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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的故事 作者:盛田昭夫-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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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把家里的很多传统都改变了。一方面她出身于武士世家，了解传统，她自己就总是身穿和服，另一方面她也愿意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家里的孩子们总是在一起打闹，但是等我稍稍长大一点以后，实际上甚至在我十岁以前，我就开始专心于学习了，我更加依赖于母亲的劝导。她对整个家庭负责，但她还是给了我一间有书桌的单独房间。我开始做试验时又得到了另一张书桌，因为我需要一个工作台。她还给我买了一张床，所以我就不必像家里其他的人那样，睡在铺有被褥的榻榻米上。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现代化了。我的母亲和父亲都希望如此，因为他们准备让我作为盛田家下一代的户主成为家业的继承人，也就是第十五代盛田久左卫门。
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传统，成为户主的儿子就要放弃他原有的名字，而改名为久左卫门。十五代人中的长子多数出生之后都取名为常助或者彦太郎。我的父亲以前就叫彦太郎，直到他成为户主，才改名当了第十四代久左卫门。我的祖父出生时取名为常助，他继承家业后改名为盛田久左卫门，他年迈引退后，将权力与责任传给我的父亲，他再改名为盛田命昭。
然而在我出生时，我的父亲认为常助这个传统的名字对于二十世纪来说太陈旧了，所以他请了一位年高德劭的日本汉学家来为我取名。这位先生是一个知名的学者，也是我祖父的朋友。他推荐起名昭夫，其中的昭字在日语中读作AKI，有启蒙的意思。我祖父的名字中也有这个汉字。汉字在日语中往往有多种读法，有时甚至有十几种，所以我的名字读出来意味着“启示”或者“显著”，而盛田这个姓氏意味着茂盛的稻田，我的姓与名相结合看来预示着我的一生都是乐观与充满了希望的。我的父母很喜欢我名字中的昭字，所以也把它给了我的两个弟弟，和昭和正明（明字在日语中也可读成AKI——译者）。日本的朝代都有年号，日历上的正式年份是从一个朝代的第一年算起的。1926年大正天皇驾崩，太子裕仁继位，皇家也找到那位为我取名的汉学家，请他选择一个吉祥的年号。他选取的年号是“昭和”，意味着“光明太平”，其中也用了我的名字中的那个昭字，只是读作SHO。（1986年的正式说法应是昭和61年，即昭和朝代的第六十一年。）
直到今天家里还向我提议，我应该真正地继承久左卫门这个名字。如果一个继承人可以证实自己无愧于祖宗，那么他就可以进入宗祠正式改名。但是我想这样做对于我来说是不明智的，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盛田昭夫。我有时签名也用首字母AKM，可以说它是盛田昭夫久左卫门的缩写。我在美国的一辆大陆林肯牌轿车还有一块个人化的牌照，上面的号码是AKM…15。总有一天我的儿子英夫（盛田英夫是盛田昭夫的长子，后改名为盛田英粮。——译者）会变成户主，他是否愿意改名为久左卫门，那得由他自己决定。当然我和我的妻子都希望他能这样做，不过这些都是本书的题外话了。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受到有关家族传统和先辈的教育。我的先辈中出过很多爱好文学和艺术的人，例如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他们一直都是社团的首领和村役所的官员，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德川幕府的年代。他们是上等人，所以享有使用姓名和佩带腰刀的特权。无论哪一次我父母亲带我回小铃谷村去看看或者住上一天，那里的村民都会非常惊讶地对我表示赞叹，使我感到自负不已。
我的高祖父，也就是第十一代久左卫门，很喜欢新事物和新思想。在上个世纪末的明治时代，他邀请了一个法国人到日本来帮他种葡萄和酿酒。他既酿造葡萄酒又酿造米酒，由此出名，而且也从中受到激励。那时候日本刚刚结束了二百五十年的闭关锁国，向世界打开了大门。新鲜事物很时髦，而且明治天皇也鼓励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技术。在东京，人们举行正式的舞厅舞会，模仿欧洲的服装和发型，尝试西式食品，甚至在宫中也是如此。
