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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伏尔加第四节同祖国的联系和睦邻的关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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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巴锡执政期间和卫拉特各部的联系日益频繁。渥巴锡多次派人赴西藏熬茶礼佛，并通过辉特部的巴达诺颜、杜尔伯特部的鄂勒登告知清政府：“土尔扈特部落准备回归祖国。”
渥巴锡和他的先祖在异乡身处逆境时，便自然产生重返故土的思想，和鄂尔勒克1643年就制订过重返准噶尔的计划。书库尔岱青，朋楚克也准备实施这个计划，阿玉奇两次蓄意出走中国。策凌敦多克、敦多克粤木巴、敦多克达什都有此意图，面对渥巴锡来说，重返祖国的思想更加迫切坚定。而这时祖国的卫拉特各部也确实需要一位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正确民族导向的卫拉特人民的领袖。
正是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和卫拉特各部落人民，绵延不已的交往和联系，才促成了东归祖国的伟大行动。
土尔扈特部落同睦邻的关系的形式可分两种：一是同俄国的关系，二是同邻国和邻部的关系。
四、同俄国的关系
和鄂尔勒克西迁后，沙俄政府在征服喀山阿斯特拉罕之后，进一步向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扩张其势力，刚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落，便成为其征服的对象。和鄂尔勒克率领的土尔扈特部落，不可避免地要和力图扩张的沙皇俄国有所接触。尽管伏尔加河下游一带的草原，正是诺盖人迁移后留下的弃地。１６３２年，俄国政府派了1名使者到土尔扈特部落活动。和鄂尔勒克很好地接待了这名来使，并派出使节到秋明予以回访，表示愿意和俄国和睦相处，但从来不曾有过一丝一毫臣属于俄国的想法（霍渥斯著，《蒙古史》，第１卷，第５６２页）。然而和鄂尔勒克善良的愿望，并不能改变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１６３４年、１６３５年，土尔扈特人不断遭到沙俄军队的袭击，并发生了争斗。为了休养生息，缓和部落人民西迁之苦，和鄂尔勒克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冷处理办法，但这并不能阻止沙俄的不断挑衅。和鄂尔勒克面对沙俄的扩张势力，不得不组织部落的两万多常备军骑兵严阵以待。因当时沙俄政府还不够强大，而土尔扈特部落的自卫常备军足以和沙俄政府军事力量相抗衡。１６３９年，和鄂尔勒克采取“阻截援兵，直攻城中的战略战术”，“一万多土尔扈特部落的自卫军骑兵进攻萨马拉城，使该城陷入了极大的危险之中（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９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和鄂尔勒克和沙俄当局发生的“第一次大的冲突”以沙俄当局的失败而告终。
１６４３年，由于沙俄当局力图对土尔扈特部落加以控制，用限制通商自由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贸易政策，来压迫土尔扈特人。俄国不准和鄂尔勒克和他儿子的兀鲁思来的１５０名商人去萨马拉城经商，双方关系急剧恶化。
１６４５年，和鄂尔勒克为争得土尔扈特部落自由通商的贸易权，进逼到阿斯特拉罕城下。不料，沙俄当局采取了正面迎敌，侧有伏兵，引诱和鄂尔勒克的自卫军188万多人进了沙俄军队的口袋阵中，不幸中了埋伏，和鄂尔勒克和他的几个儿子都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土尔扈特部落自卫军骑兵伤亡极为惨重，仅有15万多部落子弟突围出来。和鄂尔勒克伟大的抗俄行动，激励了后代子孙，认清了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真面目，成为西迁后百余年间，土尔扈特部落人民反抗沙俄斗争的旗帜。
