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通史 下册-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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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言试葜髯芡场Ｓ擅窆�举，仍奉正朔，遥作屏藩，商结外援，以图善后。事起仓猝，迫不自由，已电奏，并布告各国。能否持久，尚难预料，唯望悯而助之。”翌日，又以大总统之衔告示台民曰：“日本欺凌中国，大肆要求，此次马关议款，赔偿兵费，复索台湾。台民忠义，誓不服从，屡次电奏免割，本总统亦多次力争。而中国欲昭大信，未允改约，全台士民不胜悲愤。当此无天可吁，无主可依，台民公议自主，为民主之国。以为事关军国，必须有人主持，乃于四月二十二日，公集本衙门递呈，请余暂统政事。再三推让，复于四月二十七日相率环吁，五月初二日公上印信，文日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换用国旗蓝地黄虎。窃见众志已坚，群情难拂，故为保民之计，俯如所请，允暂视事。即日议定改台湾为民主之国，国中一切新政，应即先立议院，公举议员，详定律例章程，务归简易。唯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虽自立为国，感念旧恩，仍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照常严备，不可疏虞。民间如有假立名号，聚众滋事，借端仇杀者，照匪类治罪。从此清内政，结外援，广利源，除陋习，铁路兵船，次第筹办，富强可致。雄峙东南，未尝非台民之幸也。”初六日，日军登鼎底澳，越三貂岭。景崧檄诸军援战，不利，基隆遂失，迫狮球岭。台人请驻八堵，为死守计，不从。杜文魁驰入抚署请见，大呼曰：“狮球岭亡在旦夕，非大帅督战，诸将不用命。”景崧见其来，悚然立，而文魁已至屏前，即举案上令架掷地曰：“军令俱在，好自为之！”文魁侧其首以拾，则景崧已不见矣。景崧既入内，携巡抚印，奔沪尾，乘德商轮船逃，炮台击之，不中。文魁亦蹑景崧后，至厦门，谋刺之。事泄，为清吏所捕，戮于市。

　　台南闻景崧逃，台北破，议奉永福为大总统，不从。强之，始移驻台南，设议院，筹军费，进邮递，发钞票，分汛水陆，训励团练，各地魁桀收而用之，以援助前敌。于是告示于民曰：“日本要盟，全台竟割，此诚亘古未有之奇变。台湾之人发指眦裂，誓共存亡，而为自主之国。本帮办则以越南为鉴，迄今思之，追悔无穷。顷顺舆情，移驻南郡。本帮办亦犹人也，无尺寸长，有忠义气，任劳任怨，无诈无虞。如何战事，一担肩膺，凡有军需，绅民力任。誓师慷慨，定能上感天神。惨澹经营，何难徐销敌焰。”六月，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寓书永福，劝解兵，复书不从。于是日军破新竹，取宜兰，进迫苗栗，又辄以战舰窥台南。命幕僚吴彭年率七星旗兵趣援，方至而苗栗陷，大战于彰化，彭年阵没，将弁多死，台南饷械已绌。再命幕僚罗绮章渡厦门，陈援各省，辞甚哀痛。七月，日军破云林。别以一军略埔里社，锋锐甚。沿途民军据守力战，相持三十余日，杀伤略当，嘉义始陷，永福深自悲痛。八月二十有三日，日军登枋藔，入恒春，取凤山，南北俱逼，所距不过百里，而接济久绝。永福知事不可为，介英领事欧思纳致书桦山资纪求成。是时日舰大集于澎湖，欧思纳往见副总督高岛鞆之助，不许，约永福至舰议款，否则开战。终不往，而日军又破旗后矣。九月初二月，黑旗兵在白沙墩获英人间谍二，解至署。永福邀入内，商出亡，其人则爹利士船主柁师也。入夜永福视安平炮台，乘之以去。日舰八军山追之，至厦门，搜其船，不得。初四日，日军入城。景崧既归，遂居桂林，而永福嗣为碣石镇总兵。

　　连横曰：世言隋、陆无武，绛、灌无文，信乎兼才之难也。夫以景崧之文，永福之武，并肩而立，若萃一身，乃不能协守台湾，人多訾之，顾此不足为二人咎也。夫事必先推其始因，而后可验其终果。台为海中孤岛，凭恃天险，一旦援绝，坐困愁城，非有海军之力，不足以言图存也。且台自友濂受事后，节省经费，诸多废弛，一旦事亟，设备为难。虽以孙吴之治兵，尚不能守，况于战乎？是故苍葛虽呼，鲁阳莫返。空拳只手，义愤填膺，终亦无可如何而已。《诗》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为此诗者，其知道乎？


