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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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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陵园内大部分地方都植上了石榴树，而临潼的石榴也是全国有名的鲜果，常以皮薄、颗粒大、汁液多、味道纯正著称。当地农民对栽植这种果树很感兴趣。
“由于政治上的厄运，我将近30 岁才结婚成家。当我的女儿长到要上学的时候，秦始皇陵园的石榴树已经开花结果，每到夏季，整个陵园的石榴花一片火红，鲜艳夺目，光彩照人。为了寄托我对这片土地的爱恋和纪念那段植树的历史，我给女儿起了程蕊红的学名，意思是陵园的石榴树已经坐蕊开花，就要结出丰硕的果实了。1973 年我又有了一个儿子，便给他起了个程林红的名字，因为这时我看到陵园里的石榴树已经长大成林了。
“兵马俑发现之后，我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发掘，随后主要从事秦始皇陵园的考古钻探，现已钻孔五万多个，发现了陵园内外近五百个陪葬坑，估计整个陵园内外、包括已发现的兵马俑坑军阵，共有陶俑一万余件，而秦陵地宫的秘密也在钻探中逐渐揭开。同时，临潼县境内的战国、秦6 个帝王陵墓的内在情况也基本在钻探中搞清楚。前些日子有个记者在报上发文章，说我钻探的地下孔道的深度加起来可以穿透地球，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但要把这些年钻孔的深度加起来，其数字确也是惊人的。自从1974 年我来到这里后，一直都是发掘和钻探，共请过两次事假。第一次是1980 年春节母亲去世了，我回家奔丧，正月初3 回家，初6 返回工地。第2次是1982 年，我的爱人去世了，我又回家住了几天……”程学华没有再说下去，我也没有继续追问。当我结束采访走出那间低矮的小屋时，又忍不住回过头望了一眼那瘦削的身影。就在这蓦然回首的一刹那，我看到他那紫深色老花镜的背后滑下两道潮润晶莹的光。这是他最后向我发出的无声的肺腑之音：“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无名罪犯”郑安庆
我在秦俑馆奔波，曾数次穿行于兵马俑坑和铜车马展室，每一次都有一种异样的心灵的震颤和曾未有过的收获，我越来越感觉到我所踏入的是伟大的古代文明与精湛的现代艺术所融汇而成的神圣殿堂。
如果说兵马俑与铜车马的制造工艺和冶金技术体现了古代人民非凡的创造力与杰出智慧，那么，兵马俑与铜车马的修复以及气魄恢宏，宽阔雄伟的展厅，则完全展示出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建筑艺术水平。我在为这辉煌神圣的殿堂惊诧之余，以同样的敬慕之情静心观赏镌刻在殿堂之上的书法艺术。从墨迹的风格和气韵中不难看出：
“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几个雄壮的大字为大名鼎鼎的叶剑英元帅所提。
“铜车马展厅”五个柔中有刚的字迹则出自久负盛名的大书法家舒同先生之手。
而唯独“第一号兵马俑大厅”几个稳重秀美的篆书难以辨别是出自哪位大家的墨迹。
于是，有人告诉我，这是秦俑博物馆陈列部美工郑安庆的杰作。
一个博物馆的美工能写出如此令人叹惊的字体，并且高悬大厅门口上方，毫不掩饰地接受海内外游客的欣赏与品评，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一大幸事。我决定亲眼见一见这位幸运的美工，我打算分享他的幸福与欢乐。
然而，当我走进陈列部见到这位四十多岁的汉子时，竟出乎意料地发现他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聪明伶俐，健谈豪爽。他给予我的感觉是口齿愚钝、目光呆滞、行动笨拙，只有那份热情与真诚尚存在他的身心之中。在我以极度惊讶和迷惑的神情得知了关于他的一段苦难岁月之后，才恍然醒悟昨日这个才华横溢、稳健刚强的血性男儿为何变成今天这种模样的。
1982 年9 月26 日，《陕西日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
走私犯郑安庆被依法逮捕