酿造葡萄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明治政府预计到大米的短缺，而大米正是酿造米酒的基本原料。种植葡萄园，如果有可能的话，用葡萄酒来取代米酒，这样，在遇到预料中的歉收年时就比较容易对付了。历史学家们还有一种说法，当时政府是为了给那些在新政下无事可干的武士找一个就业机会。我们有大片耕地，所以1880年在明治政府的鼓励下，从法国带回了葡萄根茎，并且种植到我们的地里。我的高祖父安装了一台机器，用来加工葡萄，建起了适当的酿酒设施，还从附近招来了农工，在葡萄园中劳作。四年后总算做出了一点葡萄酒，这下子增强了大家的希望，认为这个新型的工业将会兴旺起来。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当时法国的葡萄园正在荒废，因为它们先是遭到了霉菌，后又遭到一种像虱子一样的葡萄虫的侵害。很明显，从法国带回的葡萄根茎已经受到了感染，尽管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这件事还是失败了。1885年在久左卫门家的葡萄园里发现了葡萄虫，葡萄藤必须全部扯掉，久左卫门必须卖掉土地来抵债。葡萄园被改作桑田，用于养蚕。但是盛田家的其它传统产品，例如酱油和豆酱，却在1899年拿到巴黎参加了国际博览会，其中还有一种产品赢得了金奖，这在那个年代对于一家日本公司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总之，我的这位祖先有一种对新事物的渴望，而且还有一种不因一件事失败了就放弃的勇气和力量。他的前一任户主开创了啤酒制造业，请了一位中国酿酒师。这位中国酿酒师是在英国学的手艺，他自己还开了一家面包店，如今这家公司叫作PASCO，生意兴隆，已经有了海外分店。不屈不挠、坚持不懈、乐观向上，这些天性从家族的基因中传给了我。我想我父亲从我身上可以看出这一点。
我的高祖父于1894年逝世，为了纪念他生前的功德，1918年在小铃谷村为他建了一座青铜像。他曾经用自己的钱为村里的人修路，改善设施，还做了许多其它的善事，因此当明治天皇巡视我们家乡附近地区时，曾对他授勋。不幸的是战时为了弥补军需，那座铜像被送去熔化掉了。人们留下了一个模型，又做了一尊陶瓷的胸像，这座胸像至今还树立在小铃谷村宗祠前的小树林里。
虽然看起来我们家的历史一直在小铃谷村的周围，但是我的父母亲却从那个安静的小村子搬到了名古屋市，名古屋市是爱知县县府（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译者注）所在地，我就是1921年1月26日在那里出生的。把家搬到名古屋这个热闹的工业城市去，只是父亲促使盛田公司现代化的计划中的一个步骤，它给古老的公司注入了新的精神。另外，在城市里办一个现代化的企业也比在那个美丽的小村子里更加便利。所以我不像我的祖先们那样生活在一个小村庄里，而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长大。当然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根还是在小铃谷村。
最近我们在老家的仓库中发现了很多有关那个小村庄的古老文件。这些文件很有趣味，我已经建立了一笔基金，用于对这个历史文件图书馆的保存与研究。这些材料都很详细，它们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观点对三百年前日本的农村生活做了大量的描述。我们对这些文件进行了分类，并把分类合订本提交给日本的各个主要图书馆和大学。还建了一个玻璃外套，将原来的仓库罩起来，旁边连着一座三层楼的房子，学者们现在可以在那里研究那些历史文件，而它们仍然放在原来仓库中的老地方。我总是想，如果我退休了，我还可以在小铃谷村研究历史，与那些历史文件打交道，度过繁忙的晚年。