书库尔岱青执政时期，他审时度势，在对俄关系上作了灵活的调整，制定了以谋取胜的策略方针。１６４５年，俄国利用土尔扈特部落战败之机，一方面煽动早已臣服俄国的巴什基尔人不断地袭击土尔扈特的牧地，一方面派出使节对土尔扈特部落进行外交活动，妄图用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来控制整个土尔扈特部落。俄国从乌发派出了库德里亚佛采夫使团来土尔扈特部落，迫使台吉们宣誓臣服俄国，并要求部落派兵去和俄国人一起攻打克里木。出于斗争策略，书库尔岱青没有接见使团，参加谈判的是书库尔岱青之弟伊勒登和罗卜藏；而在幕后指挥的却是书库尔岱青。土尔扈特的台吉们声称，“他们从来没有请求加入俄国国籍，为什么要进行臣服保证（《卡尔梅克档案》１６４５年，案卷二，第２２８页）。”并指出巴什基尔人侵袭土尔扈特部落的事实，使库德里亚佛采夫连想都不敢想沙皇训令中的要求。在土尔扈特台吉们强烈谴责和坚决抵制下，库德里亚佛采夫请求沙俄政府做了如下的重大让步：一、允许土尔扈特牧民在伏尔加河流域放牧；二、命令巴什基尔人停止侵扰土尔扈特部落。但是，俄国政府让步不过是骗人的花招，沙俄政府没有一次禁止巴什基尔人对土尔扈特人的抢劫和骚扰，从来也没有放弃要土尔扈特人臣服俄国的野心。
１６４９年７月，俄国政府在给书库尔岱青的信中要求：“土尔扈特人离开伏尔加河流域。那时和巴什基尔人的冲突就会停止（《卡尔梅克档案》1649年，案卷三，第５３—５９页）。”
同年９月，书库尔岱青会见了来土尔扈特部落活动的俄国使臣昂乌钦时表示：“土和水都是神的，土尔扈特人游牧的地方，原来是诺盖人放弃的地方，从来就不是巴什基尔人的领地（《卡尔梅克档案》１６４９年，案卷五，第２４—２５页）。”
尽管书库尔岱青抵制了俄国使团的无理要求，但俄国政府还是不止一次地给阿斯特拉罕地方当局发出指示：“禁止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放牧。”
１６５５年４月，沙俄政府却又允许土尔扈特部落沿伏尔加河流域放牧。俄国政府出尔反尔的原因，是俄国政府正与波兰、立陶宛王国争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在这一战争中，克里木汗国站在波兰方面，而地处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落的向背，便成为战争双方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双方都极力争取土尔扈特部落作为同盟。沙俄政府为了战胜对方，不得已以承认土尔扈特牧地为条件。另一方面，土尔扈特人从来就不听从沙俄政府不让放牧的禁令，经常越过规定的界线，去伏尔加河流域的其它城镇地带去游牧。土尔扈特部落已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这已无法改变，沙俄政府用武力已无法征服，只好承认事实。
但是承认土尔扈特部落的牧地却是有条件的。自１６５５至１６６１年，土尔扈特部落首领一共同俄国举行了５次谈判，双方交涉的焦点，主要在于土尔扈特部落牧区的确定和俄国人、巴什基尔人停止骚扰土尔扈特部落的问题，而沙皇方面则要求土尔扈特人臣服，每次谈判都以沙皇政府要履行约定和土尔扈特部落首领对沙皇履行“保证”而告结束。
第一次保证是在１６５５年，“书库尔岱青等土尔扈特汗国首领保证对沙皇坚守信义，不诡诈，不向沙皇的违抗者和叛逆者通风报信。并承诺土尔扈特部落派军队为俄国服军役的义务。”但由于汗国首领们的抵制，俄国要求汗国出兵攻打克里木和波兰的计划未能实施。
第二次保证是在１６５６年３月。虽然形式上首领们作了保证，但未收到实际效果，因为不久汗王接待了俄国的敌人波斯国王的代表，因此俄国政府要求部落首领们作第三次保证。
第三次保证是在１６５７年３月，并且还手签了保证书，规定土尔扈特汗国不得与土耳其苏丹和克里木汗来往，以此限制土尔扈特人对外关系的自由（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１１８—１１９页，莫斯科，１９６７年版）。虽然俄国政府通过了３次保证，但当时俄国政府要求汗国派兵攻打克里木汗国的协议，始终未能履行。因此１６６１年初俄国政府再次遣使来部落进行第四次谈判。
第四次保证是在１６６１年６月，共同保证反对克里木汗国。书库尔岱青答应出兵远征克里木汗国，并将克里木战俘送莫斯科和俄国的其它城市，战利品（包含马匹）全部由土尔扈特汗国支配（同上书，第１２１页）。但是不久，俄国政府发现汗国的首领没有把获得的战俘交给俄国政府。
１６６１年冬天又进行第五次保证，朋楚克代表全体台吉还签了保证书：“保证对沙皇永世顺从，不耍任何阴谋诡计。”而俄国政府也要履行不骚扰土尔扈特汗国的保证书（同上书，第１２１—１２２页）。