《台湾通史》后序

　　雅堂夫子既作《台湾通史》，将付剞劂，璈读而喜之。已而叹曰：嗟乎！夫子之心苦矣，夫子之志亦大矣。始璈来归之时，夫子方弱冠，闭户读书，不与外事。既而出任报务，伸纸吮毫，纵横议论。又以其余力网罗旧籍，旁证新书，欲撰《台湾通史》，以诏之世，顾时犹未遑也。越数年，去之厦门，游南峤，鼓吹摈满，濒于危者数矣。事挫而归，归而再任报务，复欲以其余力撰《通史》。每有所得，辄投之箧，而时又未遑也。中华民国既建之年，夫子矍然起，慨然行，以家事相属，长揖而去。遂历禹域，入燕京，出万里长城，徘徊塞上。倦游而归，归而复任报务，茶余饭后，每顾而语曰：“吾平生有两大事，其一已成而《通史》未就，吾其何以对我台湾？”于是发箧出书，积稿盈尺，遂整齐之，每至夜阑始息。如是三年而书成，又二年而后付梓。嗟乎！夫子之心苦矣，夫子之志亦大矣。台自开辟以来，三百余载，无人能为此书，而今日三百余万人，又无人肯为此书。而夫子乃毅然为之，抱其艰贞，不辞劳瘁，一若冥冥在上有神鉴临之者，而今亦可以自慰矣。然而夫子之念未已也，经纶道术，焕发文章，璈当日侍其旁，以读他时之新著。

　　一九二○年元夜归连门沈璈少云氏叙于稻江之棠云阁


连雅堂先生家传

　　我始祖兴位公，生于永历三十有五年，越二载而明朔亡。少遭悯凶，长怀隐遁，遂去龙溪，远移鲲海，处于郑氏故垒之台南，迨先生已七世矣。守璞抱贞，代有潜德，稽古读书，不应科试，盖犹有左衽之痛也。故自兴位公以至先祖父，皆遗命以明服殓。故国之思，悠然远矣。

　　先生讳横，字武公，号雅堂，又号剑花。生于光绪四年正月十六日亥时，先祖父永昌公季子也。少受廷训，长而好学，禀性聪颖，过眼成诵。先祖父痛爱之，尝购《台湾府志》一部授之曰：“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历史。”后日先生以著《台湾通史》引为己任者，实源于此。

　　甲午中日战役，清师败绩，订马关条约，割台湾以和。台人不服清廷之命，遂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朔，独立为台湾民主国。是年六月，先祖父去世，先生时年十八，奉讳家居，手写《少陵全集》，始学诗以述家国凄凉之感。当是时，戎马倥偬，四郊多警，缙绅避地，巷无居人，而先生即以时搜集台湾民主国文告，后竟成《台湾通史》中珍贵史料。越二年，先母沈太夫人来归。

　　沈太夫人，外祖父德墨公长女也。明诗习礼，恭淑爱人，上奉姑嫜，旁协妯娌，一家称贤，于先生之著作，尤多赞助。是年先生主《台南新报》汉文部，写作之余，学日文焉。

　　马兵营在台南宁南坊，为郑氏驻兵故地，古木郁苍，境绝清閟，自兴位公来台，即卜居于此。割台前七年，先祖父扩而新之。割台后，日人在此新筑法院，全庄被迁，吾家亦遭毁，危墙画栋，夷为平地。从此兄弟叔侄，遂散处四方，故先生有《过故庐》诗云：

　　海上燕云涕泪多，劫灰零乱感如何？
　　马兵营外萧萧柳，梦雨斜阳不忍过。

　　日俄战后，先生愤清政之不修，携眷返国，在厦门创《福建日日新报》，鼓吹排满。时同盟会同志在南洋者，阅报大喜，派闽人林竹痴先生来厦，商改组为同盟会机关报。嗣以清廷忌先生之言论，饬吏向驻厦日本领事馆抗议，遂遭封闭。先生不得已又携眷归台，复主《台南新报》汉文部。越三年移居台中，主《台湾新闻》汉文部，因与林痴仙、赖悔之、林幼春诸先生创栎社，以道德文章相切劘，《台湾通史》亦经始于此时。

　　先生又久居东海，郁郁不乐。辛亥秋，病且殆，愈后，思欲远游大陆，以舒其抑塞愤懑之气。时中华民国初建，悲歌慷慨之士，云合雾起。先生亦由东瀛莅止沪滨，与当世豪杰名士相晋接，抵掌谭天下事，纵笔为文，论当时得失，意气轩昂，健康恢复矣，于是西溯长江，至于汉■，北渡黄河，而入燕京。时赵次珊先生长清史馆，延先生入馆共事，因得尽阅馆中所藏有关台湾建省档案，而将其收入《台湾通史》。未几，去馆遨游，出大境门，西至阴山之麓，载南而东，渡黄海，历辽沈，观觉罗氏之故墟，吊日俄之战迹。甲寅冬，倦游而归，仍居故里，翌年先祖母逝世。