我父亲对我十分慷慨，尽管如此，我仍然肩负着长子的重任，所以他决定我从很小时就应该接受商业教育。父亲受到时代的限制，因为他是家里长子，所以为了挽救家业，他必须中止学业。他一直是个很讲实际的商人，而我认为他是保守，有时甚至保守得过了分，特别是要为一件新的、有风险的事或者非同寻常的事做出决定的时候。他看上去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出决定，而且还总是要担心。有时候我甚至认为他会为了没事可担心而担心。我经常为某些对我的管束与他争执，我想他喜欢这些小小的争执，这是一种教育我的方法，它使我学会了逻辑地说理和表达自己的论点。他甚至将我的愤怒转为训练。直到我长大以后，我还是继续为他的保守主义与他持不同意见，但是这对我们家却有好处。与他在生意上严肃与谨慎的个性相反，他是一个温和、慷慨的父亲。他的全部休闲时间都是与孩子们一起度过的，给我留下了很多的美好回忆，其中有他教我们游泳、钓鱼，还有徒步旅游。
在父亲的眼里，生意毕竟是生意，不能开玩笑。我记得十岁或者是十一岁时，我就第一次被带到公司办公室和酿酒厂去。父亲想让我看一下怎样做生意，我长时间地坐在他的身边，旁听枯燥无味的董事会议。就这样，他教会了我如何与雇员交谈。我还在读小学时就学会一些生意经。因为我父亲是老板，所以他可以让经理们到家里来汇报和参加会议，而在这样的场合他总是坚持要我旁听。不久，我就对此感到津津乐道了。
父亲总是不断地提醒我：“你一出生就是老板。你是家里的长子，切记勿忘。”绝对不允许我忘记，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父亲的继承人，担当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和家族的户主。我认为有一件事至关重要，当我还是一个年青人时，就不断地受到这样的训戒：“不要以为身处高位就可以支配周围的人。要搞清楚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同时也要搞清楚让别人做的事，并对此担负起全部责任。”我还受到过这样的教育，斥责部下，出了问题就推到别人身上，也就是找个替罪羊，这些都无济于事。按照家里人教导我的日本式思维方式，合适的做法应该是利用与别人达成的共识来完成一件事，使双方都受益。每个人都想获得成功。在学习与雇员共同工作时，我发现一个管理者需要培养自己的耐心并学会体谅别人，不能做出自私自利的举动，更不应该对人耍弄卑劣的手段。我一直坚信这些概念，而这些概念帮助我形成了一种管理哲学，这种管理哲学在过去以至今天都对我和我的公司起着良好的作用。
我们家的人信奉佛教，所以也受到由此产生的训戒的引导。家里的人很虔诚，经常在家进行宗教仪式。大人们递给孩子们一本佛经，并要求他们一起学着念那些复杂的汉字。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信教者，但是由于这些习俗与传统对于家庭很重要，所以还是得以保持下来。多年以后，当我们回家去看望父母亲时，进门后的第一件事还是去跪拜家里的神龛。
我读中学时，所有的假日除了用在生意上，还是用在生意上。父亲要开会时就会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要在那里坐着听人向他汇报。然后就是盘点货物。通常把这个称作盘存，采用的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的、非常精确的的办法。我们到工厂去，公司总裁站在身后，清点每一件东西。我被教会检查酿酒过程，还要亲口尝一点酒，试试它的味道，再把它吐掉。尽管这样，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对任何酒精制品都不感兴趣。
虽然我父亲从天性上讲是个非常保守的人，但他还是希望他的家人能够得到他们需要和想往的东西。他对新的、引进的技术和外国货总是很感兴趣。我们家还住在小铃谷村的时候，他就从国外买了一辆福特旅游车，在家乡办起了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他找了一个原来拉两轮人力车的车夫来当第一任司机，当时人力车在日本还很普遍。在儿时的记忆中，我们星期日要出去郊游，坐在一辆福特T型或者A型敞篷车上，沿着凸凹不平的狭窄道路，慢慢地颠簸向前开，母亲神气十足地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把她手里的阳伞庄重地举直，遮挡住阳光。后来父亲总是乘坐由他的司机驾驶的“别克”车。我们家里还有一台通用电器公司出产的洗衣机和一台西屋电器公司出产的电冰箱。
虽然我们家在某种程度上西化了，但是对我的生活第一次真正产生作用的外来影响却是我的叔叔敬三，他在国外住了四年，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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