本报讯秦俑馆美工郑安庆未向公安机关申请备案，又未经工商部门批准，私自开设刻字行业。从1980 年7 月至1982年4 月，他先后向外国商人走私印章，印料二百五十余枚，用小包裹五十四件邮往国外，从中牟取暴利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五元七角。并收受外商彩色电视机、收录机各一部和兑换券七百三十八元。临潼县公安局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和《海关法》一百零七条、一百五十条、一百八十四条及对外贸易的有关规定，认为已构成走私罪，经县检察院批准，将郑安庆依法逮捕。
（唐世兴）
消息已明确警示世人，郑安庆的灾难是因为他私刻印章和外国人做生意。想不到他不但有一手潇洒俊秀的书法，而且还有刻制印章和外国人做生意的本事。
其实，早在郑安庆上小学时，就迷恋于书法、绘画和金石刻字的艺术，并经过十几年的奋力苦搏，他的艺术创作成果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书画界的赞赏。自1962 年起，仅他的篆刻印章就先后在《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新体育》、《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延安画刊》、《延河》等二十余家报刊发表近百方，并出版了《毛主席在陕北》的印谱单行本。
1978 年，郑安庆从一家工厂的子弟小学调到秦俑馆做照相与绘图工作。
1979 年秦俑馆开放之后，郑安庆见外宾纷至沓来，便向馆领导人提出了“愿在工作之余用我的刻印小技为外国游客治印，以为博物馆挣外汇”的建议。
他的建议没有被馆内领导者采纳，但却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80 年4 月，郑安庆再次向馆领导人提出了他先前的建议：“现在工作有了秩序，馆内也设了小卖部等设施，我可以在工作之余刻些印章为馆里挣点外汇。”他的建议得到了领导人的许可：“你先刻刻看吧。”郑安庆颇为激动，一种复杂的心理情感驱使着他当天夜里就用自己原有的水墨石刻出了三方印章。他确是出手不凡，三方刻石刀法娴熟、字迹刚劲有力，除正面的刻字外，又颇费心机地在印侧四边刻下了秦俑图像和俑坑简介，以及“××先生×年×月×日赴中国西安参观秦兵马俑坑刻石纪念”的文字。
第二天，郑安庆将三枚刻章及印模拓片拿到博物馆外宾小卖部对外销售。不出三日全部售完，秦俑博物馆由此获得了190 元外汇，从此，郑安庆越发积极地镌刻，外宾小卖部源源不断地销售。至1980 年年底，仅为期半年的时间，秦俑博物馆共获外汇七千余元。
也就在这一年的8 月，日本书法代表团前来秦俑馆参观。当团中的原野茂先生走进外宾小卖部，见到郑安庆篆刻的印模及边款拓片后，大为惊讶称绝，当场买下六枚印料要求篆刻，可郑安庆此时已回老家探亲，原野茂并未失去信心和放弃得到这绝美的篆刻艺术的机会，他给馆内小卖部预付了印款和邮资，提出等郑安庆回馆后为他刻好寄去，秦俑馆服务人员当场答应下来。
这笔交易到此似乎已进入尾声。
然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悲剧拉开了帷幕。
郑安庆探亲归馆后，按日本原野茂先生的要求刻好印章并亲自给他寄去。事隔不久，原野茂从日本给郑安庆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对郑的篆刻技艺表示极大的敬佩和兴趣。同时原野茂对自己的经历和爱好作了详尽的介绍：“我已50多岁，现在日本××中学担任书法课程教师，已从事中国书法研究30 余年，有两个孩子……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与帮助……”其感激之情、虔诚之意溢于言表，令人为之感动。
此时郑安庆已自学日语近两年，很希望有一位日本朋友给予自己学习上的帮助和指导。于是，很快给原野茂回信并赠送了自己篆刻的部分拓片。从此，郑安庆与原野茂不断书信往来，成为互教互学的书道之友。
1981 年元月，郑安庆为其家属调动工作，请了几天事假，按照秦俑博物馆的日常规定，这月他因耽误工作而没有得到工资之外的奖金。
郑安庆心中有些不快，想起自己半年多来为秦俑馆挣了钱，出了力，不但未得到经济上的半点报酬，就是连一句领导对自己的鼓励、表扬之类的精神安慰也未曾得到。一番感慨悲伤之后，他决定找馆领导人谈出自己的想法：