　　家居时，先生将其征途逆旅所作之诗，编为一卷，名曰《大陆诗草》。

　　集中有《至南京之翌日登雨花台吊太平天王》诗曰：

　　龙虎相持地，风云变态中。
　　江山归故主，冠剑会群雄。
　　民族精神在，兴王事业空。
　　荒台今立马，来拜大王风。
　　汉祖原英武，项王岂懦仁。
　　顾天方授楚，大义未诛秦。
　　王气骄朱鸟，阴风惨白燐。
　　萧萧石城下，重见国旗新。
　　早用东平策，终成北伐动。
　　画河师不进，去浙败频闻。
　　同室戈相阋，中原剑失群。
　　他年修国史，遗恨在湘军。
　　玉累云难蔽，金陵气未消。
　　江声喧北固，山影绘南朝。
　　吊古沙沈戟，狂歌夜按箫。
　　神灵终不閟，化作往来潮。

　　又有《柴市谒文信国公》诗曰：

　　一代豪华客，千秋正气歌。
　　艰难扶社稷，破碎痛山河。
　　世乱人思治，时乖将不和。
　　秋风柴市上，下马泪滂沱。
　　宏范甘亡宋，思翁不帝胡。
　　忠奸争一瞬，义节属吾徒。
　　岭表驱残卒，崖门哭藐孤。
　　西台晞发客，同抱此心朱。
　　忠孝参天地，文章自古今。
　　紫云留故砚，夜雨寄孤琴。
　　景炎中兴绝，临安半壁沈。
　　巍巍瞻庙宇，相柏郁森森。
　　我亦遘阳九，伶仃在海滨。
　　中原虽克复，故国尚沈沦。
　　自古谁无死？宁知命不辰。
　　凄凉衣带语，取义复成仁。

　　章太炎先生读之，叹曰：“此英雄有怀抱之士也。”

　　先生归台后，即孜孜矻矻，潜心述作。旋移居台北，越五年而《台湾通史》成。刊行时，日本朝野颇为重视，祖国人士则因隔阂，反有漠然之感。唯章太炎先生以为民族精神之所附，谓为必传之作，先生亦颇以此自许。《通史》既刊，复集古今作家之诗，刺其有关台湾历史山川者，编而次之，名曰《台湾诗乘》，凡六卷。是书之成，沈太夫人与有力焉。陈蔼士先生近读其稿，为题四诗。其一曰：

　　难得知书有细君，十年相伴助文情。
　　从来修史无兹福，半臂虚夸宋子京。

　　先生作史时，搜集先民有关台湾著作甚丰，其中三十余种，均系海内外孤本，极足珍贵，乃编为《雅堂丛刊》。笔墨余闲，颇事吟咏，因集《大陆诗草》以后之作，都为一卷，名曰《宁南诗草》，志故土也。其《登赤嵌城》曰：

　　七鲲山色郁苍苍，倚剑来寻旧战场。
　　地剪牛皮成绝险，潮回鹿耳阻重洋。
　　张坚尚有中原志，王粲宁无故国伤。
　　落日荒涛望天末，骑鲸何处吊兴亡。

　　民国十二年春，先生以《通史》已刊，《诗乘》亦纂成，思欲暂息其著作生活，因偕沈太夫人东游，以诗自写其境曰：

　　五岳归来已七秋，又携仙眷上蓬洲。
　　此行为爱樱花好，料理诗篇纪俊游。

　　时震东适留学东京，随侍先生及沈太夫人漫游于镰仓、箱根间，天伦之乐，无过于是。回忆海滨白沙，湖上青松，犹历历在眼前也。

　　先生尝曰：“余尝见古今诗人，大都侘傺无聊，凄凉身世。一不得志，则悲愤填膺，穷愁抑郁，自戕其身，至于短折。余甚哀之。顾余则不然，祸患之来，静以镇之，横逆之施，柔以报之。而眷怀家国，凭吊河山，虽多回肠荡气之辞，绝无道困言贫之语。故十年中未尝有忧，未尝有病。岂天之独厚于余，盖余之能全于天也。”其善养生也如此。故体虽清癯，而绝少疾病。先生与沈太夫人感情极笃，对震东姊弟尤为慈祥。御下宽，待人恕，数十年未尝见其稍有愠色。性嗜茶而远酒，以茶可养神，酒能乱性也。亲朋至，必亲汲泉瀹茗，畅谈古今，而议论新颖，以是人咸亲之。

　　民国十五年春，携眷游杭州，住西湖。盖欲了其“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大陆诗草》）之宿愿也。是年暑假，震东由日来杭省亲，朝夕侍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