古代杂志小说中涉及的很多现象对后人来说都变得十分陌生，这就造成了后人理解上的困难。也就是说，古代众多的杂记类作品之所以显得荒诞莫测，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缺乏理解的途径和手段，缺乏对那个时代的知识或者说常识。
就以珠帘来说，文献中似乎没有记录它是用哪种材料做成的，我们也就无法想象，那时候的人，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到珠帘所需要的大量珠子。在小说中一再出现的珠帘，就显得特别虚幻，让人不由怀疑，也许这只是文学家头脑中空想出来的玩意儿。然而，史书中也一再提到“珠帘”，相比苻坚的场面，《晋书》“石季龙载记”中的一场“珠帘秀”甚至要来得更为壮观：“（石虎）于襄国起太武殿，于邺造东西宫……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璧，穷极技巧。”南朝的两位著名昏君，南齐东昏侯和陈后主所造的华丽宫殿，也都挂有珠帘（《南史》）。不过，这里所涉及到的几位不是暴君就是昏主，古代的历史作者为了彰显其恶，在描写他们的事迹时，也许采用了夸张笔法吧？——这恐怕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在阅读这些史料时所抱的心理。但是，有一条史料可没有类似的嫌疑——《北史》“和士开传”：“士开载美女、珠帘及诸宝玩以诣娄定远，谢曰：‘诸贵欲杀士开，蒙王特赐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别，且送二女子、一珠帘。’”此处显然没有采用夸张笔法的必要。值得注意的倒是，文中把珠帘与“美女”并提，对这二者都是语气随意，一笔带过，由此来看，在那时，珠帘和漂亮的女人一样，当然很珍贵很值钱，但也不是什么特别神奇特别虚幻的东西，而是一种比较日常的存在。
也许，现代的考古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解惑，除去时光给珠帘蒙上的神秘感。1994年发掘著名的北魏永宁寺的西门遗址时，发现了十五万余枚小玻璃珠。据专家检测，这批玻璃珠从成分和工艺上来说，属于“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这类玻璃珠被认为首先是在印度生产出来的（见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文物》二〇〇〇年一期，页91、92。下简称安文）。如此大量的“印度玻璃珠”赫然出现在北魏的洛阳，似乎有点不可解，“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永宁寺玻璃珠的产地，只能模糊地说是印度玻璃珠”（安文）。不过，应当说，这一发现，实际上有力地印证了《北史》“西戎传”中那一则重要的记载：“大月氏国，都剩盐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里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印度玻璃制造技术在北朝时代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路线——北魏太武帝时期，有人从北印度地区带来了“五色琉璃”即彩色玻璃的制造技术，使得玻璃在北朝一下失去了原来外来珍宝的尊贵身份，身价大跌。永宁寺西门出土的玻璃珠，也正是有多种色彩，是所谓“五色琉璃”，按照《北史》“西戎传”中的记载，这些玻璃珠就应该是利用外来技术而在中原本土生产出来的。
永宁寺“印度”玻璃珠是用“拉制法”制成，呈圆柱（圆管）状，扁圆型，中有穿孔。在青州龙兴寺出土的一尊北齐彩绘石雕菩萨立像上，恰恰十分清楚地表现了用这种圆柱形珠子穿成的长璎珞。以浮雕形式出现在菩萨身干上的这两条璎珞，还穿饰着珊瑚等宝物，最吸引人的是，两条璎珞在菩萨身前交绕了两圈，而当年的佚名艺术家细心捕捉到玻璃珠串相缠绕时的那种具体形态，从而传达出这一表现对象的质感，真是水平高超。实际上，玻璃珠制成的项链和饰物在考古发现中多有出现，并不奇怪。但是，在永宁寺西门遗址发现那样巨大数量的玻璃珠，又是做什么的呢？从青州石像上所表现的圆管状玻璃珠璎珞来看，这种珠子分明被习惯于穿成珠串来使用。据《洛阳伽蓝记》，寺西门与东门、南门一样，非常壮丽辉煌，“拱门有四力士、四师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似乎，玻璃珠有可能是拱门“四力士、四师子”上的璎珞之类的装饰物。
不过，关于这批珠子的前生身世，也许还有着另外的可能性。《十六国春秋》“后赵录”“石虎”条中，除了对太武殿的记载之外，还有两条消息：“城门上建玳瑁楼，纯用金银装饰，悬五色珠帘，白玉钩带……”“又太极殿前起楼，高四十丈，结珠为帘……”这说明，在那个时代，有着在大型门楼上悬挂珠帘的做法，而永宁寺西门正是在门基上有“楼二重”。在西门遗址发现的玻璃珠达十五万余枚，“出土时已散，散乱地混在灰土内，但分布十分集中”（《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页136），数量这样巨大的珠子，又是以这样的状态重见天日，不由地要让人联想到史料中的记载，从而推测，这些玻璃珠曾经共同串成一幅“珠帘”，高悬在永宁寺西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的二重楼阁前。杨衒之虽然没有提到永宁寺有珠帘，但在《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中明确谈到，景宁寺“制饰甚美，绮柱珠帘”，可见当时的佛寺中确有使用珠帘的情况。并且，“玳瑁楼”上所悬乃是“五色珠帘”，谢绰《晋拾遗》中也记：“（南朝宋）戴明宝历朝宠幸，家累千金，大儿骄淫，为五色珠帘，明宝不能禁”（《太平御览》卷七百）。如果说用红绿蓝宝石、墨玉以及珍珠等贵重珍宝来制作珠帘上所需数量巨大的“五色珠”，恐怕世上还真是没有人做得起，这些“五色珠帘”，只能是如《北史》中所说的“铸五色琉璃”为之，也就是说，那个时代时兴用彩色玻璃珠制成的帘子，这一点，又与永宁寺西门遗址出土的玻璃珠“五颜六色”相吻合，文献与实物可以起到互相印证的作用。
第30节 珠帘秀（2）
实际上，从汉代通西域始，一直到南北朝时代，出现了新的一波外贸玻璃器与外来的玻璃制造技术传入中国的过程，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文献资料与出土实物所出示的证据可谓举不胜举。其中，《抱朴子》“论仙”篇中那一条著名的记录，也应该放在这一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去考虑：“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作之者。今以此语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类。”“合五种灰”作水精（晶）碗，显然是指烧制玻璃来制造假水晶器皿，这一则资料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外国”制造玻璃器的技术，不仅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约略相同的时期，也通过海上贸易的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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