“据了解，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友谊商店、书画店、展览馆等经销的书画、篆刻、工艺品，对作者都是按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五十提成作报酬或奖励。西安友谊商店也设有治印业务，对刻者按50％提成，如遇应急买主，100 ％归刻者。我给外国人治印，工具、印泥全是我私人的，开始卖掉的三方印石，连石料也是我自己出钱买的。我不要求给我本人多少报酬，只想馆里是不是适当地给点奖金，我也好买几本书和几块石料……”未等郑安庆的话讲完，领导的脸色已起了明显的变化，心中也添了大大的不快。“从这件事情一开始我就知道会有今天。”领导说完这句令郑安庆困惑不解的话便匆匆离去了。
第二天，秦俑博物馆召开支部委员会议，特邀非党员的郑安庆列席。开会之前，馆领导人明确回答了昨天郑安庆的提议：“经过初步研究，馆内对你不予进行什么奖励，你昨天的要求是无理和私心太重的表现，你的手伸的过于长了，这是资产阶级的金钱观念……”郑安庆闻听恍然大悟，这哪里是列席什么党支部会议，分明是在接受警告，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他感到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了伤害，血气方刚的郑安庆无法容忍和按捺心中的愤慨，他据理力争：“我不能接受您的批评，我说的提成是有政策依据的，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而不是资本主义原则……？领导人更不示弱，同样慷慨陈词：“多劳多得是主要对农村社员和城市待业青年等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言的，你是国家干部，工资就是国家给你的报酬，不存在多劳多得的问题。这个政策对你是不适应的。”。“陕西省博物馆业务干部曲儒同志的象牙微雕在本馆对外部出售，怎么实行30％的资金收入提成？”郑安庆以眼前的实际事例颇不服气地反驳。“曲儒是曲儒，你是你。陕西省博物馆的曲儒不归我管，秦俑博物馆的你归我领导。”领导人也寸步不让，提出了比郑安庆所引用的事例更实际的问题。“中国是几个共产党领导？”郑安庆以他的聪明与才智把这场辩论像艺术创作一样推向极至，而使一切对手都无法超越并望而却步。领导人挥挥手，示意郑安庆：“这次你的列席会议已毕，请回吧。”郑安庆愤然走出，大呼不平。领导者悄然落坐，怒不作声。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今后博物馆小卖部将不再收留郑安庆的篆刻印章和拓片，并命令郑安庆停止篆刻活动。
冲突既起，就无平静收场的可能，悲剧的帷幕已经拉开，也只有就此演下去，否则便不再是悲剧。
郑安庆与日本教师原野茂的书信往来仍在进行。郑安庆为他代买中国的文房四宝及字帖、印谱、篆字字典等印刷书籍，原野茂向郑安庆回赠日本出版的书法、印章等书籍，同时提出：“我的日本学生很喜欢您的印章和拓片，希望今后多给提供些您本人的艺术作品。”其后，原野茂的朋友白霞洋（原日本书法家访华团秘书长）给郑安庆来信，提出了和原野茂相同的希望。郑安庆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先后篆刻了近二百枚姓名印章，通过邮局寄给原野茂、白霞洋和他们的学生。
1981 年7 月，原野茂、白霞洋等再次访华，并带来14 寸彩电一台，收录机一架赠予郑安庆作为酬谢。
原野茂、白霞洋回国后，又先后三次通过日本和中国银行给郑安庆汇款约七千余人民币，其中原野茂的五千元汇款理由是“友人赠与”（日本银行汇款凭据）。
原野茂与白霞洋给郑安庆的汇款引起了陕西中国人民银行的注意，他们把款转至临潼中国人民分行的同时，要求该行到秦俑馆了解具体情况，秦俑博物馆领导人借机将汇款单扣留在馆内，未通知郑安庆。
当日本方面的汇款人在信中得知郑安庆没有收到汇款后，立即寄来汇款凭据，郑安庆持凭据赶赴陕西中国人民银行查询，当他得知此款已转至临潼中国人民分行后，又赴临潼询问。
“是你们馆里的领导暂时不让发给你本人。”临潼分行方面回答并当即表示：”我们再到馆里催问一下，是公款由他们领，是你个人的就马上给你。”郑安庆的汇款被扣压三个月后，终于从银行领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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