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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风雨人生-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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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亡。当我说必须保卫基地时，我所指的不仅是武汉或湖北，而是包括东南各省。”4月15日早晨，陈独秀说“目前的迫切任务不是深入革命而是扩大革命……在革命只有初步发展的那些省里，不可能巩固左翼政权，如果不扩大革命，我们就不能生存。”罗易认为，这是他们真正的分歧：是深入革命还是扩大革命。罗易说：“我们必须发展工农力量——这是确保革命前途的惟一措施。立即进攻北方意味着逃避这项必要的工作。”
4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开会讨论是否北伐问题。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赞成鲍罗廷；谭平山、张国焘仍然主张南伐；瞿秋白主张经过南京北伐；蔡和森提出了4个条件的北伐纲领……张国焘笑着说：“照你这四条件，等于打消北伐，国民党怎能接受？还是赞成咱们南伐吧。”经过争论，请瞿秋白起草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
同一天，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特委会，周恩来在大会上指责了《汪陈联合宣言》说：“如果武汉政府仍继续和谈空气，则各方面损失更大。”陈延年也说：“我们应乘资产阶级政权尚未牢固前打击蒋介石，才有胜利的希望，如果再延缓，资产阶级的政权一经稳固，我们就无法可打。”会后周恩来起草电文《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敦促中央出师东南讨蒋。
4月18日，陈延年在上海第二次特委会上说：“不能简单的希望武汉来，而是上海也要自己有工作。”这天，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下达第一号通缉令通缉陈独秀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193人。4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作出撤销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将他开除出党，并下令逮捕他的决定。
蒋介石到南京后，邵力子将斯大林送蒋的照片退还。斯大林曾笑着对邵力子说：“如果蒋介石真的解除了工人自卫队的武装，我却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他，工人会怎么看他，工人们会怎么看我。”此外，邵力子归还了李可夫、伏罗希洛夫送蒋介石的照片。
北上与东进（2）
4月18日这天，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在汉口开会，讨论继续北伐问题。武汉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两周前决定占领南京，前天，中共中央作相应的不主张北伐的决定，北上本应于这一天开始，不料这一天早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突然取消了这个计划，而主张向东推进，去消灭蒋介石的力量。对陈独秀未向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团商量就同意改变计划，罗易表示不满。陈独秀则抱怨道：“现在罗易和鲍罗廷都拿不定主意，罗易要巩固两湖，鲍罗廷要北伐京津，我看国民政府能免掉蒋介石的职，通缉蒋就不错了，叫它东征，是很难的。”
翌日，东征失败消息传来，于是仍然回复到老鲍原来的主张，立即由京汉铁路出发北伐。4月20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会议。陈独秀说：“我和汪精卫、谭延辏腹啊壹蛞奶傅焦膊澄侍狻９膊澈凸竦骋残肀舜嘶共还涣私猓艟阑卮鹚怠膊巢荒艿狈炊缘场Ｈ魏挝侍舛家竦程致郏欢ㄔ谡呱洗锍赏耆恢隆詈筇致哿烁啦於臃⑽淦鞯奈侍狻Ｌ费雨＇认为，应该给纠察队发武器。工会开口就要1000条枪，但未必能给这么多。我们已经给了他们100条枪。将逐步多发一些。我要求他们要很小心，只发给可靠的工人……他们会向帝国主义开枪，可能也会向汪精卫开枪。”这天，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拍电报，说：“陈独秀到来后，借口省里的工作需要，要求将代表大会无限期推迟。尽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提纲，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特别是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提纲……应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将陈独秀作为党的代表召到莫斯科。”
4月26日，晴天。早餐后，国民党军委秘书长林伯渠约谭平山去陈独秀寓所谈话。
林伯渠说：“下午去长沙，来打个招呼。”陈独秀到武汉后，林伯渠一直没有机会和陈单独谈。林伯渠下午渡江，打算两三天就回。“湖南农民运动有过火地方，昨天我们决定请夏曦回湖南取缔过火行动，你去长沙看看也好。”陈独秀说完，和谭平山去参加土地委员会会议。
中共“五大”（1）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开幕。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汪精卫赶来致了贺词后，为了防止意外，会场迁往汉口市郊黄陂会馆。场内条桌后的条凳上坐着正式代表，加上工作人员及非正式代表，约有100多人。代表们没有出席证，进门时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冲锋”二字。
李大钊没有来，“五大”开幕这天，是他临刑前夜。4月28日下午2时，38岁的李大钊在北京警察厅看守所被绞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给中共电报：李大钊的英勇就义和其他在北京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的壮烈牺牲是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记忆中永远不可磨灭的。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荪没有来。10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李济琛、古应芳杀害。
上海特委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他们正在白色恐怖之中与敌人周旋。陈独秀主持会议。在他身旁坐着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及米夫、罗卓夫斯基等人。主席台挂着马恩列斯相片和国共两党党旗。大会开始时，大家起立唱《国际歌》，有人发现叶挺手臂上有一个虱子，捻了给叶挺，叶挺一边捻一边说，“捻死这个吴佩孚！”这位代表又从叶挺的衣领上捻下一个虱子，问，“这是哪个呢？”叶挺笑着说：“你应该晓得这是哪一个！”4月29日，陈独秀作工作报告，足足讲了5个小时。他谈农民问题话很少，最后提到：“我们的同志从前就向农民进行过工作，如彭湃同志就在广东农民群众中工作过。我们党向农民进行工作已有
两年……今后，我们应开展农民运动，增加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 这个政治报告的大纲是罗易规定的，所以提到西北学说。
会间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说：“糟糕。”罗亦农绰号“大口”，他刚刚赶到武汉。羊牧之走到低头一支接一支抽烟的瞿秋白身边，轻声说，“叶挺问中央讨论过没有？”瞿秋白半天没有吭声，最后说，“要相信中央”。羊牧之点点头，走到一边去了。叶挺的话，唤起了瞿秋白的回忆。陈独秀的报告，在“五大”预备会上讨论过，而且发生了争论。对于中山舰事件，陈独秀归咎于革命力量不足，甚至指责上海工人不该起义，提到党内妥协退让，陈独秀就发火，就训人。这些情况，瞿秋白当然不好告诉羊牧之。