通过外交上的多次谈判，土尔扈特部落面对俄国政府强大的压力，虽然表面上表示和解，但是汗国首领只不过把保证当做一种策略和手段，是为争得部落牧民的游牧地与生存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实际上每次保证之后，汗国首领们依旧我行我素，并不受诺言的束缚，也从未履行保证书。因为沙皇政府也从未履行过停止骚扰土尔扈特部落牧民的诺言。书库尔岱青以灵活的两手策略来对付沙皇政府两面手法，争得了俄国对土尔扈特汗国在伏尔加河中下游游牧区域的承认，为他的继承者奠定了汗国疆域的基本格局。书库尔岱青不愧为有才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为土尔扈特部落对抗俄国制定的两手策略奠定了政治基础和外交基础。
１６６１年，书库尔岱青传位给温敦持重的四儿子朋楚克。朋楚克即位后，对俄国政府抱有深深的敌意，却唯恐被俄国人所征服，因而对俄国政府关系的处理，比较审慎和戒备，并时而与俄国的扩张政策针锋相对，予以抵制。“但是他奉行的是比较温和的对俄政策 （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６７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客观上为土尔扈特汗国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１６６１年冬，书库尔岱青和朋楚克参加了反对俄国政府的巴什基尔人的起义。用以反对俄国人的高压政策。
１６６４年，朋楚克派人告知俄国政府，克里木汗国又将举行反俄行动，并答应土尔扈特汗国出兵支持俄国的军事行动，其目的是为了缓和同俄国日益紧张的外交关系。俄国政府得寸进尺，让土尔扈特朋楚克，参加镇压斯杰潘·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１６６８年，朋楚克拒绝派兵支援俄国希尔科夫军，拒绝去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行动引起了俄国政府的极大不满。同年底，朋楚克又不得不在俄国高压政策下，参加了包围被起义的哥萨克所占领的叶克（乌拉尔斯克）城的战斗。由于在叶克城立下了汗马功劳，莫斯科谕令督军们厚待土尔扈特人，并以沙皇的恩典来鼓舞他们。朋楚克曾娶卡斯普拉特·切尔卡斯基王公的妹妹为妻（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1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１６６１年，朋楚克刚即位，就把曾反对过他的札尔巴堂弟击败后交给俄国政府，表面上是札尔巴反对汗国向俄国保证，实质上朋楚克是为了巩固政权翦除敌手，却遭到有病退位的父亲书库尔岱青的坚决反对和极大愤怒，强烈要求尽快释放札尔巴，“否则他将重新带病即位，去攻打阿斯特拉罕军政长官，以武力解救自己的侄儿（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６７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由于其父的强烈要求，使朋楚克不得不要回了自己的堂弟札尔巴。朋楚克即位当年发生的这件事，也使他认识到，只有坚持先辈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灵活的对俄两面政策，才符合土尔扈特部落客观实际，才能赢得部落发展的相对稳定的环境。朋楚克卒于１６７０年，他在位10年间奉行了比较稳健的对俄两面政策。
１６７０年阿玉奇即位执政，他在对俄关系中继承了其先辈制定的两面政策。阿玉奇执政时期不同于先辈的是，由于俄国政府对汗国的控制逐渐加强，因而使阿玉奇反控制的斗争事件更加频繁、尖锐，策略更加灵活、巧妙。
阿玉奇执政时期正是俄国彼得一世在位期间，他对外谋求霸权，频频发动了对黑海和波罗的海控制权之战，以争夺俄国的出海口。他向土耳其、瑞典、波兰等国兵戎相见，侵略别国。对内实行中央集权，巩固贵族统治，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疯狂掠夺弱小的民族地区。他妄图以高压手段控制土尔扈特汗国，以保持南部地区的稳定，进而利用汗国强悍的骑兵为其服务。而对汗国来说，虽然较过去发展壮大，但毕竟远离故土，缺少足够的后援，时而受到周围部族的侵扰，尤其俄国政府的高压控制，无时不对汗国造成威胁。为了维护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也必须在不损害汗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与俄国建立联系，并与之进行频繁的交涉和尖锐复杂的外交斗争。这斗争是以５次保证的形式出现的。
１６７３年２月２７日，阿玉奇在夏尔科克河畔进行了第一次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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