陈独秀发言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发言。他引导代表就陈独秀的报告进行辩论。
辩论进行了4天。要求签名发言的达38人，达到参加会议代表的半数，任弼时、瞿秋白等人的发言最引人瞩目。任弼时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回到上海正逢“四·一二”大屠杀，在了解情况后，迅速离开上海到达武汉。任弼时到武汉后，在武昌都府堤41号见到了毛泽东，交换了对当前形势的意见。
辩论期间，每个代表收到瞿秋白写的4万字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瞿秋白写道：“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瞿秋白列举了1923年至1927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17例，说：“将这些事实一一罗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现在轮到陈独秀出汗了，彭述之早已躁动不安，嘴里咕噜咕噜“见了鬼了”。这是彭述之的出口腔。瞿秋白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似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们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们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在文章后，瞿秋白写道 ，我们的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在小组讨论时，瞿秋白当面讽刺彭述之：“当前革命的领导权，已经或正在被这个鬼篡夺了。”正在作记录的羊牧之发现，瞿秋白脸色刷白，但声调高昂。
瞿秋白的小册子在代表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代表们如饥似渴地低头读小册子，脸上不时地露出笑容，会场上出现了喜气洋洋的局面，昨天令人压抑的气氛被冲淡了。坐在杨之华身边的恽代英一边翻《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边笑着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他是指扉页上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0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见杨之华在认真听，恽代英接着说：“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问得实在好！”这5个问题是：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
周恩来请罗亦农带来两点意见：中央要承认错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批评了中央的错误，他在大会前和彭湃、方志敏等同志准备了提案，但陈独秀拒绝在大会上交流，并将毛泽东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
蔡和森说：“我党必须负起领导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责任，而不能当他们的尾巴。我们应当通过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来一扫小资产阶级身上的动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的革命肯定会失败。”他提醒人们注意：“不要忘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同时在庇护资产阶级和地主，这些人随时可能重演三·二○和四·一二事件。”
中共“五大”（2）
5月初，鲍罗廷在会上说，我是坚决主张同蒋介石作坚决彻底的斗争的，如果我们打败张作霖，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地消灭蒋介石。我认为，我们已经摆脱了危急的局面，若再坚持三四个月，我们就必将取得胜利。
5月3日，维经斯基讲话：“代表团讲没收土地是指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不是小地主的土地……无产阶级将在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联盟中起主导作用……我们党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是关于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问题……瞿秋白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要求彼得罗夫同志为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还这样说，‘您承认这一点还是大家抨击您，您都不再是布尔什维克’，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彼得罗夫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不像彼得罗夫分子，而像孔夫子信徒，他说：‘如果是这样，那你们就判处我的政治死刑，或者五年政治监禁’……在大会辩论期间，我们党的成就谈得很少。我希望陈独秀同志在闭幕词中谈谈成就……最后我想说，在代表大会以前，党就有一种不只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病症，不是存在一个中心，而是两个中心。不久这些原因就会消除。”
维经斯基讲话后，罗易作“五大”上第二次发言：“首先，我要消除由于张太雷同志对我的第一次讲话中的某些论点提出批评所引起的混乱。我无意于对张太雷同志进行个人攻击，但批评他所代表的观点是完全必要的。他所引起的混乱必须消除……”罗易反对张太雷，偏袒罗亦农，是因为张太雷支持鲍罗廷西北说。
经过争论，“五大”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大地主所占据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目前国民运动应继续高涨”。
共产国际代表考虑增加新的力量，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增加了人数。结果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李维汉、苏兆征、张太雷、阮萧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陈乔年、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31人当选。此外，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等11人。政治局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9人。彭述之终于落选。政治局常委为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周恩来为秘书长。
因为矛头集中在彭述之身上，加上陈独秀作了检讨，国际代表罗易又说：“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英勇的斗争，因此，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结果选举时，陈独秀仍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驻华代表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勃雷希脱在3月中旬给苏共中央去信称，“老头子”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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